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也是一笔财富，打右派也是一种恩宠。邓小平如果他没有一再被打倒的经历，他会产生改革开放的思想与冲动吗？今天在中国对于政治改革最执着的人群之一就是官方所称的“前右派人员”。这些人发表了许多文章，追寻历史真相，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呼唤民主自由法治宪政人权，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克尽绵力。山东大学在历史上就有“人权围墙”的优良传统，有待于继承发扬光大。
国内的顶尖级的重点大学校长近年来都在议论怎样办好大学的问题。他们想的当然是期以日月建立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学，甚至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主张：“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由此我引申出一个想法，就是还要构建大学的“人权围墙”。
先说所谓“围墙”。“围墙”的作用一是阻止墙外有害的侵入物，二是保护墙内人员财产的安全。大学在本质上应当是开放的，不应当自我封闭，即使是“物理的围墙”也未必是必须的建筑。我记得解放前的武汉大学就没有围墙，只有一堵孤零零的牌坊，在珞珈山的路口，上书“武汉大学”四个字，这个牌坊现在还在。我到美国探亲，看到的大学也没有围墙，只有一个象征性的大门。
因此，我们说构建大学的围墙，无论“精神围墙”，还是“人权围墙”，都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产生的某种无可奈何的设想。既然整个社会不可能具备某些理想的充分的办好大学的条件，那么，是否可以在“围墙”内做一点尝试呢？像深圳，办成特区，算是“改革开放的城市大围墙”，大学，在某个条件具备的大学内，也办成某种类似的特区，做一点改革的先行试验，算是“小围墙”。
我所谓“人权围墙”者，就是在大学校园内可不可以实行更开放更充分更进步的人权实践呢？我在这里讲的人权，主要是指自由权，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权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每部宪法庄重赋予却没有得到充分实施的权利。
二百年来世界上办好现代大学的经验都证明，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生命线。1810年由威廉·洪堡创立的柏林洪堡大学之所以成为现代大学之父，就是因为他们在“围墙”内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所以他们既出现了光照百年的哲学家群体，又使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
二十世纪世界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没有在美国打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有了领先世界的民主制度，保障了美国的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享有最广泛的自由。在美国，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一切为发展科学发展文化所必需的自由，都成了学者、教师、作家、记者等等知识分子可以充分享有的权利。这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主要集中在美国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之后，已经明确认识到自由民主是最可取的价值观。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中国的现代大学，最为知识人赞不绝口的是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期，采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100年来，特别是60年来，经过实践检验，所有真正有志于办好大学的人士，都承认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办好大学的不二法门。
蔡元培早在1919年就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1919年6月15日，《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这是中国大学实现大学精神的基本条件，缺乏这三个条件，中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将永远只是梦想，或者说这是中国至今没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没有一所大学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没有出现大师级的科学家？原因就在此。至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更是乏善可陈。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最说，60年来，这方面中国“没有任何原始性的贡献可以供后人参考”，是一针见血的针砭。
以我们山东大学为例，从解放以来，第一位主政的校长兼党委书记华岗，虽然他在办学上因为具有民主作风，倡导学术自由，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受到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但是却不容于当道。在他之后，反胡风、肃反、反右这些运动，山大都是重灾区，像吕荧、陆侃如、束星北、郑介农、王馥宇……等等几百个教师学生都成了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在山大被肆意践踏，如写了一篇《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中文系大四学生郑介农，不但打了右派，随后还被枪杀于监狱。华岗死于监狱，吕荧死于劳改农场。至于校长书记都自身难保，又哪能保护教师学生！
现在，执政党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执政方针，应当说是能够兼容上述现代办学思想，包容民主、自由、人权思想。
2009年4月 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它开宗明义表示：“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理想，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该计划明确申明：“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早已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
遗憾的是，中国宪法中保障人权的条款以及诸如《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和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这些庄严的文件和承诺，全是为了说给外国人听的。
被称为“人权校长”的徐显明先生你从中央政法大学校长任上调来山东大学主政，第一次所作的“施政演说”就颇得人心，因为听到叫好声，我马上上网阅读，感到确有一番新气象。半年前又听说徐校长作了一个很有特色很有气魄的“开学演说”，于是我读后忽发奇想，徐显明先生可否把山大当成自己的“人权思想”试验田，在山大构建“人权围墙”， 从理论到实践，在宪法的框架内，逐步扩大人权的实施范围，使山大成为中国大学人权实施的先行者。
因为徐显明先生你是中国著名的法学家，被称为“人权校长”，我马上到图书馆借阅徐显明的有关人权的著作。徐显明先生的关于人权问题的确有许多非常精辟的观点，而且因此被大学教材反复引述。
例如，徐先生你说：“人类社会组织国家，创设政府，并非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副权力的枷锁，而是为了更自由、更安全、更健康、更有尊严地生活，因而政府唯一正当的、合乎道德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民的权利，即保护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然而，权力具有无限扩张的本性和它自身所拥有的超过任何个别公民或公众团体的强制性力量，如果对国家职能机构的权限不加以严格的限定，就极易造成权力的滥用，使其触角伸向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企图控制人们的思想和内心生活，把人变为集权国家、专制政府任意宰割、奴役的对象。”他还说：“人权所要防范和警惕的主要是来自国家和政府的侵害。”这个话，我就是从南京大学法学院编写的大学教材《人权法学》中读到的（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说得多么切中肯綮，多么入木三分，富有现实针对性。
因此我设想，徐显明先生，你不但在理论上成为“人权校长”，而且也有条件在实践上成为“人权校长”，把山东大学办成你的人权学说“试验田”。
现在，人权的一般理论已经被广泛认同，问题是在中国如何实现人权的普世标准、普世价值。我个人认为，即使构建大学的“人权围墙”，也不可能期望一步到位实现人权的普世标准。这需要制定一个路线图，一个时间表，有步骤有计划地实现人权的低标准和高标准。
在大学，中心就是学术自由，实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绝对不要像北大的钱理群、焦国标、贺卫方等等教师，因为触犯了言禁而受到这样那样的放逐事件，也不要出现像我们山大的孙文广和本人（李昌玉）因为触犯了言禁而受到抄家、监控、挨打等等事件。大学的尊严，大学教师的尊严，就是享有最广泛的思想自由，最神圣的独立人格。任何对思想自由、人格尊严肆意侵犯、肆意亵渎的事件都要禁绝。
孙文广教授，在文革期间，因为“反革命”罪，坐监7年半，所以为了促进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他不断地建言献策，在海外网站发表时政批评，因此不容于当道，不断地受到炒家、监控，乃至被黑社会打断了4根肋骨，至今没有破案。
我本人，1957年作为山东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被打右派。近年来，也是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反思历史，评论时政，我还作为发起者之一，要求中共中央彻底否定反右大冤案，补发工资，赔偿精神与物质的损失，公开向右派道歉，从此我就进入了中国政治黑名单的行列，受到炒家，查抄了个人自费印刷的个人文集以及电脑、护照等物。在国庆六十周年的时候，派遣了三名便衣给我站岗，后来我给附中的总支书记赵平文同志反映了此事，旋即撤岗。这几天，又逢“两会”召开，又给我站岗了，24小时不间断地有人看管我。在堂堂的大学，动辄对异议教师采取侵犯人权的行动，实在是中国大学的悲哀！这是山东大学的耻辱，也是被称为“人权校长”徐显明先生你的耻辱！
我是附中的退休教师。我已经76岁，是一名肺癌患者，半年前丧偶，孤身一人（两个儿子在外），怕我什么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2009年《炎黄春秋》第8期上发表了著名的法学家、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郭道晖的文章《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这是国内正式刊物第一次对反右运动发声。郭文对反右持彻底否定的观点。郭道晖论述道：
“那种狂风暴雨的反右大批判，则是在执政党的指使下群众性的诽谤运动(文革中更如此)，从民事权利上说，是对公民名誉权的严重侵犯，应当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被害人的物质与精神损失。
至于作为策动和主持反右的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应当承担国家责任。对受害人进行政治道歉和国家赔偿。
可是迄今，执政党对绝大多数‘右派’只采取了所谓‘改正’措施(这不失为一个承担政治责任的、得人心的重大举措)，而没有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向被错划的公民、党员正式道歉和赔偿。这是同作为法治国家的政府和作为要‘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所应担当的政治责任和应当具备的政德不相符的。”
关于郭道晖在法学界的权威地位，就不需要我饶舌了。郭文从法理、伦理、事理、情理方面对反右运动的违宪、违法、违理作了非常深刻透彻的论述。我们所说的观点和郭道晖没有任何不同。因此，我们作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与幸存者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求没有任何逆情悖理违宪违法的地方。中共中央不但不表示态度，而且暗中对我们列入敌对势力进行打压，但是这种打压于理无依，于法无据，所以又不敢明目张胆地逮捕、法办。对我的这种“站岗”就是这种心虚胆怯却又要恫吓威胁的表现。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连这么一点自信他信都没有，实在是可笑之至！
这些站岗的便衣，并没有对我直接造成人身伤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他们在形式上的确没有侵犯我的人身自由。我可以随意走动出入。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他们没有进入我的住宅，所以也没有违反这一条。但是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他们这种监控难道不是侵犯我的人格尊严吗？对我不是一种肆意的侮辱吗？因而是否侵犯了我的人身自由呢？
正因为这种被鲁迅称为“黑暗的动物”式的“站岗”，这种不予宣布明说的黑社会式的监控，是侵犯人权、见不得阳光的勾当，所以每位轮岗的保安人员，见了我都感到羞涩惭愧，一再表示“请理解”，“请谅解”，是奉命不得不做，是为了保饭碗，“请老教授多多原解”。他们认为没有想到现在还有这种事，这太低级下流了，简直不可思议，还有些话恕我不说了，免得给他们惹是生非。据我询问，他们都是50岁至60岁之间的下岗工人，没有亲身见过以往运动中的“牛棚”，更没有直接接触过“右派”，现在竟然做这种自称“见不得人”的事，感到羞愧。让这么多的下岗工人来做这种侵犯人权的勾当，然后再经过他们广为传播，实际上是叫更多的人了解共产党的下作！一位不明究竟的老师问：“为什么给你站岗？”我说：“因为我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这位老师说：“这说明你是真右派。还改造什么？不要改造了。就这样挺好的。”
现在，在徐校长你治下的山东大学发生的这种违宪违法事情，不知你是否耳闻？
其实，建立“人权围墙”保护教师和学生，正是山东大学的好传统。徐显明校长你不是大力提倡继承山大的传统吗？不知你是否听说过历史上的这个山大“人权围墙“佳话。这个故事发生在1947年的青岛，主政山大的校长是赵太侔(1889-1968)，他于1932年-1936年及1946年-1949年任校长。赵太侔接到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密电，命令他“查处副教授徐中玉等有共匪嫌疑一案”。他先是把密电给徐中玉看，并压着不给回电，想拖着不办。等到朱家骅再次来电催办的时候，他回电如下：
“南京教育部部长朱钧鉴：密。奉钧部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训字第40891号代电，饬将本校副教授徐中玉、讲师吴瑰卿及助教罗庚良解聘等因：查吴瑰卿三十五年度聘约届满后，本年度未再续聘，罗庚良已于上学年不辞职而他往；徐中玉于部来电前已续应本校之聘，该员在抗战期间，以写作争取文艺界之地位，立论稍激，系近来一般作家之态度，徐亦未能例外。惟在本校任职一年期间，尚未发现有何显著之活动。汇给罗庚良之款，内有47万元系罗向本校预借之薪津。至于徐曾加入文协，文协委托其在青（岛）筹组分会，则确系事实。本校奉电后，因聘约关系，以讽使其自动辞职。现徐已来函，本学期因病告假，下学期辞职，业予照准。该员等均已离去。理应电请鉴核备案。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校印）。”
电文编号为“36教字2419号”，日期是1947年10月8日。
以上档案是本校史若平先生到南京第二档案馆查阅抄录的，见《草地集》462页。
徐中玉随后拿了赵校长批给的半年工资离开了青岛，去到上海，解放后任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与上海作家协会，是上海的名流学者。2004年，我在友人陪同下，慕名往访了徐先生，谈及此事，他还记忆犹新。对于赵太侔校长不顾个人受到打击，竭尽全力保护参与民主运动的教师学生，他十分赞佩与尊敬，对于赵太侔校长在文革中在青岛不幸投海自沉感到莫大的悲痛。
光阴荏苒，日月不居。回想我自己，1949年10月1日在上海新建中学参加了全市百万人的开国庆典，4日我递交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申请书，11月4日在国际电影院宣誓入团。那天还看了苏联电影《以身许国》，又叫马特罗索夫、普通一兵，是苏联伟国战争中一个战士以身堵枪眼的英雄故事。我们看了电影感到热血沸腾，立下向马特罗索夫学习的志愿。14个月之后，“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我立刻报名参军，成了一名16岁的少年军人。但是，后来我从共和国之子变成了共和国之敌。现在，我自己垂垂老矣。我的同桌，并且是一同参军的郑文尧，正在依靠氧气维持生命，等待我去相聚，因此我提前10天购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可是我却被看管了起来。因此我想来想去，只好向你，本校的最高领导报告，请你下令解除对我的“站岗”，使我顺利出发。
对于“人权校长”徐显明先生，我是否可以期望得到你的某种庇护呢？在我们山大是否可以创造出一个较好的人权环境，使山大成为人权先进的大学呢？
这封信之所以写成公开信，也要发表在海外网站上，不是要使你难堪，而是助你一臂之力，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苦衷。建“人权围墙”需要群众舆论，七嘴八舌，沸沸扬扬。建言献策首先是要说你未必喜欢听的话。
（2009年10月3日草成，2010年3月7日凌晨4时定稿）
“后记：4日上午10时30分，接山东大学公安处李副处长电话告：他们届时将派车送我到火车站。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