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日，挂靠新华社以“理性、建设性”著称的经济周报《经济观察报》和10个省、市、自治区的12家都市报《新安晚报》、《云南信息报》、《重庆时报》、《南方都市报》、《城市晚报》、《华商报》、《辽沈晚报》、《大河报》、《都市时报》、《安徽商报》、《内蒙古晨报》、《东南快报》联合发表了共同社论《提请两会代表委员敦促加速户籍改革》。这是中共建制60年之后的新生事物，文革中有转载“两报一刊”社论的10年历史，改革开放之后又有“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的30年历史，突然在今年两会召开之前有这样一份“提请两会代表和委员们，善用你们手中的权力，敦促有关部委提出户籍改革的明确时间表，逐步以人口信息登记制度取代现代僵化的户籍制度，直至最终将其彻底消除！”的南北传媒的共同的意见表达，岂能不形成新闻热点？13家传媒和网站推出“共同社论”之后，近身比拼两会专题的各大门户网站同时在新闻首页予以推荐，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反响，展开对户籍弊端和公民平等问题的热烈讨论。
谁能想得到，只有一天的时间，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制造出第二个“冰点事件”。
只有外电敢于报道事件真相
一天之后，3月2日，共同社论和网民就户籍问题的讨论便从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华尔街日报》用语），香港《明报》北京两会采访组报道：中宣部大举封杀了内地13家媒体促请户籍制度改革的“共同社论”，负责网络新闻管制的国新办网络局负责人下令“关于13家媒体推进户籍改革社论内容，新闻环节、论坛、博客等必须尽快删除”。发起“共同社论”的北京《经济观察报》高层遭到整肃，社长兼总编辑刘坚受到严重警告，一名副总编辑则受记过处分，而负责起草该篇社论的“经济观察网”副主编张宏被“炒鱿鱼”。外地12家媒体老总和当地的宣传部统统被中宣部训话。采访两会的诸多国内媒体还收到有关文件通知，禁止在两会期间采访和报道有关户籍新闻，如果违反立即查办，记者亦会被开除。
这完完全全就是第二个“冰点事件”，而且比“冰点”处理得更严厉。与当年“冰点”得到网络和知识界普遍声援相比较，国内没有一家网络敢于对该事件发声；重压之下，13家发表“共同社论”的媒体负责人也没有一个敢于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只有遭到最严重行政处罚、被开除的张宏借《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他策划“共同社论”整个经过的自述——《我是温和的建言者》。
张宏说：“共同社论这种形式的设想源于《经济观察报》去年与英国《卫报》一起发表关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56家媒体共同社论。”张宏当时负责与《卫报》联络、探讨，并且翻译了共同社论，此后便萌发出在国内是否可以也以相同形式发表社论的想法。张宏说“选取此为议题，主要考虑到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在多点突破，许多城市正在加快推进，而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的中央政府高层官员对此项改革也有过多次公开场合的表态。我们认为就此议题发表社论是符合中国政府改革方向、符合广大民众利益，风险应该不大。”
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最响亮的一句话是：“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张宏在他的“自白”里说：“我活了36岁，从不知道哪位代表委员是我选举出来的，会为我申张。我想许多中国的民众也会有类似的看法。作为媒体，我们期望大众的声音可以让这些‘代表民意’的代表委员们听到。这是一种温和的态度，但也是一种以前少见的媒体的直接表达。”温家宝与张宏之间难道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吗？一个年轻的传媒人真正地阳光了一下，就对权力构成大逆不道吗？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最大的人权案
1954年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当局开始对人口的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在1975年、1978年、1982年先后3次修订的《宪法》中就干脆取消了“公民有迁徙和居住自由”的规定。1960年，因为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严重错误造成商品的极度匮乏，社会资源越来越紧张，“非农业户口”开始发粮票、油票、肉票、布票，并且有购货本供应鸡蛋、白糖、鱼、芝麻酱，虽然数量很少，但是可以保证城市饿不死人；农村没有这种保障，3年便饿死三四千万人。在计划经济效率缓慢低下的时期，户籍制度维持的是一种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农业与非农人口在利益关系上越来越处于严重不平等，农村户籍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消费等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拥有的权利。社会学家陆学艺统计两种户籍有十四五种不同。经济学家党国英总结：“户籍制度逐渐染上了一种对农业人口的歧视性色彩。把农民为主体的庞大人口群用户籍固定下来并使他们事实上受到歧视。”而且国家实行工农业的剪刀差，压低农产品价格，向农民征收农业税来发展工业，中国二元化社会由此形成。
党国英说：“城乡的二元体制是一种对农民过度剥夺的社会利益结构。”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现代化就是城市化，应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利益结构，首先应该将农民应有的权利归还给农民。但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没有这样做，他们仍旧利用户籍制度制造的农村“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因素来高速发展今天的市场化经济。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加速社会利益结构的不平等。城市发展，需要农民进城从事工业生产，但是不改革户籍制度，也就是不改变他们的农民身份。20年后，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是他们在工资、住房、医疗、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继续保持不平等的地位，致使中国社会从二元化已经发展成为三元社会，外地人、农民工，还有穷困人口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第三元。
陆学艺说：“现在我们实行城乡分制，一国两制，对有城市户口特别是本地城市户口的人是一种准则，对外地的农民户口包括外地的城市户口是另一种准则。实际上在一个单位里面有两种制度。一个社会里面，一个社科院、一个大学里面都分等，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社会怎么能安定呢？为什么现在社会矛盾这么多，户籍制度是最大的原因。”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一篇上海游记《世博熊猫搞特殊》，通过一个5岁幼儿的眼睛观看在大玻璃房子里尽情翻滚玩耍的10只漂亮的“世博熊猫”。小姑娘还发现在熊猫馆的背后，一个小小的玻璃房子里住着另一只熊猫。与刚才那些生活在大房子里的熊猫不同，这一只没有饲养员围着喂食、逗乐，显得孤零零的，而且脏脏的。小姑娘问“为什么它不跟刚才那些熊猫在一起？”她得到的答案是因为这只熊猫生在1999年，就和那些不一样了；那些都生在2008年，一只还叫“奥运”，就成了“世博熊猫”。不能平等善待国民的国家，竟然也不能一视同仁国宝！
任何两会热点都难比“共同社论”被封杀
今年两会，中国传媒除了倾力完成热捧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和总理记者会发言的主要任务之外，还大胆批评一些代表、委员的两会议案和发言，诸如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庆宁在提交的一份关于信访的议案，提出：“信访时影响领导正常生活判刑十五年”；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桓提出“要将突发事件中告状的家属一律送入精神病院”；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在全国政协体育界分组讨论时，批评在温哥华冬奥会夺取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金牌的选手周洋发表获奖感言只提父母不提国家，强调要对运动员加强德育教育；政协委员、来自重庆的陶然居饮食集团老总严琦入会之后就向媒体放出风声要提交关于“关闭所有社会网吧，政府办公共网吧”的提案；还有政协委员倪萍发表的从不投反对、弃权票，是因为爱国。诸如此类，媒体大多不留情面，公开讽刺、挖苦，尤其对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夺笔事件”的穷追不舍，确实到了要“发酵”的程度。以上种种，与“共同社论”被封杀和张宏被开事件比较，哪个大，哪个小？哪个趋之若鹜，哪个又噤若寒蝉呢？
中国传媒业决不缺乏像张宏一样能写优秀社论的人才，他们对中宣部严控媒体的手段和尺度，深得三昧，所以两会上即能当礼花弹，又能当迫击炮，对于13家媒体遭整肃，不得不装聋作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维护媒体尊严的劲头都用在省长夺笔的行为上，也未尝不可，毕竟只是个省长。就连网民都知道如何让自己的空间变成仓廪，现在百度还能查到张宏的《我是温和的建言者》，是因为作者重新加上一个大标题《13家媒体发布户籍改革共同社论策划者被除名——反了你了，社论是你想发就发的吗？》
我敢断定，张宏的作为，会和“冰点”一样，会被传道、授业、解惑者带进大学新闻系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