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进，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我看〈零八宪章〉》一文中，我曾经说过，《零八宪章》的主张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改良，而是“新演进”。“新演进”的主张来源于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等人，意思是眼睛向下，把目光对准社会和公众；我们是要告诉公众如何行动，而不是告诉政府如何改革；我们的目的是凝聚公民的共识，促进社会的觉醒、发育和团结，而不是“上书劝进”，乞求政府接受我们的改革方案。演进“不是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更美好的今天。”
西方文明中的演进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西赛罗和阿奎那，后来又在18世纪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中发扬光大。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包括亚当?斯密、爱德蒙?伯克、阿立克赛斯?托克维尔和大卫?休谟等人。与同一时期法国的启蒙运动过于高估理性的力量有所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反对理性，而且认为理性非常重要，但他们认为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要用理性的方式来了解理性本身究竟有多大能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理性本身没有能力创造出来完全合乎理性的未来，社会、文明、道德规则等等不是由理性设计的，而是渐进演化的产物。理性本身是与文明的演化互相成长的，理性没有跳出文明之外重新设计文明的能力。
苏格兰启蒙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皆以此为基础。哈耶克认为社会制度是自然演进的产物，反对那种整体设计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企图，而共产主义正是这样一种企图。哈耶克认为，自由只有在自发秩序中才能实现，自发秩序是人行动而非人设计的结果，即无数的人独立决策和行动所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
我们都想要民主，但不要忘了民主也是演进的产物，民主制度是在地方自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土壤中逐渐生长出来的。公民社会对民主的重要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政治学者达尔蒙德（Diamond）认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带来建立民主制度的需要。市民社会产生一种动力，使社会团体和政党实现平衡并限制国家权利，使公民得到使用这种资源的技术。市民社会也提供了民主参与的渠道，在市民社会组织内，公民开始组织和安排社会利益和分歧，这对民主过程来说是重要的因素。培育公民社会，就是在为民主的生长提供土壤。
既然使自由得以实现的自发秩序是人行动的结果，那就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来创造这种秩序吧。数十年前，米奇尼克等波兰知识分子曾经用保护工人委员会、地下出版物和飞行大学来“建设自己”。今天，我们也要用创新的行动来建设公民社会。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范例，例如汶川和玉树发生地震时，许多志愿者自发前往灾区救灾；福建马尾法院以“诬告陷害罪”审判三网民时，网友自发组团前往法院外“围观”；以及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人民大学发表演讲时，三名抗议者向其丢掷五毛纸币。
也有人质疑丢掷纸币的行动是否违法或者“违背规则”，甚至还提出了是否应该崇尚法治的问题，对此我的回答是，法律和规则本身也是演化的产物。用况皓先生在《浅析哈耶克的法治思想》一文中的话来说：“大多数的一般性规则是有弹性的，在道德领域中的弹性则更为重要。因此弹性容许某些社会成员突破社会范例，去发现新的更加可欲（desirable）的行为方式。如果他的成功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效仿，那么此种范例便成为了我们文明中的一部分。”中国本来不允许抗议，但抗议的人多了，抗议也就成了大家所接受的正常表达方式。
参考资料：
况皓：《浅析哈耶克的法治思想》
林毓生：《从苏格兰启蒙运动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