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我在“海中”畅游，为了撑门面“绷面子”（四川话虚张声势），倾其家产花去五六十万元人民币买了一台某个单位的“超标车”。何谓超标车？那时中央对领导干部的坐车标准有严格的规定：正部级是2点6的六缸奥迪，副部级是1点8的四缸奥迪，司局级是桑塔拿，纪律森严，谁也不敢逾矩。这个单位是副部级的单位，买了辆德国进口原装2点6的奥迪，因超标不敢使用，长期封存在仓库里，后来转让给我。
我坐上这辆车出门谈生意见朋友，真个叫畅通无阻。交通警多是势利眼，知道坐这车的人都是部长级人物，一般不敢阻拦，纵是违点交通规则，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每有活动常和老朋友聚在一起，他们戏称我是“贾（假）部长”。
不管怎样说，这个“贾（假）部长”，总还是自己花的钱，不是借助谁的力量，比较心安。在我心目中钱不是万能，万能的是人的道德与精神。为了对历史负责，不能忘却“反右斗争”的那场民族灾难，到2005年我即脱下“红舞鞋”回归书斋，自然车也换成了一辆极其平常普通的车，“贾（假）部长”戏称也就随之消失了。
平常日子平常心，每天除锻炼身体浇花溜狗外，就是写写人生回忆录，编编旨在奉献社会，报效国家，“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不卖钱赠送朋友的文稿《往事微痕》。想不到为这事再次当上了“贾“假”部长”。
说来真是个笑话。，为办好这个民刊听取下各方意见，拟定在“阳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3月27日上午10点，假北京双味轩餐厅搞个茶叙，自个儿掏腰自个儿请客，摆下五桌平平常常酒宴，决心与朋友一醉方休。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不知是当局情咨发生错误还是判断失灵，竟认为这个“茶叙”危及了“国家安全”。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布控，出动上百警力，劝阻五十多位参加茶叙的每位朋友。而我这个邀请者自然成了重中之重的“看管”对象。这个看管到是柔性“看管”，一不限制行动，二不扰乱日常生活，两辆不挂标志的警车，四五个不著警服的便衣，每行一步前后尾随，左右拥载，我突然“威风八面”，俨然成了个“大人物”。
3月26日我去海淀参加一个干细胞健康讲座，坐的是官方派来的黑色轿车，除司机外还有“警卫”、“秘书”，这可是部长才能享受的待遇啊！27日下午两点受张大中先生之邀，去城里香格里拉饭店参加他的“庆祝大中企业创立30周年暨纪念王佩英女士诞辰95周年”也是如此。有朋友问：同行的是谁？我只好嘿嘿一笑：秘书、警卫哩！
有什么办法，我能说是便衣警察吗？这不丑化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会给别人带来紧张恐怖，于“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不利。咱们不能丑化“党和政府”啊！“一定要自觉地和中央高度地保持一致”。
我这人心态好，只两三天就和这些儿孙辈的警察交上了朋友。我们在车里谈笑风生，一路春意。我借此机会不断向他们大讲特讲共和国30年前的灾难史、黑暗史，以及毛泽东的乱党、乱军、乱政的滔天罪恶史。
说来真不敢相信，他们对史实竟然一片空白，不知“反右”、不知“大跃进”，不知“人相食”岁月，不知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因何被杀？更不知57年四川文坛为流沙河一首破诗“草木篇”，有近万年青年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当然更不知眼前布控的对象铁流老头，竟是为一篇8800字《给团省委的一封信》的小说，被关押了整整23年。
有什么办法，他们读书时所学的历史全是伪造的历史。其实我这个“假部长”当得不冤，至少给他们补了一节真实的历史课，做了做框误扶正的义务教员。我真希望“党和政府”多给我几次做“假部长”的机会，以便帮助更多的年轻朋友了解历史真相，加快共和国的宪政民主。
三天来我们无话不谈，相互无任何介蒂，成了忘年交。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