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历史阶段的右派
这一百多年，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者，最受打击。1949 以后历次的右派，民族资本家，文革中受难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六四”受难者等等，以及无数生活在真实中的，希望摆脱专制的人，有独立自由意思的人，他们都是自由右派。不仅仅现在维权和抗争的知识分子是自由右派。
自由右派支持1956年的新民主主义和1978年之后改革：当接近或者符合奠基教义和主流价值的，会伸手推一把。必须记住的是，自由主义永远在历史长河之外，它属于永恒。自由主义可以将伸手历史长河中，助推改革，但本身并没有被河水淹没。自由主义在历史之中，又高于历史。因为自由主义从1840年开始，就是整个民族的根本救赎，它是作为命运之神出现。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市场经济的，而是精神的和总体性的。它是作为中华民族重生和再造的根本方案，新的开天辟地的根本精神，作为起源和开端。
自由主义不可能被改革历史之重负窒息，当启蒙、改革和市场经济无法完成自由主义给它的使命，它就抛弃启蒙、改革和市场经济，转入维权运动。在改革初期反思文革形成右派共识是政治自由加上市场经济，分成两步走：先市场经济后政治自由。现在面对改革共识破裂，在维权时代初期反思改革的新右派共识是，政治自由加上维权运动，一步走：当下就要求兑现政治自由。改革时代是经济问题去政治化，政治问题要去政治化道德去但被拒绝。如今应该是政治问题继续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经济问题相反要政治化，以法政方式作为总体解决方案。用维权运动压倒启蒙，把自由主义从对市场经济的高度依赖中摆脱出来
经济右派是当下最败坏和需要拯救的一个东西。1998年的左右之争，造成一个严重的负面后果是，把本来作为自由主义的内部批评的\”新左\”，作为自由主义试图超越历史现实的努力，推到对立面，变成敌我之分。经过这种意识形态化，害得自由主义本身，看起来就是从市场经济到政治自由，惟有华山此条路。害得自由主义本身，看起来仅仅是经济自由主义，而政治自由成了经济自由的附庸。如此自由主义自我封闭了自己前进的道路，而被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历史之河淹没。当市场经济和改革已经失败时，自由主义也作了殉葬品。还有害得\”新左\”在政治上脱离了民国奠基教义和主流价值，其现实性所指向出来的目标，仅仅是爬行，匍匐于现实。其赞同自由民主共和的目标，被其手段和现实性淹没。
改革时代有着自由主义的捆绑和扭曲，在八十年代的文化伦理与90年代的经济伦理之间徘徊，这二者都是一个启蒙话语之下运作。后改革时代的右派，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然后超越社资左右之争宪政派以及目前实现手段的维权运动派。
邓小平改革方案中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民生、共同富裕还是专政，需要进一步确定下来。要从专政手上拯救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因为其革命手段之恶劣，就恨屋及乌，否定革命的精神，要以保守主义革命的方式继承革命精神。宪政与专政的冲突，不能被包容进社资之争。宪政与专政这个层次，要摆脱社资之争的困惑。用专政的方法，搞社会主义也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也会变为权贵资本主义。总是专政就是权贵对民众的奴役。所以首要的，是用宪政代替专政。
在《史上最牛钉子户把中国钉入维权时代》这篇文章中，我提出，当下的左派对国有企业的诉求中，有一种宪政化和政治民主的倾向，要求监督国企。著名政治理论家陈子明区分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这么一来，未来几十年之内左派由于被迫被置放到改革意识形态的磁场之内，逐渐接受市场经济这个现实，左派理论只会作为对市场经济负面作用以及被扭曲政治体制放大的极负面作用的批判而存在，不再有回归文革的政治能量。因此左派不仅接受市场经济这个现实，而且开始接受宪政。
自由右派的政治性，就是如何尽可能团结可以团结的人，臻于自由立宪。而且作为民族的代言人，要尽量缩小敌人的范围，或者应该是没有敌人，更不应该说把可以团结的人推向对立面，给自己制造敌人。这时候最大化自己利益，这种功利主义计算成了 “ 政治成熟 ” 的标志。
左右派统一战线
有一个倾向新左的朋友和我说，他看到《集结号》就血脉膨胀，革命激情和理想主义让他不能自己。我淡淡回答说，内战，一个民族内部的内战，是永恒的伤口。在改革时代形成的左派或者右派，究其理想层面而言，都是在寻找中华民族的出路。正是爱国，而让为自己的路是唯一的，所以左右开战。左右路线斗争，有其利益和掌握权力的一面，也有对民族和国家担负的一面。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就是唯一的真理，而排斥另外的，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做法。不要因为主义不同，而产生你死我活的仇恨。
看来左右之争，在表面上很对立，暗地里却有莫大的交集。话语上的对立，并不等于认识上的完全对立。理论上的争论，不要影响私下的交往与合作。从主义之争跳到共同维权。路线之争，是一种幻影，来保护权贵的。
我异常担心左右之争，给将来带来内战和撕裂的可能性。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让兄弟阋墙相向。必须找到一个出路，可以存同求异，那就是：可以共同行动则有共识，不能共同行动则没有共识。我比较不认同一定要找一个共识，再来找一个行动的说法。我觉得首先通过一个行动，例如维权运动，可以包括左右。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定分歧，但我们可以共同行动，也有一定共识。先找一个共识，搭好一个架子出来，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重要的事，无关于内容，无关于共识，最重要的是关乎共同行动。应该强化行动这个层面上的一个意思。共同行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诉诸于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内战的局面。要学会调和左右，或者凸显民族国家，凌驾于左右之上。左右就如阴阳二气，要并存，而不要互相打架，否则人体就完蛋了。
斯宾诺莎说，在荷兰在和最富裕也最辉煌的国度里，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宗教的人，都能够和谐的生活在一起。一个商人的宗教和派别没什么要紧。伏尔泰在《哲学书简》中相应了斯宾诺莎的观点，他说，进入伦敦交易市场这个比许多法庭还值得尊重的地方，在那里犹太人、伊斯兰人和基督徒彼此做着交易，就像他们有同样的宗教一样，并且认为只有破产的家伙，才是异端。
商业，就像希腊的运动一样，可以做一个场所，来转移或者腾挪人的攻击性和政治激情。同样维权运动也能做到，这对于几十年来在左右之争中挣扎，而必然走向分裂和内战的中国政治板块来说，也是一个幸运之事。维权运动的各种主体，就类似于荷兰交易所的不同主义和信仰的商人。
作为一个维权律师和致力于从思想和政治正当性上推动维权运动的宪政学者，我一直在弥合民间思想领域左右之分。长期留下来的左右观念分化了维权运动的知识分子，而实际上，左右立场只是对具体时局的判断和进路不同，在大的问题和方向上基本一致。可以在行动中合一。一旦在维权运动中，知识分子从立法者转向维权者，就把他们的权力意志从争夺话语霸权的狭窄空间腾挪开来，从天安门前奔向田野。从内斗转向合作，这样实现了民间力量最大化。
从2002年7月份第一次带动反对信息产业部和新闻出版署的《互联网出版暂行条例》的网络维权开始到今天，我诧异地看到右派知识分子居然对工人维权一点也不关心。以代表整个民族和改革时代的公共利益为己任的右派，把工人维权之外所有维权都包揽起来，唯独对工人维权视而不见。而以代表工人阶级的左派学者，一开始只在嘴巴上\”良心和平等\”。我就用右派维权的道德勇气在世纪沙龙论坛等地方刺激他们，在《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中表扬他们的领袖人物。后来他们也开始考虑维权，一些学院中的左派学者可是介入，一些行动派，例如施晓渝如今介入工人维权已经很深。颇为奇怪的是一贯以领导阶层著称要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左派学者，仅仅关心工人维权。如今的格局颇为明显，以维权律师为主体的维权右派，是\”不管部部长\”，工人维权之外的维权都管。而左派就专盯工人维权。
用维权运动替代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用于治病的鸦片，结果会上瘾，但是不讲维权运动，并且否定阶级斗争，那就是用面粉治病的。如果像魏巍马宾李成瑞这样的老干部，把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精神，落到当下：为人民维权，他们过去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台上时留下的巨大威信，以及广大的人脉关系，服务于左派自己的维权运动，例如为下岗工人维权，肯定会给人民带来莫大福祉。
直接民主诉求，对官僚接团的痛恨与制衡想法，应该分阶段实现之，用选举和维权来。如今很多左派老同志异常支持维权运动，并参与其中。他们比右派老干部无用功的公车上书，对中国贡献更大。右派老干部如果不参加维权，不仅是没用的阑尾，将来可能是保皇派。
维权运动构成对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模式的否定，是对邓小平不争论原则的延续。过去的路线的斗争，浪费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维权就是好猫。共同行动高于共识，有共同行动才有共识，共同行动才是共识的检验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