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权运动这个类似“美国西部挖金”的大潮中，我一边“卖水”，在思想和理论上为其背书，一边也挖金，做过几个维权案件，例如蔡卓华非法经营《圣经》案、河南温县教会领袖李会民劳动教养案等等。
回头来看，维权一词引介进来，成为政治动向和潮流，还是起源于我的文章《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该文章总结了2004年之前的维权运动，并且把一种去政治化，在宪法法律之下运作的群体性政治行动，混合进准官方妇联工会的维权话语当中，混成一体，不容易划分敌我，就像水乳交融。造成当局不好区分和打压维权。2004年我在成都草堂讲座中，就主谈维权。
2003年之前，不仅有于建嵘所研究的农民抗争，赵岩、李柏光、俞梅荪、张耀杰等在福建、河北等地的维权活动，作为先导。还有李建等人的维权活动及其公民维权网，更是点出公民维权这个主轴。
在维权运动兴起的几年之内，我致力于清理民运与维权在现实政治作用的排位问题，用维权压倒民运，而且进程也如同我设想得这样，维权运动在国内逐渐成为主战场，而海外民运逐渐成为后勤支持。
维权的溯及力
著名民运人士之一任畹町在2006年白宫门“排郭”事件之后，就民运与维权的排位问题，与我有过一次邮件交锋。我承认维权运动晚于民运，从精神传承来说，维权是民运的儿子，但是儿子总是要成年，并且起到父亲不能起的作用。后来我将这一观点，给了一位复旦大学的博士看，他不以为然，认为维权才是根本，民运才是维权的儿子，因为权利才是民主运动的核心所在。
后来我逐渐看到维权运动以2003年作为起点，是一种自大，也是一种自我阉割。维权具有根本性的溯及力，至少可以溯及到民国奠基。当一个民族国家奠基于革命抵抗权之上，那么其所为的一切，都可以广义地称为维权。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对维权运动颇为青睐和看好，四五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区分中共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建国之前是维权，建国之后侵权。如此区分大气磅礴，可以窥得根本。
维权的溯及历史更短的是到反右运动，在俞梅荪的笔下，以及在一干右派索赔的潮流中，对反右运动的纠正，成为维权运动。
再退一步是西单民主墙时代，任畹町认为，维护人权（维权）是传统民运的基本纲领和实践。任畹町说，“维权民运”起于1978贯穿于今绝非2003年。任畹町说，“中国民刊汇编”赫然印着傅月华的整幅照片。书中记录了民主墙各主要社团“探索”魏京生、陆林等，“人权同盟”陈旅、张文和等，“四五论坛”刘青等奋起为当时第一个被捕的“维权勇士”傅月华到公安局到市政府奔走呼号，并深得国际救援（“中国民刊汇编”第一卷有大量记录）。
任畹町还说，大量的史料证明，民主墙首先诉诸于法治，围绕傅月华的案件，我们写了很多文章质问公安局，你根据哪一条法逮捕傅月华？根据当时的法律，虽然非常低级、非常不完整的法律，我们质问他，逮捕她，几日以后你们开庭审判？我们大量的引用中国宪法游行、集会、结社几大自由。我们引中官方的宪法来证明我们行为的合法性。
同时期的刘京生在“民主墙”30年谈往事，谈到当年亦有民运人士同时展开了早年的维权运动，组织百姓冤民到北京上访。傅月华有一篇文章说，他们当时的抗争，具有维权的形态，只是没有采取维权律师的形式。寒山的文章《知青回城——一场被遗忘的维权抗争运动》，连知青回城也成了维权。
维权运动对后文革的保守主义路径和英美思潮，构成继承关系，并且在巨人肩膀上发扬光大之。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顶峰，也是其拐点。而文革和89天安门运动也一样。89天安门运动影响太深，是否为一种维权运动，需要进一步深究。
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的《中国维权报告》中说，虽然维权运动的壮大是从03年开始的，但是其兴起是在1989年之后。九十年代例如消费者权益维权，物业纠纷维权，土地拆迁维权，是当时没有上升到政治层面的维权运动组成部分。
九十年代还有财产权运动，也作为维权运动的先锋。文革十年浩劫造成几乎全体国民对专政都有一种疏离和抵抗，这种疏离和抵抗贯穿于改革时代。在话语场域讨论的，只有两种人，自由抵抗者及其自由抵抗的背叛者，后者例如拥护专制的左派，例如主动或者被动官商勾结的民营企业家。
洛克断言政府的中心目标，是保卫财产，其意图在于进一步促成政教分离，否认政府的目标是拯救灵魂。如果处财产处于关键地位，就有助于使政治世俗化，并将权威和服从从宗教生活中解脱出来。洛克关注财产的前社会起源，说劳动是财产的源头，其目的在于先声夺人，使得声称具有没收财产的神圣权力的统治，找不到自然或者前社会的依据。
私有财产权由此看来要成为重要的主义，在于具有抵抗和自由的含义。私有财产对抗专制权力，带来自由的可能，在中国也就是80年代。凡是宣布资本或者财产权与自由抵抗挂钩的，都是试图展开抵抗和自由化的目的。这是一种微言大义的办法，其大义是私有财产权，而其微言是自由抵抗。私有财产权带来的自由，不是对资本家而言，而是抵抗者和自由主义者个人。
在政治高压之下，不可能让充分条件再行动，在行动中成熟条件，边建设便准备，行动会带来准备条件的更大空间，就像维权运动带来更大的言论自由。维权，兼具对当局施加话语压力的性质，但是把它当作副产品，不作为主产品。这是与启蒙形成话语压力的最大区别。
维稳话语是对维权话语的回应
以前民间都是对官方话语的挑战性回应。改革时代的抵抗与异议，其政治意义的赋予，或者反响，都离不开官方。长期以来，民间没有制造话题、政治布局的能力，对官方弹压话语亦步随趋，如今有了第一次化被动为主动。这就是官方维稳话语是对维权话语的对应。从目前来看，从上到下维稳的主要任务就是防访民。那么维权与维稳有对应关系。
官方对内维稳，维护稳定；对外维权，维护海权国权。而在于我们第一次牵着中共鼻子走。有官方人士对我说，和你们一样，政府也维权。
官方知识分子也认为，维权才能维稳，提供了一种欲摆脱不能的捆绑效应，为维权提供政治空间和体制内的同情。维权运动与中央政府有一种“无意识联络”。
无所不在的维权运动，迫使“中国‘维稳’体制隐然成型”，而其维稳预算赶上了军费。中国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开支预算草案显示，今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5140亿元，增幅是8.9%，比国防支出的7.5%增幅仍要高。
《南方周末》有一篇重要报导：“中国‘维稳’体制隐然成型”。文章的第一句话是：“刚刚过去的2009年，相比‘极不平凡’的2008年，维稳压力毫不逊色，而投入的人力，物力甚至更多”。
文章披露，中共为应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所投入资源的增速和规模已达惊人程度。云南省宣布，从2010年开始，将把全省的人均综治经费标准提高一倍，而2009年财政收入为1500亿的辽宁省，公布的维稳支出高达223.2亿元，比2008年上涨15.5%，相当于4500万辽宁人口，人均500元，远远超过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人均支出。
官方的维稳，越应对维权，维权越加兴旺。因为维稳机制只会制造更多的“敌人”，迫使更多的人脱离体制。一个破落之家，任何振兴措施都只会进一步造成破落。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阻挡都是好事，例如罗马帝国打击基督教，反而使其越旺盛。维稳只会给维权输送武器弹药。我大力支持把很大部分公务员变为网评员，我就不信那一套官方话语还能竞争得过我们。网评员越多，我们的阵线也就越大。建成大中华局域网也是一样，短暂是网络自由的减少，但是翻墙人数会逐渐增加，那么网络自由会很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