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新京报》报道《北京试点对流动人口较多村庄建围墙封闭管理》，马上让人联想到当年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建立的一个个犹太人隔离区。北京的做法和纳粹隔离区具备共同的监狱化外在特征：岗亭、巡逻队、监控器、封闭式围墙、唯一出口、定时开闭村门、村民车辆出入须持证、24小时实行流动和网上监控，北京按照实有人口2.5%、流动人口5%的比例配备巡防队和管理员，今年内将先期在大兴区92个村庄推行封闭式管控……试点之一的北京大兴区老三余村，本地人口600人，外来流动人口6000人，这可是一个将近7000人口的大村庄，警方对全村的隔离已经启动实施。常识告诉中国人：只要对一个区域实行隔离，不能自由出入，要么是军事禁地，要么是政府驻地，要么是监狱。

政府违法在先

所不同的是，军事禁地和政府驻地是出于自我保护防范的目的，我们姑且不论政府驻地是否自信到像西方开放的必要，而对一个个自然村落实行隔离，全然出于限制自由、预设罪犯的管控目的，实则是在北京周围制造一座座流动人员大监狱，进而向北京乃至全国推广，此举骇人听闻。

这些郊区村落被政府号称为“社区”，《物权法》明确规定社区属于居民自治范畴，政府不能介入，尽管城乡社区自治流于形式，固然法律被虚置，但政府带头实施准监狱化管制，实属违法兼非法。记得纳粹当初建立犹太人隔离区，也标榜为“模范社区”；纳粹针对的是犹太人种群，而北京当局试点之后将会针对整个流动人口阶层。

政府设置隔离政策的初衷，已经预设立场，他们认为居住在这些郊区村落的流动人口都是潜在的“罪犯”，所以要管制起来。就算北京警方所称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但这绝对不是对一个群体实施隔离的理由。北京的上访村、黑监狱（各地政府设立的专门关押绑架上访人员的场所）举世闻名，而准监狱化隔离，则是管控升级，越加精密化、公开化。竟敢如此公然实施隔离政策，我们相信这不单是北京警方的行为。

维稳是为维护权力

我们要说，不管是黑监狱，还是今天的隔离政策，都是非常愚蠢、疯狂的举动。首先此举违法在先，其次将公民人身自由和民意诉求的正当性完全消解、异化。毫无疑问，政府投入巨资和人力对流动人口实施隔离政策，是所谓维稳手段之一，但是隔离等维稳手段不仅是非法的，而且将激化社会矛盾。北京地方当局以恶制“恶”，这是在制造新的罪恶和阶层仇恨，带头破坏社会稳定。维稳是政府单方面需要的，我们且不论其是否合法、人道，但绝对不受民众欢迎。维稳缺乏法制、人道、妥协机制制约，它在本质上是反人性、反法治、反民主的。当局的维稳最终只会将中国导向剧烈的社会动荡。

任何社会都有内在的维稳诉求，它建立在法治、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但在中国，维稳就是维护政府权力，并非维护社会稳定；维稳是人治，而非法治。并且早已陷入“越维越不稳”、“花钱买平安”的恶性循环。

北京此举事实上已经构成违宪。宪法规定所有中国人享有迁徙自由的权利，迁徙自由在本意是自愿离开户籍地而异地居住、工作、生活的权利。我们相信暂住在京郊的绝大多数流动人口都是良民，蚁族集聚的唐家岭也属于郊区，本该哪个流动人员犯罪，自然会有法律制裁，然而，如此公然实施集体隔离政策，其实减少犯罪是借口，维稳才是目的，亦犹见暴力主导下的制度惰性和愚性，这其中具有更深层的制度逻辑。

流动人口从来被视为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前，农民被限制在农村，出门要靠村委会介绍信；城市人口被限制在城市，出门要靠单位介绍信。哪怕是夫妻在外投宿，也需要出具结婚证，否则就构成流氓罪嫌疑。改革开放后，农民成为流动人口的主流，但是“三无人员”、暂住证、收容遣送成为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近年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也加入流动人口行列，不乏居住在消费力低等的城乡结合部。但是，越是弱势群体，哪怕他们占据这个共和国人口总量的绝大多数，他们依然是管控的对象，无法改变被羞辱被剥夺被驱赶被隔离的命运。由此可见专制制度的野蛮特性。

管控民众的制度逻辑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由权力来源所决定的，暴力夺权与民选权力构成不同的制度形态，也构成相异的意识形态。暴力政府的意识形态一直停留在阶级斗争的“敌我”状态，自身永远处于害怕失去权力的焦灼不安当中。所以，当他们掌控一个国家的所有政经军政等国家资源之后，寻找潜在的“敌人”，并将其消灭，成为他们本能的选择。只有制造和消灭潜在威胁对手，消除像当初他们暴力夺权时的革命动力，他们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中共建政六十年来不断人为制造政治运动，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个时候，他们往往将自己制定的法律游戏规则抛诸脑后，带头破坏法律，而不管不顾那些无辜的、占据绝对数量的受害者，以使他们屈从，继续当蒙昧的奴隶。

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就是例子，对部分人实行镇压、残害，也是出于保护权力的维稳目的，但最后文革上演为社会全面动乱，草根民众死伤累累，但罪魁祸首毛泽东却能全身而亡，制度为他的尸体提供了庇护。八九民运是民间促使中国走向正常社会的一次流血补课，与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转型是合拍的，但却遭受血腥镇压。极权社会的特征之一是，虽然领袖更替，但权力被一党独占且能在党内禅让，权力能够始终严厉管控整个社会，不肯低下傲慢臃肿的脑袋向民意妥协。必须清晰地看到，专制制度造就的巨大而直接的社会成本，最终都会转嫁给老百姓。哪怕是和平抗议方式，都是以暴力和流血终结，制度民主转型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历史可以重演，只不过换个马甲，维稳取代了政治运动，具有更大的蒙骗性和遮掩性。不管他们今天以多么崇高和正当的名义，把流动人口当作人质以维稳的“敌我”思维，在统治者的内心并未改变。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并未有进步，财富增加只是表征，依然在制度和政治轮回的怪圈里打转，在不经意间，就会暴露出制度的真实面目。最可怕的并不全是制度恶，而是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认为国家、政府和社会本该如此强力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