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

人人都知道失去自由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究竟有多痛苦，就不一定了。对一般的人来说，妈妈不许你出去玩儿；老板强迫你工作，也是失去了自由，也会很痛苦，也会找妈妈和老板的麻烦。但是有了这种痛苦的经验，并不一定就能理解更严重的失去自由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记者们和好心人们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监狱中的伙食怎么样？是不是挨打了等等。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和真正的问题，是失去了自由。那才是真正的痛苦。

我在监狱中的十八年当中，有三年的时间是被严格的执行单独监禁。其他时间虽然也是单独监禁，但没有那三年严格，还可以和警察、难友们聊天。在完全单独监禁的三年里，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放过一次风。这一年多就只能的一个很小的小房间里呆着。不准许任何人和我说话，门永远是关着，饭从铁门下边的小洞里送进来。连窗户外边的小小的院子，也不许人进入。在这种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人开始慢慢的失去了耐心。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被折磨的感觉从你的内部生长出来。既不是疼也不是痒，但非常痛苦，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失去了理智。更严重的就疯了，成为精神病患者。有很多政治犯就是这样被逼疯了，包括共产党内部的政治犯。

在那一段时间，没有人会在意伙食怎么样，会不会挨打。甚至很多人都会自找挨打，挨了打你会觉得很舒畅。因为压抑在内心里的痛苦会发泄出来，会给人一种解放了的感觉。那段时间我也会故意闹事，用脚踢门，大喊大叫吸引看守我的人和我吵架打架。趁机发泄一下压抑苦闷的内心的压力。可惜这个方法只成功了一次。当时舒畅的感觉超过了我的预料，轻松舒畅了好几天。但第二次就不行了，人家发现了我的阴谋。不管我怎样踢门大喊大叫，就是不理睬我。后来一个好心的看守告诉我，上边有命令，不管你怎么吵闹都不许理睬你了。所以你也就别费事了。看来这个办法不灵了，我就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我手头有几本中学的俄语课本，每天就大声的朗读俄语，借以发泄心中的郁闷。整个监狱里都可以听见我每天读俄语的声音。其实我只是在发泄，并不是读俄语。很多年后有一个当时在同一个监狱的犯人遇到我时对我说：你的英语要是像俄语那么好就有用了。我很莫名其妙的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的俄语很好呢？他说，那时候每天听你大声念俄语，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学英语学俄语。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因为我其实连俄语也没学。他们住在大号里，自由比我们多那么一点点，就已经不能理解失去更多自由的痛苦了。

过了很久。有一天警察突然叫我出去打羽毛球。开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打了一会儿没发现什么异常，就痛痛快快的玩儿了一下午。那感觉好的超过了和看守打架。过了几天我就问警察什么时候可以打羽毛球。警察说什么打羽毛球，你做什么梦呢。十几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只让我打了一次羽毛球。放出来以后有记者问我说；监狱里的待遇不错吧，我们都看过你打羽毛球的录像。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只打了一次羽毛球。那是为了录像欺骗国际社会的。录完了也就完了，再想打球当然就是警察说的做梦了。

由于有这样的切身体验，所以我更加认为自由是人最重要的生存条件。更进一步我想到，人类社会几千年来都在寻找更好的社会制度。什么是更好的社会制度呢，就是能更多地的保障每一个人自由的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更多保障自由的制度就是更好的制度。

那些专制制度可能比民主有更好的社会秩序，但那个秩序是以大量牺牲个人自由为前提的。

那不是好制度，因为人们在那种制度下失去了太多的自由，严重缺少生存的必需条件。人们生活得很难受，人们就要反抗，就要造反。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秩序很好，老百姓看上去都老老实实的，妓女和毒品几乎被消灭了。

西方的一些糊涂的学者就以为毛泽东创造了最合乎他们标准的好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错了。就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创造了理想的社会制度的时候，41年前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原因，就是共产党十几年的专制统治，剥夺了中国人太多的自由。在社会上积累了很多要反抗、要造反的情绪。

当人们自己生活在自由的社会中的时候，不会感觉到自由的重要。以为中国人没有自由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当中国人起来反抗共产党的时候，他们不能理解人民为什么要破坏良好的秩序。为什么要搞外人很难理解的文化革命。

按照正常的理解，文化的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能对文化的变迁起什么作用呢？

毛泽东号召造反，许多老百姓趁机造了共产党官僚的反，这就说明那不是一个文化的革命。

一方面是毛泽东借助共产党都能同意的文化革命作为借口，反动了一场打击他的政治对手的政变。另一方面。老百姓借机会发泄他们积压了多年的不满和郁闷的心理压力。然而最终文革把无产阶级专政用到了极致，把这些反抗活动都镇压下去了。

在这两点上，邓小平及以后的中国共产党政府，既怕人民造反，又怕人们说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就不让人们说文革这个问题。

文革造反的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大家都以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造反，就获得了合法性。结果因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就相当于是在皇帝面前跪着造反。皇帝想要收拾你的时候，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共产党特别害怕老百姓总结了这个经验以后，下次就不打着你的旗号造反了。所以就不让老百姓总结这个经验教训，不准许讨论文革。

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下，老百姓不能参与媒体舆论。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刚好是给老百姓保留了那么一点点自由。当然可以有胡说八道，就象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有胡说八道一样。

邓小平之所以要在文革后取消四大自由，主要是因为民主墙也是老百姓利用四大自由，去批评政府，引起了他们的恐惧。所以邓小平就用文化大革命作为理由，威胁和说服了共产党内的人支持他消灭了民主墙。文革和民主墙时期的四大自由，恰恰让邓小平看到了言论自由的威力。邓小平就是利用民主墙的声势，把华国峰的凡是派打败了。民间的力量，已经可以干预到中央的权利斗争了，而且相当有力量。所以，他上台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民主墙给消灭了。

这是他们总结了文革和民主墙的经验教训以后，对老百姓趁机造反感到非常恐怖了。

邓小平感到，他继续执政，虽然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号，但并不需要民主。他非常清醒地看到，他还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对付老百姓。他不愿意人们去批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文革的残酷，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人们之间互相斗争造成的。两派组织之间的打斗，实际上毛泽东和他们一伙人挑拨煽动造成的，正是毛泽东玩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

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是一个规律。共产党的这种独裁专制的政治，同时又带有一定的宗教性，很狂热，不讲理。所以它比古代的专制政权，表现得更加残忍。在这么残忍的情况下，人们就变得特别不能承认错误，而且报复心也特别强。我听说现在也是这样，整人也跟文革时期差不多。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你整掉，不然的话，你可能把我整掉，而且可能是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情况就造成了政治的残酷性。

这里我要谈谈宗教，不是指的西方现代的与政治分离的宗教。而是中世纪那种政教合一的宗教。文革时的许多行为，就跟宗教的仪式差不多。天天听、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跟祈祷的形式是一样的。向党交心，向领导交心，就是模仿宗教的忏悔。

这种做法，一方面是毛泽东的一种想法；一方面可能跟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的思想，有很大关系。当时人们总结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认为是中国的文化不行，所以不能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所以先要把中国的文化摧毁。然后在一张白纸上好画画。这是五四运动中最左的那一派的意识形态。就是后来变成共产党的那一派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文革的许多做法，也是五四时期的一种期望。它在文革的时候发展到了极致。要摧毁所有的中国文化。还要摧毁那些不利于建设共产主义专制的所有的西方文化。所以整个中国就变成文化沙漠了。这也是大家的直接的感觉。

经过了文革和民主墙，邓小平看到了用共产主义理想去统治人们的头脑失败了。那么，什么东西最容易把人们的思想软化下去，不让他们反抗呢？那就是马克思说的精神鸦片。所以他用另外一个极端的东西，比如说向钱看这类物质欲望；妓女、毒品等等，麻痹人们的反抗意志，消灭人们反抗的动力。继续维持一党专制的统治，而不真正给人民以自由民主。

现在的一些西方企业家和学者也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在美国和在中国感觉有同样的自由。

不错，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中国作为有特权的共产党的朋友，自然会享有和共产党一样的自由。

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有意的忽略了：他们和共产党的特权阶级享有的比在美国更多的自由，是以牺牲大多数中国人的自由为前提的。那些被牺牲的大多数，当然会反抗这种压迫，当然会制造不稳定，当然会造反。而共产党要维持它的专制制度，也当然要敌视更符合人类生存的民主国家。这是现代国际关系的根本结构。几千年来，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转变的时代，也都是这种结构。

有些美国政治家说，我们可以放弃意识形态的不同来发展和睦的国际关系。我相信他们的良好愿望，但共产党不相信。共产党认为你的存在就是对他们的威胁。因为民主所保障的自由太有吸引力了，民主制度的存在每天都在证明着专制的失败。每天都在产生着颠覆专制的榜样作用，他们怎么会相信你说的是实话呢。为什么美国在处理和中国有关的事务上经常犯错误，就是因为很多美国人不懂得：缺少自由是逼迫人们造反的根本原因。

你不能说服中国人满足于缺少自由的生活，你就不能说服共产党相信你的良好愿望。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之争的根本原因。不是谁愿意或者不愿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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