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上午，辽宁抚顺高湾经济开发区因强制拆迁发生命案，该区管委会、高湾农场副场长王广良带人进行强制拆迁，拆迁户杨勇被殴打昏迷吐血，他的哥哥杨义见状用刀对王广良连刺7刀。当天平均气温1℃，刀锋穿透王广良厚厚的外套，直抵胸腹部等要害。王捂着胸口被送出工厂，倒在一片乱草地的血泊中，再也没能醒来。而杨义被一根木棒击中后匍匐在地，手里却还紧紧拽着刺向公权力的凶器——一把剔骨刀。事后，当地官方对杨义极其恐慌与仇视。而王广良被刺当天，有老百姓当街放起了鞭炮，抚顺市高湾区有一千多位百姓公开签名、摁手印联署保杨义的性命。不少网上舆论如同为杨佳袭警鸣冤一样，声援杨义。

其实，一种暴力的背后，总有另一种暴力的根源。中国官方公开报道显示，在拆迁中因保护私有财产而引发的悲剧，不断地发生，极大地牵动着公众神经。今年全国“两会”，“暴力拆迁”已成民众万炮齐轰的话题。据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修改工作已被迫纳入官方议程。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因暴力拆迁引发的极端案例却有增无减。

近几年来，因强制拆迁引发的命案、自焚等，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高湾地区就已经发生过因拆迁开发商打死动迁户的案例；2009年2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法院强制执行黄洋、石国清拆迁案件引发自焚事件；同年东宁县在拆迁过程中又引发了自焚事件；同年6月5日，地方法院对被拆迁户靳清湖家进行强迁过程中，导致靳清湖大女儿闯入现场，向自己身上倒上汽油后点燃；今年3月28日《新京报》报道：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一户村民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二人浇汽油自焚，68岁的男子陶会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目击者称，两人自焚后，拆迁工作人员并未施救，拆迁工作也未停止。

然而，最具标杆意义的，还是2009年11月13日早晨，发生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的一起恶性“拆迁”事件，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后“自焚”于楼顶天台，烧得面目全非。数人被拘，数人受伤住院，政府部门却将其定性为“暴力抗法”，导致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今天，民间对杨义同情或为其不平者，本都与他无亲无故，更与拆迁官员个人无怨无仇，也并非都赞成暴力复仇，然而，却都如此立场一致，毫不含糊地表达出与官员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充分印证了中国民众对官家的愤怒与对政府执法的绝望。

辽宁拆迁血案的最大启示，就是官民关系的再次大撕裂。这种撕裂，不禁让人联想起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山东烟台的一起农民王道亮因其妹屡受党支书性骚扰，长期上访无果，最终公然在党的县镇村“三级会议”上刺死该支书，引发社会强烈反响的重大刑事案件。此案一发，立即引起社会舆论大哗。当地村民闻听此讯，不仅纷纷联名保王道亮一条生命，且人人肆酒，户户放鞭，百姓不仅感谢王道亮为村子除了块心痛，更为村子出了个如此壮烈的勇士称快。而与之相反，当地县委却忙着召开隆重追悼大会，号召学习殉职于工作岗位上的“党的好干部”。当地官方还违反程序，让被杀书记的儿子，继续当该村党支书记，向村民示威；而村、镇、县三级干部却认为王道亮对他们所有干部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也联名上书市政法委与法院，指控王道亮公然在三级会议上行刺党的基层干部，“丧心病狂”、“穷凶极恶”，不杀王道亮他们要集体辞职。可见当时官民立场的对立与气氛的紧张。这个案件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刺激性，一点也不亚于杨义刺官，只不过当时的讯息传播没有今天这样普及与迅速，以至于此案在省外鲜为人知。

现在想来，王道亮杀官与杨义刺官两案一脉相承，起因都是由于权益受到侵犯在先，把他们逼上了不归路。他们同样导致了官民舆论迥然，立场、情感大撕裂的社会后果。王道亮与杨义最大的共同点，其实都是由官方一手制造成了民间英雄。

从道亮杀官到杨义刺官一路走来，恰恰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官民关系不断撕裂的全过程。在这两起一脉相承的重大刑事案件中透视出的民意，考问的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公权力产生和运用的合法性。

当前民众在维权实践中，经常发生“跳楼”、“自杀”、“裸体”、堵塞交通、拦截车辆，甚至杀人等事件，以期引起新闻媒体广泛关注。对此，社会弱势群体认为：民众受欺辱后维权不能按正常程序办，只有将事情闹大，造成社会效应，甚至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才有可能解决问题。这常常反映出社会弱者的无奈心理。这种通过极端的方式抗暴的情形愈演愈烈，越来越多，媒体常有报道。公民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维权，折射出当今社会的不法现状和公民维权受压制的现实，如上访受阻，游行示威被抓等。

如今百姓知道诉求无门，也无对话交流愿望。在不民主的社会中，掌握资源的官员在切分利益蛋糕时，既享有分配权，又有优先选择权，社会怎么可能公平，民众权益怎么可能保证，这便是导致官民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老百姓普遍愿意参与社会冲突，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发泄，而是由一种“弱者联合”法则支配的社会事实。正因为中国拒绝普世民主化的道路，权力不受制约，政府力量太强大，因而必然会挤压民间私权空间，维系社会不平等格局，所以才迫使民众在社会冲突中，自觉不自觉地联合一致，发泄不满，借助这种方式来开拓权利空间。只要官方权力不受制约，过于强大，就必然要在发生社会冲突时面对群众的联合抵抗和不理智的过激行为。这是由社会发展的辩证逻辑决定的。

辽宁拆迁血案发生后，民众一边倒地同情行凶者再次向当局敲响了警钟。如今公众情绪的发泄之所以不论是非，一直指向政府或有政府背景的人和行为，并非公众之错，而是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堵塞。罗尔斯说，公正是利益的协调和平衡，是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事实上，正因为社会不民主、不公平，公民利益表达渠道被封堵，民众才会转而通过参与“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来发泄不满。

当今中国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的结盟，决定了中国媒体信息传播的方向、领域和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让很大一部分消费不起或者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弱势群体被遗忘。近年来，大众普遍仇官，对腐败深恶痛绝，而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却被长期堵塞。现实中国正是因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通畅，话语权被剥夺，不能“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社会才会集聚起越来越多的杨佳、杨义、王道亮。当今中国，极端事件井喷式爆发，正伴随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一起发展。杨义手里紧紧拽着那把刺向公权力的剔骨刀，足以对当局的执政基础构成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