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营出版社和“党的喉舌”垄断思想舆论，中共以“防乱”压制新闻和出版自由
中共执政向来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所谓邓小平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也是强调经济上的控制权和思想文化上的控制权“不能放”，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担心制定新闻法和出版法后不容易管，就趁“六四”后整顿报纸及出版业之机断送了这两部法的起草和立法，严密控制新闻及出版业，要求其“听话”而不是给予其“自由”。
“六四”之前的1987年，中共以防止精神污染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对全国报刊进行整顿，1988年新创办的报纸大大减少。1987年报刊整顿时，全国正式公开发行的报纸有1700多种，经过压缩并重新登记，到1988年底，由新闻出版署注册的报纸共1537种，至少减少了100多种。从1978年至1987年报刊整顿以前，大约每年有180种报纸创刊，以这个发展速度繁荣文化，传播新闻，却被官方认为“不符合我国国情”，理由是所谓“新闻干部严重缺乏和新闻纸供应紧张”。1988年经新闻出版署仅批准新创办的报纸50种，并批准了35种报纸由内部发行转为正式公开发行，一共新增加88种报纸，其中官方机关报及经济类多，思想文化性的报纸几乎没有。而且这些报纸全部都是吃财政饭的官方报纸，依靠拨款度日。
中共把新闻出版文化事业视为“思想战线”、“革命阵地”，一直由党牢牢控制，早在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闻总署(1952年撤销，报纸归党委宣传部门管理)后，1950年就制定了《全国报纸杂志登记办法(草案)》，又完成了报纸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和公私合营的报纸已经没有。从所有制上，报纸已经全部归国家来办，都属国有，都是“党的喉舌”。党对于“喉舌”一是当“传声筒”，二是“洗脑工具”，并非把报纸看作“新闻纸”，1950年，中共当时仅有在全国登记的报纸382种，10年后的1960年因为各种政治运动，全国报纸只有396种，仅比1950年增加了14种。到1970年，全国报纸仅剩42种，多是机关报或机关报性质的报纸，文章都是“毛语录”和大批判之类，千篇一律。到“文革”结束，1978年全国报纸种数仅为186种，经过经济搞活和市场开放后，到1996年种数已达2163种，但这对于当时12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依然是少而又少，而且其间发生的“六四”使新闻出版事业严重倒退。1989年江泽民上台后，思想宣传舆论阵地万马齐喑，风声鹤唳，从1989年7月开始，所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黄”活动实际是打击政治异己和思想多元。1989年10月份开始，中宣部及新闻出版署又对全国书、报、刊出版单位进行了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所谓“经过压缩整顿，原来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少数出版单位被撤消了，原来比较模糊摇摆的出版单位端正了政治方向，出现了新面貌，原来领导班子和队伍比较弱的单位得到了加强。同时，还新批准创办了几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艺刊物，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
1990年，宣传部会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报纸、期刊、出版社进行了清理整顿，停办了数百种报刊，撤消、停办、合并了几十家出版社，如在知识界影响巨大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停办，上海引领全国思想文化风向标的读书刊物《书林》停办，中国新闻出版社、中外文化交流出版公司、中国卓越出版社、展望出版社、海南人民出版社等约有三十多家出版社先后被停办、合并或撤消，中国华侨出版公司被整顿后改为中国华侨出版社苟且偷生、一蹶不振。
1989年10月，全国500多家出版社被整顿后至少有30多家出版社不复存在。中共对出版社的具体清理整顿是这样的：
第一是有下列情况的出版社应予撤消登记：
1、长期或突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影响恶劣的出版社；有其他严重政治错误的出版社。
2、出版淫秽色情图书情节严重的出版社。
3、出版宣扬凶杀暴力、封建迷信的图书或格调低劣、内容污浊、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图书情节严重的出版社。
4、违反出版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出版社，特别是有买卖书号行为的出版社。
第二是有下列情况的出版社应予停办或合并：
1、没有健全的领导班子、合格的编辑人员和必要的办社条件的出版社，应停办。
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原则上各保留一家出版社，其余的停办。
3、布局不合理、业务重复交叉的出版社应予停办或合并。
4、不具备办社条件或指导思想不端正的大学出版社，应予以停办。
5、为扩大出书范围，在正式社名之外又增设的“副牌”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的副牌是“东方出版社”），除业务必须，并经有关部门批准者外，应停办。
6、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所属期刊社办的出版社，应停办。
7、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社办的出版社，应停办。
8、出版社设在各地的分社、编辑分部或变相分社、编辑分部，一律撤消。
9、主管部门长期放任不管，或实际上没有主管部门，由部分人所办的“同人出版社”，应停办。
1989年12月8月，在政治局要员批示及中宣部具体操盘下，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出版社重新登记注册的通知》，对全国500多家出版社进行了审核，特别强调政治审查，不过关即关门，比如其中有一部分出版社在办社方针、指导思想上有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或有其他政治类图书，被指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或有淫秽、鼓吹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违反宗教政策的、宣扬迷信的等一批图书的出版社都被查处。到1990年底，经过压缩、整顿，全国共有502家出版社获准重新注册登记，出版社总数比整顿前减少8%。
此后到九十年代，中宣部及新闻出版署对新闻出版业压制时时收紧，时时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丝毫不顾当时出版难、出版业不繁荣的严峻局面，完全抛弃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当年“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的主张，以及对以“民主、科学”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不仅中共对思想文化出版限制，就是对科学学术图书出版也一样压制，比如中国科学院前院长、科学家卢嘉锡还曾此抱怨出书难，成为“绞干脑汁泪纷纷，出版无钱欲断魂，借问尊著何处卖，秀才遥指自家门”。
随后新闻出版业发展并不快，1993年底，全国共有公开发行的报纸2040种，期刊7596种；图书出版社543家；到1995，全国仍只有报纸2000余种(另有内部报纸5000余种)；期刊7900余种(另有内部期刊1万余种)；出版社550多家；到1997年，现有正式报纸2202种，正式期刊8135种；新闻出版总署最新数字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报纸1943家，不但谈不上增长速度，而且是负增长（截至2008年底，全国有578家出版社比起15年前的550家，增长也是非常有限的），这说明党及中宣部的控制是非常有效的。其间，1999年是中共压制“法轮功”年，新闻出版署及全国“扫黄”工作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立即集中清理“法轮功”类出版物的紧急通知》，全国“扫黄”办向各地发出通知，要求对“法轮功”非法出版物进行集中销毁，一些新闻及出版部门又遭新一轮打压，青海人民出版社被停止整顿。另外，因内容不符合政治要求图书的出版社如改革出版社、今日中国出版社被撤销。1999年8月，新闻出版业还出现了一大怪现状，两家由私人入股投资创办而没有一分国有资产的经济类媒体突然被官方收为国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新闻出版署、财政部联合发文，对挂靠在中国科学院所谓“主管”的民营报纸《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的产权界定作出批复：“我国报刊社均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其形成的资产为国有资产”，这也是中共政府对公民出版自由及投资参与创办经济类报刊的权利的粗暴压制。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中共控制新闻出版业的老套路，中共为了控制，向人们洗脑，不许民众获得新闻和出版自由，但它们自己倒是出版自由，自1949年以来官方拼命出版发行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如全国城乡处处可见大量的毛泽东著作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如“文革”期间的1966年到1970年这5年内，全国就出版了毛泽东著作42.06亿册、毛泽东像和单张语录62.27亿张，平均每年20多亿册(张)，仅毛泽东一人稿费至少有数亿；再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高达50卷本，《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高达60卷本，从1984年冬到1988年底已出版了34卷，全书将于1990年出齐；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邓小平画像印刷发行突破260万张，到2000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共发行2000多万册，成为继《毛泽东选集》后一段时期内发行量最大的图书。这一现象说明，共产党宣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不过是无法实现的假象而已。
三、中共“党天下”不容《新闻法》、《出版法》出台不会长久
尽管中共压制公民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但互联网的崛起使言论及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有了突破的可能，目前全国有近4亿网民，上亿博客和微博客，几乎每个网民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网络出版平台，无孔不入，大批公民记者、网络记者涌起，使中共防不胜防。
2010年2月3日，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总署声称“商业网站没有新闻采访权，以‘网络记者’名义进行的采访活动都是非法的”，“商业网站不是新闻单位，没有自采新闻职能，没有资格申领记者证”，可中国舆论监督网的站长李新德直接向总署叫板，以公民记者、网络记者多年公开采访，事实证明他所在的中国舆论监督网近十年的调查报道，经得起历史考验，而中共的媒体却处处是类似宣传三鹿毒奶粉的虚假报道，如何对历史负责呢？
目前，网络已经成为而且将更加成为新闻信息的主要传播渠道，中国传媒学教授展江一直认为当下制定《新闻法》必不可少，应有一部和《宪法》原则一致的《新闻法》，他认为《新闻法》对记者这个职业的保护会有基本的原则和规定，对于公民记者的权利也有保障。真正践行宪法捍卫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主力还是网络记者、公民记者的应运而生，网民现在是4亿，若发展到8亿，未来不到五年，借助互联网的势头，中国将可能迎来开放党禁和报禁、走向民主化的那一天，六十年未能实现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将会由此获得更大的空间，虽然中共“党天下”不容《新闻法》、《出版法》出台，但在互联网时代并不会长久，在数亿网民努力突破下，数亿公民记者、维权记者的坚持下，以及觉醒了的大众支持下，民主法治、宪政、人权和公民社会将会逐渐得以建立，随之还将成就一个真正和谐、真正自由的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