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第二部 在浙江省第六监狱
（一）起解
1、不再“看守”
2000年1月6日晚，看守来通知要我准备好，明天送监狱。笼子里微微漾起了一阵波澜。大家打听明天送哪个监狱，有说十年以下都是去乔司监狱服刑的，送药的医务犯来了，大家向他打听，他一口说:“明天送的都是乔司监狱。” 于是猜测结束。又开始了七嘴八舌的监狱介绍，有的说，乔司监狱是从事农业劳动，十分繁重。有的说，乔司监狱的警察素质极差，当年农场里留下来的知青没有回城的就穿上警服当了狱警，喝酒成瘾，打人很凶。顺便还讲起许多趣闻逸事。
我开始整理物品，除了在笼子里随身带的日常用品，其他书籍、笔记、衣物统统不知去向。经再三查询，从口吃看守的抽屉里找出一本《诗经译注》来。因为笼子里的人平时没什么吃的，我将食品分送给几个外地的狱友，也就“准备”停当了。
第二天早晨，看守来开了门，我扛起被褥就出发了，移交给别的警察，我就离开了这艰难度日的看守所笼子了，在这里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看守所有个陋习，每天晚上每个在押人员必须值班二个小时（笼头例外）。值班警察轻松了，可是却苦了我们，天寒地冻的时刻，夜深时分坐起来值班二个小时，实在不堪忍受。主管看守某次对笼头说：“他也值班吗？”笼头说“是”。看守说：“他年纪这么大了，不要再叫他值班了。”笼头回答说，现在人少，过几天人多了就重新安排。其实,笼头心里明白,看守只不过是说给我听听而已,故意搪塞搪塞,事后什么都没改变.据说监狱里有专人值班,没有这种要在押犯每晚轮流值班的事。想想这“看守所”也确实是个多解词，既需要我们被人看守，也需要我们大家轮着自我看守。
负责起解的警察似乎对我比较放心,将我带到里面的三狱，让我等在外面就进去提起解的已决犯。十几分钟后，出来了两个长相清秀的犯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二人竟都是重大抢劫犯。以至于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车出看守所大门，又看到奇怪的事情，有一个外地中年人骑着一辆摩托车等在大门口，我们的警车一开，摩托车就紧紧地跟上。肯定是那人的亲属在我们的车上，可是这押解犯人应该是高度机密的事，犯属怎么会知道呢，由此可见，看守为了“好处”费，竟在私下干着枉法的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2、入仓验货
在手握冲锋枪的武警押解下，大型警车向城市东面驶去，从庆春路沿杭沪公路，穿过乔司到达海宁地界。向东的车到一个小路口向南弯去，我看到左侧有一个工厂模样的门券，标着“杭州铣床厂”的字样。再进去数十米，警车停下，押车的警察叫我与那两个抢劫犯下车，带进一幢四层小楼。
那是一个医院，（后来知道这是浙江省第六监狱的监狱医院，从业的都具有警察身份——不同于监狱内的“监内医院”，由各种犯人来充任“医生”，那已经是后话了。）押送的警察照常非常放心地让我们三人站在走廊上，顾自己进了医生的房间（说是房间，不很贴切，但那里显然平时没有什么病员），带上门。过了好长时间，门开了，警察唤我们依次进去。我先进去，一位年长的医生打量我一番，让我称了体重、量了身高，然后对另一个医生大声讲：“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六。”接着又稍稍问了我的案情，似乎有些惋惜的样子。然后，我奉命去放射室照了x光，医生也草草完事，明显是应付某一种临时的安排。进监狱后，我问了老犯人，说这种检查从来没有听说在监狱大墙外的医院做过，显然，省六监在当时是将我作为“黔驴”处理的。或者他们颇有些作秀的嫌疑。不过，这种所谓的体检就像货物入仓前的检验一样，甚至比那些货物还不如，货物在仓库里灭失了，货主要追究，人一旦在里面被弄死，谁追究。这便是黑狱之黑了。
从医院出来，看到大型警车仍旧停在路上，押送的警察带我们去车上取了行李，便向监狱大门走去，一尊狰狞的石兽蹲在大门前，这就是传说中的九龙之一——狴犴，守护君王威权的神兽。禁闭的大门从来不开，警察带我们走进旁边的小门，一条短短的甬道，传达室的深色玻璃窗使人望不见里面的人影，尽头一面大镜子，我略停一下，看看自己久违的脸，右眼下眼眶还有着玫红色的淤斑，眸子清澈，透出善良和仁慈。我心里一阵欣喜，残酷的境遇，罪恶的渊薮，到底没有改变了我的天性。剧烈的打击没有撼动我，漫长的刑期又能奈我若何。警察打开镜子边上的小门，里面就是阴阳两隔的地界了。
3、奈何桥上
警察将我们带到一条臭水渠的小桥上，又径自去办事了。（同来的抢劫犯说，看守所将犯人送到监狱，要向监狱收钱，每人一千五百元人民币，戏称看守所是“人贩子”。其实，他们收取的名义是在看守所的生活费，我在看守所住了三个多月，不算劳动产值，也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的钱，国家财政用纳税人的钱所拨的行政费用呢？）一入狱门深似海，面对着重重铁门，同来的伙伴情绪低落，特别是那个叫裘琦的，正新婚不久，他犯事已经是很多年了，为了摆平官司，多年来向公安派出所托人情，已花费数万元钱，关系人已告诉他事情摆平了，没想到公安部门为了完成什么指标，楞是将他抓来凑数，被判了十五年，落得个人财两空，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就判了，至少不用折腾着结婚，凭空增加一个怨妇。我知道，这种事在当今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为了追求完成各种指标，为了增加金钱收入，几乎所有的职能部门都在利用公权力作为寻租手段。如前面的萧山遣送站。有的为了破大案、立大功，不惜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养虎成患。他们“捉放曹”是为了财路不断。他们敲诈勒索双方当事人，更使法律的尊严丧失殆尽。当然，在恶法横行的地方遑论尊严。
显然，六监的财会人员还没来上班，那警察又来到我身边与我聊起天来。
这时，我看清楚那是一个儒雅的年轻人，他问我：“你以前当过兵吗？就算在里面当几年兵吧。”我说我没有当过兵。他接着说：“我看过你们的东西，我觉得你们的（政治）要求是对的，我们的社会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只不过你们的（政治）要求目前提出来太超前了，现在实行的话，社会会引起混乱，你在里面呆上七年，七年后，我们的社会肯定发展到那一步，你的想法就和社会同步了。”我把那座小桥称作“奈何桥”，因为它就坐落在戒备森严的监狱大门前，我把监狱大门称为“鬼门关”。传说中人死后，灵魂在进入鬼门关前的奈何桥时，必须将尘世的一切人事彻底忘怀。但是，我无法忘怀这个年轻警察的话，他时时在提醒着我的责任感，启示着我这世界上没有让步政策，既得利益集团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鞭策着我必须为正确的目标作坚持不懈的奋斗。
（二）入监队
1、新地旧事
乍进入监队，就象进入了一个乡村敬老院，干净的院落，粗劣的仙鹤、熊猫、龙和羊羔雕塑，水泥桌凳，水泥围栏，有几个老年人在慵懒地晒着太阳，修篁雀啁，园亭飞檐，一派平和恬静的景象，不禁令人思绪遄飞。
这是东西长约四十余米，南北宽约十五米的长方形院子，走进院门左侧是一条垒坎培土的绿化带，上面种着竹子和水杉，绿化带中间建一只歇山式的半亭。右侧是一长溜十几间陈旧的平房。西面筑一个水池，垒以假山，缀以仙鹤，里面还养着鲫鱼，供人垂钓（自然不是一般的人）。整个院子空荡荡的，笼罩着一种孟冬时节的静谧。
我们三人被带到歇山亭里站下，施施然过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他进了亭子朝我们略一打量，便要大家将随身携带的物品拿出来检查，没收违禁品（诸如香烟、打火机之类）以及外衣裤。发给每人单棉囚衣裤各一套，还有搪瓷饭盆，塑料调羹、塑料凳子和钢笔、纸张、墨水等学习用品（事后知道那是须自己掏钱的）。在检查中，他不时提一些问题，如罪名、刑期、籍贯等等，我回答提问后，他笑了起来说：“你们在复兴茶室开‘一大’？” ——那是1999年2月20日，大年初五，毛庆祥、吴义龙安排在复兴茶室举办一次新春联谊会，有社会各界的朋友前来联欢。正当大家欢歌笑语之时，突然茶室被国安、公安层层包围，坐在桑塔纳里的便衣还戴着耳机似乎在侦听着什么。他们在茶室门口设一道口子，政保科的郑刚和张建华守住口子，一批一批地从茶室里提出人来查身份。11岁的女儿吵着要回家，我便将她带出去。郑刚拦住我不让走，女儿要哭了，郑刚才无奈放行。
刚出门拐弯，北京来的朱锐迎面走来，她显然不知道离她十几米的拐角处布满警察。我让她坐在我的摩托车后座，赶快带她离开。事前王东海没有讲朱锐要来杭州的事，国安警察显然是知道的，他们在里面细细过滤，找的就是这条“大鱼”，事后，郑刚还骗我，他们“抓到了朱锐”。在茶室里最后将来自山东的王金波抓了起来，短期羁押后，由山东警方派人押回。当我将里面的情况告诉朱锐，她显然有些紧张，说她万一出，带来的儿子很放不下心。我对她说，只要我朱虞夫没事，她就一定是安全的。我带她穿过一家商店，到达另一个小区的庭院，她突然很关切王东海的安全，我便出去将王东海找回来。然后我们一起拍了照片——这位老者的话使我想起这些并不久远的事，也使我明白他们是在收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当然，在监狱里这种“享受”需要特权。事后我听说，他姓钟，是因贪贿而入狱的前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2、杭州杭州
钟秘书长去叫人来给我们理光头，我们等着，这时从里面出来两个人，一个敦实的中年男子挽着壮实的青年男子的肩脖过来了，到了亭子前，年轻人问：“谁是反革命？”我身边的两人齐刷刷地朝我一看，年轻人便问我：“你认识他麽？”我看看那中年人，并不认识，但贸贸然说不认识又不礼貌，便回答：“好象面熟，但我记不得了。”中年人眯着眼朝我打量，微微笑着。
年轻人说：“他是某某公司老板邵明德。”
“某某公司？在哪个地方？”
“就在浙二医院对面。”
“噢，我想起来了，是千越百货吧？”
“对啊。”
我立即想起了那个风靡杭城的传奇故事，某个体老板用金弹打翻了一大串公安高官，市局、省厅头头因为丑闻会影响政局而被上面死保，荣获公安部模范公安局称号的江干公安分局局长吴伟虎被差点枪毙，幸亏检举揭发他人才留下一条命。我面前的就是这出《新官场现形记》的大导演了。这故事在看守所脍炙人口，各色盗贼都绘声绘色、添油加醋不厌其烦地奉献自己的版本，津津乐道那些人模狗样的警察其实内心比谁都肮脏。邵明德见我似乎知道他了，朝我笑笑，说：“大家都是杭州人，以后有什么事跟我讲一下。”还是搭着年轻人的肩走了。
等的时间真长，钟秘书长还不见回转。又从外面进来两个穿白褂子的人，我想自己刚在两天前去医院看耳膜破裂，看守所没有将病历和药转过来，顺便问一下情况。那年长的医生一口杭州话，耐心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后，问我：“你夫人是铁路医院的吧？”我以为他认识我妻子，便说：“你认识她？”他摇摇头说不认识，接着又说，听说你会画画，搞过雕塑。我感到奇怪了，问：“你听谁说的？”“你夫人。”“什么时候？！”我更惊讶得目瞠口呆。他诡谲地一笑，点点耳朵，说：“不要告诉别人。”我恍然大悟，哦，《自由亚洲电台》！哦，谷季柔小姐！还有江南先生！在这深牢大狱内，在我久久没有家人一丁点儿音讯而苦苦思念的时刻，你给我带来了福音！从我得到的信息，我知道妻子选择了与我共同面对苦难。记得王有才入狱之初，我与王夫人胡江霞谈起对王有才的社会关注，胡江霞不无忧虑地说，海外媒体关注一阵，以后就不会再关注了。当时我无以言对。是啊，虽然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入狱，入狱也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旷日持久，当你失去所谓的“新闻价值”，还有谁再来为你呼吁，用你的牺牲和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和良知呢？当我得到了这个信息，我感谢那些敬业的传媒记者，感谢他们的慈爱，那是一种博大的人类精神的体现。
3、强理鬼头
钟秘书长回来了，将我们的外衣裤收走，说是要拿去烧毁。对此，狱方一直是这样做的，也从来没有人表示过异议，虽然那些人的高档衣物都动辄价值数千元。但是毕竟大多是不义之财，况且从他们的心理上还有想巴结一下狱方，以博得对方几分好感留点后路的考量。可是，我却觉得狱方的这种做法有违法之嫌，不管因为什么“罪”入狱服刑，个人的财产权不能任意侵害。我要求将自己的衣物在家人探监时带回家去，钟秘书长感到很为难，旁边的裘姓犯人也劝我：“你那衣服值不了多少钱，看我的那么好，烧了也就烧了。人都这样了，还计较什么。”当局就是利用了人们处于绝境，自顾不暇，才可以任意胡为，别人可以无所谓，我为什么不起来问一个为什么？我还是坚持不能烧，钟秘书长见我那么“拧”，便作了让步，提出一个中庸方案：挑好一点的留下，由他们保管，家里来人时带回去，其他的烧掉。我略一考虑便答应了。（我离开入监队后，有人告诉我，这个烧衣服的陋习改了，狱方将犯人的衣物捐献给了西部贫困地区。当初如果是这样，我也是非常乐意捐献的。）
我们在亭子里吃了中饭，一铝合蒸饭和一勺茄子。理了光头，（监狱怕服刑人员逃跑，更为了使服刑人员有“身份意识”，平白沾上几分鬼气，每个月强迫服刑人员理一次光头，不久来了新的管“改造”的副监狱长蔡文光，为自己的位置安稳竟随意加码——下令每半个月理一次，天寒地冻，服刑人员苦不堪言，大家赠其“蔡剥皮”外号，更有人打油“只为一人保乌纱，三千男儿齐落发”）。钟秘书长又叫人在我们所有留下的衣物上打印上鲜红的油漆号码。2000年我们是第二批进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的，号码从003至005，我稍加谦让，狱号便是600005。到傍晚时，大队的人收工从外面进来吃饭，院子里顿时喧闹起来。该是将我们安排到监舍的时候了。003和004相继安排进了两个严管组，我一个人晾在亭子里。一会儿，过来一个独眼人，他对我说：“喂，王有才在那里叫你。”我心里一乐：王有才在常山的省一监，怎么会在这里呢？再说，共产党连我们同案见一面都那么害怕，还会把我们放在一起吗？但是既然有人会向我说起王有才，想必这里有熟悉或关注我们的人。于是我带上铺盖随他走去。
到了严管二组才知道，刚才这个组的组长向对面亭子望去，见我长得黑大粗，以为我是江洋大盗，而把那个白净文弱，还在眉心纹上一粒痣的抢劫犯台州人项某当成了反革命。待将他唤去询问后，才明白搞错了。于是，他告诉我，在省看守所时，他与王有才关在一起，王有才就长得很白净。接下来，他又讲了许多王有才的佚事，如有人问王，参加民主党是否有钱，王说没有钱，那人说没有钱谁还会参加呢，王就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民主理念，口干舌燥，乐此不疲。于是，我知道了，王有才入狱后怀着基督徒传道士的心态，并不屈服消沉，他如殉道者般的平和安宁，仍然为自己的信仰执着坚守。
几天后，我遇到了从北京转来的丁林平，丁曾在北京承包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一个公司，被控诈骗受刑，1999年底送回原籍服刑。他曾与胡石根一起关过，讲起胡石根也是这种心态。我感慨万千：我们不幸的民族有幸拥有这样的赤子，然而，当恶魔在吞噬着他们的生命时谁施以援手？！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落井下石，有人嘲讽讥讪，有人趁火打劫。
4、下马之威
这位叫周郭海的严管组长还比较开明，他原先是宁波镇海某电厂的工程师，因经济问题判了17年半，他说已为打官司化了几十万元钱，律师还希望他将官司打下去，他认为不如把钱用到牢里，找个关系照顾一下，刑期减一半，日子好过些。这一招还确实灵，他比我早来一个多月，挂着鲜红的严管胸牌，却当起了严管组长。后来有个他的宁波老乡曹某告诉我，周化了十万元才得到这个位子。当然对于案值数千万的周，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说他开明，是因为也许他有点文化，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也是新犯人，底气不是很足，他对我没有什么盛气凌人的地方，另外一个名叫徐敏的人则张狂多了。
我进入监队的第二天，周郭海组长通知我去隔壁的教育室，他将我带到门口，要我向里面那个穿便衣的人喊报告，我进去， 他转身就走了。那个扁脸的人坐在办公桌后面，一口诸暨腔调叫我站好，就开始训话，我糊里糊涂弄不清楚这人是干什么的。训话结束，那人严厉地警告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滑头滑脑，就给你吃生活”。回严管组后，别人告诉我，那人叫徐敏，原先是一个银行管信贷的，受贿放贷造成了银行大量损失，被抓来。其实也是在这里服刑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奇观，在这地球上唯有共产党国家有这等奇事，入狱服刑的罪犯竟可以在这里行使国家公权力，他无非是花了几个不义之财，监狱当局就连自己的《监狱法》都不要了，将管理交予他人，更何况是犯人来执行了。奇怪的是大约两个星期后，他与我单独相遇，以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对我表示，他也是没办法。
在我的整个服刑期间，入监队的这种现象还算是轻的，以后看的多了，愈演愈烈，每况愈下。我出狱前不久，问起医院诸暨籍服刑人员张凯，徐敏出狱后情况怎样，张说，听说徐敏出狱后先到当年受他“照顾”的朋友那里，由朋友照应，但是，他已经习惯了颐指气使，朋友无法忍受，崩了。又找过几个地方，都适应不了，目前很失落。我曾从某个资料上看到，某地有一批警察去应聘找工作，没有一个成功的。滥用权力是维持专制的必需，但是却戕害了滥用者的人性，对于专业的警察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假洋鬼子。
我想，从这一个小小的例子可以看出，共产党的监狱是政治犯的地狱，是腐败分子的天堂，毕竟目前中国贿赂公行，那些警察十有八九不干不净，他们与坐牢的腐败分子比较，无非是一个被抓起来了一个没有抓起来而已，没抓起来的也要趁早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们与那些腐败分子惺惺相惜，当然将他们奉为座上宾了。腐败分子在监狱有一个特别的称号——“职务犯”，我遍查各类法律法规都没有这种说法，但是有狱吏告诉我，上级司法部门规定职务犯应该享有特权。我想，徐敏那天对我的训话也许就是书上所写的给新囚犯的“下马威”吧，别人敲打的是肉体，而我被敲打的是尊严。
5、马仔们
徐敏有自己的办公室和专用餐厅，在“职务犯”中间，他说什么也排不上号，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区的科级，却也如厅局级的钟秘书长一样配备有专门洗衣烧饭的“马仔”。起初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出去干活了，水池边总有几个年轻利索，面目 姣好的外地犯人在洗涤衣物和大量的炊具。别人告诉我，这些都是“马仔”，日子一长，我也渐渐知道谁是谁的马仔了。钟秘书长独居一个小屋，除了马仔和几位老大，谁都不知道壶中乾坤，只看到一面墙上开着六七个排风扇口子，油渍如长瀑般挂向地面，那是各位特殊犯人的一人一灶。靠墙是一排大涂料桶，起初，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后来有胆子大的将盖子揭开看了，才知道那里养着一桶桶的水产品：螃蟹、中华鳖、河鳗、鲫鱼和各种时鲜。
也许大家会奇怪，重重禁苑的监狱里哪来时鲜水产，这些都是外面用运加工材料和产品的汽车装进去的。隔壁院子是手加工的工场，劳动产品有塑料夹子，棉拖鞋、各种包装袋和包装盒（大多是冒牌的名牌酒类和化妆品包装，生产这类侵权物品监狱是最保险的，没有人能到里面查处，也没有人能向任何部门举报，所以业务不断，生意兴隆。）。汽车停在院子门口，劳动组长组织大家去搬运货物，我看到周郭海组长也向汽车走去，我想难道他也去搬货吗，只见他熟练的走到驾驶室前拉开门，提出一只黑塑料袋，交给身边的马仔，马仔便一阵风地跑回去了。两米外就站着狱警，笑眯眯地看着，一付见惯不怪的样子。
早上我们出工，路过钟秘书长门口，正是他从隔壁院子跑步锻炼回来的时候，马仔已经将一盆热水准备好了，只见钟秘书长将两手放下去，试试，然后做一个手势，不用讲话，马仔立即领会，或加热水，或加冷水。这些马仔都是千里挑一的机灵鬼，主人稍不满意立即撤换。对这些马仔来说，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无比幸运，出去干活加班加点每个月只有两分，做马仔每月十几分，劳积、记功、表扬由主子说了算。只要将主子伺候好了，平时狗仗人势，见人高一截。连狱警见了马仔都礼让三分，投鼠忌器。平时，马仔不吃牢饭，主子的残羹剩饭都是生猛海鲜。烟酒等赏赐更不在话下。
但是，也有失风的时候。某次，入监队分监区长金平在邵明德的房间里午睡，邵明德炖好一支六千元的野山参，等金平起来后服用，没想到金平起来后，邵明德一拿杯子是空的。立即喊来马仔耿某一问，耿某说，他倒掉了。邵明德一个耳光扇去。不解气，又让弟兄施某带到被包仓库里修理一顿。耿某了解的内幕很多，常常不经意地流露一些，这些事成为了犯人间的美谈。
耿某的主子后来被新上任的李姓副监狱长整掉了，邵明德通过监狱管理局的关系，换去了湖州的监狱。耿某没能带去，很失落，虽然邵明德为他铺好了路，但是毕竟没有以前神气了。原来在他面前很谦恭的狱警也不怎么谦恭了，某次，一个唐姓狱警对他明显冷淡，耿某就回到监房里说：“这个唐勇军当年结婚，老大还让金平送他二万元钱呐”。
6、《入狱通知》
没有家里的任何消息，在看守所时家里送来的物品被我转送其他外籍犯了。没有起码的生活用品，一下子我陷入了困境。据狱方说根据法律规定，在我入狱15天内，监狱会将《入狱通知书》寄给家属，可是家里迟迟没有人来。手纸没有了，起初向别人讨，后来自己也难为情了，便捡废报纸用。邵明德听说了我的窘况，悄悄委托隔壁严管一组組长郎敏军给我送来一袋生活用品，肥皂、牙膏、牙刷、毛巾、洗衣粉、手纸一应俱全。那天我正趴在床前看报纸，老郎将一只塑料袋放在我身边，附在我耳上悄声说：“这是老大给你的。”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狱方在我还未转来时，便告诫其他人不准对我提供任何帮助。更由于这位邵明德人称“老大”，是省六监许多狱吏的“财神爷”。要是真的弄出事情来不好交待，特别关照过他，不要与我接触，但是他还是对我施以援手，这多少要感谢海外媒体的报道了。
15天的通知时间早就过去了，监狱里开通了所谓“人性化管理”的“亲情电话”，每周都有新犯人去打电话。每次的电话审批单我都要来填写，但是，每次都没有我打电话的份，看到别人去打电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去问严管组长，说不知道，他并建议我写信，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也如泥牛入海。其实，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已经是十分明显了，但我竟还没有想到。有时候，干脆识破了他们的险恶用心，自己也免却了烦恼，可是我抱着幼稚的想法，还为所谓的“依法治国”所欺骗，就不免更加倍的受着精神的煎熬。狱方正冷眼地在观察着我，在利用我的信件了解我的心里活动。我知道，家里一定没有我的消息，否则不会不来探监，而且家里的亲人一定对我的去向很着急。还幸亏我进来那天“发”了许多物品，到监舍后又被强迫购买了“规范被”和“规范床单”等形象物品，欠下了监狱的钱，快月底时，主管我的民警找我“谈心”，我表达了对家人不来探监的焦虑，显然，这警察也对我的拖欠有些焦虑，他竟拿出手机让我与家人联系。相隔家里仅仅二十公里，几元钱的车费，几十分钟的车程，竟使我饱受熬煎，最荒唐的是，我与家人的联系竟是用如此的违法手段给解决的。
不出所料，妻子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去向，从话筒里传来她焦急的声音，她一迭连声地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告诉她自己的所在，并告知乘车路线。入狱快一个月了，我家人根本没有收到什么《入狱通知书》，我犹如被黑社会绑架一样，失了踪。我家人的知情权被无理地剥夺了，共产党“依法治国”的遮羞布处处露出破绽。
7、探监时分
1月30日，妻子来了。监狱里来人将我带去会见，将出大门时，那人叫我等着，我的目光穿过面前铁门中间的栅栏望着３０米外铁门中间的栅栏，果然，从栅栏外我看到了女儿的面容一闪，然后是儿子，一会儿又出现了妻子和妻子三哥的身影。我和孩子们挥手致意。啊，久违了！从这里到我家仅仅只有20.17公里，半年多天各一方，音讯不通。仅仅为了争取言论和结社的权利，在这个政权的法律里成为最严重的罪行。半年多来，我的家人饱尝了失去亲人的思念之苦。特别是在最后的这近一个月里，竟然我的影踪都没有了。没人负责，没人说明。
好不容易，办好了会见手续。我们被带到一间狱警的办公室里，看着半年来长大不少的孩子，看着半年来不堪警察骚扰，为我奔忙操劳而明显消瘦、憔悴的妻子，我一时语塞。想到七年的刑期刚开始，以后漫长的日子里不知道还有多少经济的、精神的压力在等着她，妻子的性格柔弱，政保科的特务们不知道会怎样地迫害她。（后来的事实证明，郑刚对待刚烈的胡晓玲有所收敛，而一次又一次地去妻子单位骚扰她。）我想，是否离婚可以减轻对她的迫害呢？于是，我脱口说：“我们还是离婚吧！这样对你的伤害会轻一些，我被抓以后，郑刚他们一定会来迫害你们的。”旁边监视我的分监区长金平立即打断我的话，厉声说：“朱虞夫，你态度端正一些，你老婆好心来看你，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妻子说，郑刚一次又一次地去她单位，动不动就将她叫到保卫科去训话，说是给她“把把关”。她不堪骚扰，对郑刚说：“我跟他离婚，你就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吧？！”郑刚说：“你要末搬走，不住这里，否则，离了婚，我们还是要来找你。”既然离了婚依然要遭受迫害，那么就随它去吧！
我问起家里人的状况，妻子说，他父亲已经在去年9月9日去世了，当时去向公安部门要求让我参加追悼会，但是被拒绝了。9月9日，我还没有逮捕，是处在所谓的“监视居住”阶段。而依据共产党自己订的法律，监视居住并不限制人身自由，不能算刑期，可是我不但不能参加岳父的追悼会，连他的讣闻还是在四个月后才知道，这个邪恶的制度啊，是何等的没有人性，没有人道，公民的权利想怎样侵犯就怎样侵犯，无所顾忌。
被捕那天早上，我用摩托车带女儿去上课，平时女儿最喜欢坐在我的膝盖上。于是，我将女儿召过来，抱上膝盖，也许是女儿看到我那透着暴戾之气的光头十分不悦，显得很生分。我只能遗憾地将她抱下去。仅仅半年多，我的家庭亲情遭受了何等严酷的伤害。毕竟我从事的是在现代社会理应受到政府保护的行为，我争取的是符合联合国公约的权利，我为了追求中国社会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