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固然过着温饱生活，也未必不幸福，然而比较起一个自由人，它的不幸在于缺乏尊严，猪的命运无法自主
“黑律师”李庄被判那天，一个开公司的朋友打来电话，忧心忡忡地说：这地方没法呆了，他想移民国外。我很惊讶：你又不是黑社会，怕啥呀？他沉默一会儿，消沉地说：在这里，没人会有安全感。我听了如五雷轰顶，是啊，在这个百年未遇之盛世，究竟谁有安全感呢？
盛世了，全国人民的钱包都鼓起来了，但是好像心里更不踏实了。穷人有穷人的不安全感：不知道哪天出门摆摊，被城管追打；不知道何时被开发商看上，房屋被强行拆迁，连遮风挡雨的地方都失去。富人也有富人的不安全感：你再小心翼翼，合理避税也会闹成偷税漏税的惊天大案。不要哭诉“大家都这么干，为什么偏偏只抓我？”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明白，这叫“帽子捏在群众手里”，法不治众，但专门修理不听话的人。说你不黑黑也不黑，说你黑不黑也黑。那么，有权有势者是否够安全？君不见众多“裸官”将老婆、孩子通通送到国外的天堂，独自一人在地狱里面玩高风险的游戏，说不定哪一天媒体报道的重庆一幕，便会如恶梦一般降临：
全市公安干部会议，局长主持。会场上武警全副武装，杀气腾腾。会上，点到谁就报谁的罪名：“某某某，犯有巨额财产不明罪，抓！”、“某某某，犯有包庇纵容黑社会罪，抓！”一共抓了六七人。都是当场点名，当场抓人。不用公安，全是武警。在场者，无不胆战心惊。
这个阵势，很像1983年的“严打”，更令人想起“文革”时期群众大会中当众揪出牛鬼蛇神。陈冠中的流行小说当中，盛世的来临，是以“严打”为前奏曲的。我那位开公司的朋友，一定是看了现实中“严打”的彩排一幕被吓得不轻，也让更多的“文革”过来人看得胆战心惊：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中国的法治难道要走回头路？
不要以为“严打”缺乏群众基础，错了，盛世中的“严打”乃是大快人心事。何谓人心？仇官、仇富、仇精英也。这些年间，人心中充满了仇恨。黑官吏、黑商人、黑律师，黑精英，国人皆曰可杀。只要黑色的帽子往对方脑袋瓜子一扣，实质正义便高于程序正义。以民粹为动员号召，以富人为人民公敌，是无往而不胜的“严打”法宝。
前几年哈尔滨发生的警察与大学生打架一案，双方所调动的正义，都是人心中的仇恨。最先的舆论说是“警察打死大学生”，民意一边倒地痛骂警察。随后警方放出风声：死去的学生是寻衅闹事的富二代，他的老子是一夜暴富的大老板，舆论瞬间转向，遂又同情小警察。民意的逻辑只是比坏：警察很坏，但富人更坏。人心中的同情永远偏向相对的弱势，而仇恨的烈火必定烧死那些罪孽深重的有钱有势者。正义不再以法治为准绳，在维稳压倒一切的严峻形势下，正义的落实成为实现刚性和谐的工具。民意就是一把面团，群众永远是不明真相的，操纵一个人很难，操纵多数人却易如反掌，只要提供有选择的真相，便掌控了民意的风向标。
温总理在本次人大之中，第一次将“活得更有尊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之中。人有两种活法。一种是有尊严地活着，另一种是像猪一样为温饱而活着：吃饭为活着，活着为吃饭，活着本身就是目的，吃饭就是最大的幸福。什么才称得上有尊严地活着？那就是拥有平等的自由，公民的人身、人格以及各种基本权利得到普遍的尊重。猪固然过着温饱的生活，也未必不幸福，然而比较起一个自由人，它的不幸在于缺乏尊严。猪的命运无法自主，生生死死全在主人的一念之间。假若多一点忧患意识，它应该充满不安全感：愈是活得心宽体胖，愈是容易提前进屠宰场。而人的幸福感可能不及猪，但人是世界万物中最具自由精神的生灵，虽然生命何其脆弱，却拥有造物主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尊严。
活得有尊严，全赖是否生活在一个讲规矩的法治社会。这个法治（of law），不是法制（by law），两个概念，一字之差，个中差别何止千里。法治乃是以法的精神和规则实行统治，法律之上没有权力，只有哈耶克所说的自由为本的最高立法原理。而法制下的法律只是统治者驯服臣民的工具，法律之上是主权者的意志，不管这个意志是来自君主还是以人民的名义。法治所保障的，是每一个公民具体的、可数的、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而法制所捍卫的，只是那个抽象的、整体的、又常常被篡夺了的国家意志。
尊严是自我赋予的，也须得到他人尊重，特别是国家权力的尊重。一个现代社会，可以暂时没有民主，但不可一日没有法治。法治所保障的，不仅是好人的幸福和尊严，同时也是坏人所应得的法律权利。当年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其罪恶之大放到中国可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仅仅因为检方取证不合法，证据受到了污染，便被陪审团判定无罪。消息公布以后，媒体对公众作民意调查，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辛普森有罪？大部分美国人回答：yes.第二个问题：你是否认为辛普森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大部分美国人的回答依然是：yes.一个有罪之人获得当庭释放，为什么依然是公正的？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即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也像所有人一样，应该得到公正的审判。没有程序的公正，便没有实质的正义。假如一个社会连坏人的应有权利都能得到公平的保障，那么好人们大可安心入睡，不必担心各种冤假错案大祸临头。
早已解体的苏联，曾经流传过一个冷笑话。半夜被急促的撞门声惊醒。起床开门，克格勃冷冰冰地亮出手铐：“伊凡偌维奇同志，您被捕了！”一头冷汗的你，偷偷地舒了口气：“对不起，伊凡偌维奇同志住在隔壁。”什么叫幸福？这一刻便是幸福。
这样的幸福，对中国人来说，再也要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