有人将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有人将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不对。这一逻辑起点，如果从“五四”运动开始，应该向前推进三十一年；如果从“戊戌变法”开始，应该向前推进十年，即推进到1888年。

1888这一年，值得历史大书特书。这年7月27日，慈禧发布同意光绪第二年（即1889年）大婚并亲政的懿旨。而同年阴历十月初八日，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此外，还有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正式上任，台湾省正式建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军队……在这所有一切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光绪亲政与康有为上书，由此引发了后来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系统方案，即以日本为榜样，从根本处着眼进行变法，全面改造中国的一切政事制度，包括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等，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

在此之前的洋务运动，却是在不触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前提下，试图仅仅通过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科技器物，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作法显然游离了现代化的本质。因为现代化不是科技现代化，而是政事现代化。而且，历时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却经不起两场战争（中法战争与中日战争），特别是中日战争的检验，其成果被这两场战争打得灰飞烟灭。

“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康有为率先于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帝，要求对传统体制进行变革。1888这一年，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元年。正因为如此，所以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表示：“20世纪新中国史，必自康有为写起。”

1888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四个时代：即1888-1919、1919-1949、1949-1978、1978-2008，可以分别命名为“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

对后面三个时代的命名，相信不会引发什么争议。会引发争议的，可能是对第一个时代的命名。这一时代的命名，能有资格与梁启超进行竞争的，还有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

先说孙中山。虽然他发起了一系列起义，引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并担任了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但是，在袁世凯与梁启超联合之下，他却被排挤与边缘化，以致要不断地发起“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北伐战争”，试图挣回自己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一时代是不属于他的。他的时代，后来通过其遗属执行人之蒋介石体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蒋介石时代即孙中山时代。

对袁世凯而言，虽然他逼退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并担任了第一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留下了持续十多年的北洋政权。但是，他的影响却只限于政治方面，也不能体现这一时代。

至于康有为，虽然梁启超是他的徒弟。但是梁启超的名气，很快就超越了他。因此，更不能代表这一时代。

只有梁启超，才能代表这一时代。他不仅参与了“戊戌变法”、“清季革命”、“立宪运动”、“护国战争”、“五四运动”、“国民运动”等政治活动，而且还首先倡导“新民”、“新文体”、“史学革命”、“小说革命”、“诗界革命”等思想运动，将各种“主义”与“学说”引入中国，成为几代青年的启蒙导师。

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说，从1860年起，“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这一评价也适用于梁自己，从1888年起，“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梁启超有关系”。

对此，比梁启超小一辈的梁漱溟说：“当梁任公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所以，用“梁启超时代”来命名这一时代，完全没有夸大。

“梁启超时代”与“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最大不同在于，变革动力来自民间，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极峰”，来自官府。

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最高执政者，而梁启超虽然先后出任过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却不是最高执政者。在大多数时候，梁启超都是以一介布衣，指点江山、塑造历史的。

民间成为变革之动力，正是“梁启超时代”之特质。无论是“戊戌变法”、“清季革命”、“立宪运动”，还是“五四运动”、“国民运动”，都是由民间发起的。从其起点之“戊戌变法”，到终点之“五四运动”，都体现出这一特质。

不仅如此，这个时代还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不仅让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思想，首次系统传入这个古老帝国，落地生根，而且还让这个遭受了近八十年侵辱的古老帝国，首次以战胜国身份跻身国际和会，争权国际之平等权利。

不过，由于“梁启超时代”至今依然被遮蔽着，所以本书的目的就是拔除乌云，将“梁启超时代”一一呈现出来。总的说来，这个时代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为界，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年代，即“变革年代”与“立国年代”。

本文为笔者所著《梁启超时代》之《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