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中心记者 华子冈报道）3月11日，劳改基金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艾利尔特国际事务学院、西格东亚研究中心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共同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一胎化政策问题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为“一场不可持续的社会试验：一胎化政策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这是长期关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劳改基金会为纪念强制性计生政策实施三十周年而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

参加会议并做专题发言的专家有华盛顿劳改基金会主任妮可.肯普顿（Nicole Kempton）、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托伊.里德（Toy Reid）、国际声援西藏组织（ICT）特别助理丹曲嘉措（Tencho Gyatso）以及“女权无疆界” 组织的负责人雷吉.利特尔约翰（Reggie Littlejohn）。

与会的听众的有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和邻近高校的师生，以及多个人权团体的研究人员。前来采访的记者除了来自美国方面的多个华语媒体外，大陆官方媒体驻华盛顿的记者也闻讯前来。有《中国青年报》华盛顿首席记者杨丽明、记者鞠辉和《法制日报》华盛顿首席记者邹强等。

除了实体会场外，劳改基金会工作人员还进行了网络直播，并用推特网实时介绍会议进程。互联网用户可以一边观看直播，一边通过推特网进行反馈或向主讲人提问。

这次会议由华盛顿劳改基金会副主任傅梅（Megan Fluker）主持，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吴弘达先生致开幕词。


吴弘达：生育权是不可剥夺的人权

劳改基金会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立之初就十分关注中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权灾难。吴弘达先生在开幕词中再次强调了生育权是一种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这一普世准则。

吴弘达先生指出：生育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这一点在联合国的人权宪章里有着清楚的表述。但中国政府却以发展经济为由，粗暴剥夺中国人的这项基本人权。这种广泛的、严重的侵害人权现象在国际社会的眼皮底下一直延续了三十年，至今仍无收敛迹象。这是任何承认并尊重普世价值的政府、团体、个人所不能也不应该容忍的。

关注中国人权的团体和个人过去都知道，中国人由于政治观点、阶级出身、宗教信仰等不见容于共产党，从而会受到迫害。三十年来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表明，公民行使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也会横遭迫害。这种侵入私生活领域的蛮横官权，这种对无关政治、无涉信仰的民众生育权的限制和剥夺是十分恶劣和野蛮的，理应得到更强烈的谴责。

吴弘达先生说，劳改基金会长期致力于推动人们对一胎化政策的反人权本质的认识，游说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谴责这一野蛮的国家行为，同时也尽其所能帮助一胎化政策的受难者。这些工作以后仍会加紧做下去，直到中共当局把自由生育权还给人民。


妮可.肯普顿：中国妇女是一胎化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华盛顿劳改基金会主任妮可.肯普顿的演讲题目是“性别户口——一胎化政策给妇女带来的影响”。她所用的“户口”一词只是一个隐喻，指的是在一胎化政策之下，中国妇女与男人相比多了一重受官权力侵害的风险。由于生为具有生殖力的人，妇女便被贴上了受限制、受歧视的标签，如中国的户口制度一般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妮可回顾了中国历史上鼓励繁殖人丁的人口政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的妇女歧视。她说，中共执政之后虽然在字面上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并承诺要保护妇女的权益，但强制性一胎化政策使妇女的人权饱受侵害，妇女成了这个政策的主要受害者。

妮可分析说，一胎化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给妇女的基本人权造成了侵害。一、隐私权。育龄期妇女的经期状况受到有关方面的监测，许多妇女要定期做孕检，放置节育环等器械。中国妇女在生理、生殖等方面毫无隐私可言。二、工作权。中国的法规规定，妇女违法了有关的计生政策就会失去工作。由于中国的企事业大都由政府控制，以剥夺妇女工作权利来惩罚违规者的情况十分普遍。三、生育权。中国妇女怀孕生子必须首先得到政府的同意，拿到准生证才能怀孕。无证怀孕、非婚怀孕都是严格禁止的。为防止超生，妇女在生了第一个或第二个孩子之后，常常被施以绝育手术。这一切都是对妇女生育权的粗暴践踏。


托伊.里德：一胎化政策对中国社会与经济影响深远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托伊.里德的演讲题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试验：一胎化政策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影响”。他从两个大的方面论述了一胎化政策给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造成的难以弥合的创伤。

托伊.里德指出，一胎化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1、加剧了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倾向，造成了大量的女婴被杀死，被遗弃。2、加剧了民众间的不信任。政府采用奖励方式鼓励举报计划生育违规者，使中国本已十分薄弱的社会信任大大下降。3、提拨恶者的官员晋升规则。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地方官员的考绩紧密相连，官员要想得到晋升，必须狠下心来，用强制手段执行计生政策，结果就造成了恶者得到拔擢的潜规则。4、“小皇帝”综合征。最早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长大，中国官方的报道经常提到年轻人中犯罪率上升、心理不健康、离婚率增长等问题。许多人把这些群体征候归罪于一胎化政策。

关于一胎化政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托伊.里德重点谈了两个问题。一、加速了中国的老龄化。二、扭曲了中国的性别比。托伊.里德指出，一胎化政策人为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劳动力人口在2015年之后开始大量减少。中国人将要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现实。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仅会使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大量的老龄人口还会给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由于代代单传，一对夫妇也难以承受两对父母的养老、医疗等负担。因此作为社会细胞的每个家庭也将为这个失败的政策买单。

强制性一胎化政策实施以来，特别是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出现以来，中国的男婴人数远远超出了女婴人数。据英国一家权威机构的研究，截至2005年中国20岁以下的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了3200万，当年出生的男婴比女婴多出110万。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光棍汉将超过15％，2040年将超过25％，农场地区甚至会超过30％。男多女少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伦理问题。


丹曲嘉措：西藏妇女同样遭受一胎化政策的侵害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ICT）特别助理丹曲嘉措女士对中国的一胎化政策给西藏造成的影响做了全方位的分析。她首先指出，人口问题完全是中国强加给西藏的。西藏自古以来地广人稀，从来没有人口问题。中国占领西藏之后，大肆屠杀藏人，加之失败的农业政策造成的灾荒，导致了当地人口的减少。同时当局又从内地大量移民到西藏，造成了藏人比例大幅下降。但是，中国当局仍然要在西藏推行一胎化政策，在有的地区，西藏妇女所受的迫害和折磨不比内地的汉族妇女更少。

丹曲嘉措说，一般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一胎化政策比较宽松，事实上并不一定正确。资料显示，不同地区执行政策的力度各有不同。总部在美国的西藏正义中心提供的材料说，在西藏遍波县，藏人可以生两个孩子，妇女到25岁才能结婚。在安多地区，政府工作人员可以生两个孩子，牧民和农民可以生三个。在曲水县，官员可以生两个，农民可以生三个。在某些地区，地方官员试图推行一胎化政策。不管是一胎还是两胎，政府对于超生者和违反两胎间隔长短的规定者都会进行严格处罚。因此，西藏妇女也遭受着人权被侵害的问题。

这些侵害人权的行为包括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强制放置避孕工具、监控妇女经期等。由于西藏的医疗和生活条件较差，许多做过堕胎和避孕手术的妇女留下了终生的疾患。

丹曲嘉措特别指出，当局严格控制西藏人口，同时又大量从内地移民到藏区，让藏人不能不担心他们的文化和宗教将遭到汉人全面的毁灭。


雷吉.利特尔约翰：一胎化政策对妇女造成的伤害令人发指

“女权无疆界”组织的负责人雷吉.利特尔约翰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造成的针对妇女的暴力令人发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所有政策都没有如此恶劣的先例。世界上每五个妇女中就有一个在遭受着这样的人权侵害，而这一个人就是中国人。西方国家的人们不管是支持堕胎还是反对堕胎，都应该面对中国的残酷现实，一起谴责中国反人道、反人权的一胎化政策。

雷吉.利特尔约翰解释了中国的强制堕胎和西方的堕胎的本质不同。她说，西方颇具争议的堕胎本质上是妇女的一种自由选择，而中国的强制堕胎则不会给妇女任何选择。中国超生的妇女常会被从家里拖走或从路上劫持，强行送到医院进行堕胎。

雷吉.利特尔约翰指出，一胎化政策在多个方面引发了针对女性的暴力：强制堕胎在体质上和精神上给妇女造成了严重伤害；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性别选择性流产造成了严重的性别屠杀行为；由于妇女承受了一胎化政策带来的种种恶果，中国妇女的自杀率世界最高；违法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妇女往往被强制实施绝育手术；妇女承受着失去孩子的痛苦——除了强制堕胎外，即使冒险生下孩子，也会被计生官员偷偷卖给西方人领养。

雷吉.利特尔约翰出示了对华援助协会收集到的有关中国一胎化政策的机密文件，以及海内外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使自己的论述更具说服力。


结语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的强制性一胎化政策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人祸。该政策实施三十年来，已经给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造成了严重而普遍的践踏，同时也给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化伦理造成了难以弥合的损伤。这个政策引发的种种恶果，有的业已出现多年，有的（比如人口老龄化问题、性别比率失衡问题）才刚刚开始。无论从人权层面，还是从社会发展层面考虑，终结这一政策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