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2000年起开始搜集资料并进入艾滋病疫区进行社会调查，足迹遍及山西、河南等5个省市的艾滋病高发区，2004年6月起先后12次赴河南艾滋病疫区实地采访，7次进入媒体称之为“艾滋病村”的这个村子深入调查。
为什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要频繁地去这个村子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村很具代表性。
它好比是一个缩影，可以供全国很多有着类似情形或迹象的地方参考，控防政策也好，救助模式也好，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样本或参照物，这也正是我写下这些文字出版的一个主要目的。
如今，书要出了，对艾滋病的调查也告一段落，但远没有结束。而且，我想我会因此而与“艾滋”结缘，并将继续关注下去，一如既往。
事实上，我并没有体味到完稿后的轻松和心血付梓后的欣喜，因为这本书里包涵着太多的悲涩和沉重。即将完稿时，我获悉高耀洁教授身体不适，心情愈发沉重。
因为她是一位勇士。
当然勇士还有很多，桂希恩教授、万延海先生等无法一一列举。
我不是勇士。
但我希望能成为追随抗艾勇士呐喊的人。
（二）
在所做的一些调查中，我了解到许多令人惊讶、悲愤却很无奈的事实，但我对此将保持沉默。
我很欣赏救助过多个艾滋家庭和艾滋孤儿的著名慈善家、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所说的这句话：“假如艾滋病是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燃烧，目前最急切的任务是在火场中救人，即减少艾滋病患者所受的痛苦，让患者的遗孤得到关爱和接受教育的机会。至于起火原因是意外还是蓄意纵火，是谁人放火等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次要。与其隔岸观火，高调炒作，追究责任，不如亲临火海，低调实干，救火救人。”
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应当是“口诛笔伐”，而是呼吁我们所有的公众都能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如何面对今后当是问题的关键，最起码胜过一味地责问。特别是我们至今仍存在的诸多误区，对我们打这场与艾滋病的“战争”仍很不利——公众对艾滋病的了解少得惊人。
我曾进行过一次简单的调查，是在素质相对较高的大学生群体中进行的，但能够完整答出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的不到30%，至于其他的艾滋病常识几乎是空白。
那么，对于社会公众来讲，情况自然更不乐观，尤其是八亿多农民，信息更加闭塞，这样的状况令人担忧。
甚至有人担心握手也会感染艾滋病病毒，对于蚊虫叮咬、共用餐具等他们觉得肯定会感染艾滋病病毒。即使我很有耐心地解释和讲解，也不能立即改变他们的这些看法，除了感到遗憾，我感到更多的是可悲。在“艾”情紧急的今天，他们仍然“麻木不仁”。
这大概不能怪他们，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宣传教育确实很少而且很不深入。
对当前的严峻形势，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充分认识，更有甚者仍然认为艾滋病问题主要在西方国家，我不禁大惊，一时无语。
其实，尚且不用说普通群众，即使我们很多医务工作者也没能完全改变对艾滋病患者的畏惧甚至歧视。中央电视台曾播放了艾滋病病人求医的艰难历程，不就反映出当前我们医务工作者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吗？
而据我了解，这些问题不是局部地区，它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甚至很严重。
另外，有关艾滋病方面的宣传力度和广度还不是很强，现在只能说是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种病叫艾滋病，但人们谈“艾”色变的状况并未有大的改观，人们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或很多错误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这样一来，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艾滋病患者受歧视，为社会所不容的现象和局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观念不改变将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
（三）
1.人们为什么谈“艾”色变
人们为什么谈“艾”色变？
某些媒体是有责任的。
我这样说可能极端了一点儿，也许会让一些同仁听了不舒服，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是事实。也许我们是无意中造成的，但有相当一部分媒体完全是高调炒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丝毫不顾及艾滋病患者的感受，事实上这也是对所有受众的不负责任。因为它只是一味抢卖点，只注重猎奇、炒作。
我希望我们每一位传媒人，每一家媒体都能扪心自问，我们这么做了吗？
有学者将我国的艾滋病报道分为浪漫化阶段、妖魔化阶段和猎奇化阶段。（注：李希光、周敏主编：《艾滋病媒体读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媒体市场化、商业化的结果。一味地迎合公众的猎奇心理的做法会导致艾滋病问题复杂化，从而出现更多的社会问题。
比如，很多媒体的大标题都会冠以“艾滋女……”或“艾滋小偷……”等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字眼做标题。这带来的恶果是使公众恐“艾”心理进一步加强，歧视艾滋病患者的情况会愈加严重，人人、处处谈“艾”色变。对此，我们的媒体是不是应当反思呢？
2.有的患者做法极端，但应理解他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一些经济落后的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
这种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因为老百姓没有钱。那么他们去卖血难道有什么错吗？没有。可是，如今造成大规模村民感染艾滋病的状况，是村民的错？
卖血获取收入即非偷也非抢，既然不违法，那他们错在哪里呢？难道说他们好逸恶劳吗？也讲不通。
后来，村民为什么做出一些极端的举动？因为他们没有饭吃。这是本能，虽然是错的甚至违法的，但应该理解他们。因为作为社会中的人，健康人尚且违法犯罪，他们犯罪就要比健康人犯罪罪加一等吗？
自从中央的很多政策落实后，极端的做法少了，而且村民也开始生产自救。
村民对待这一问题态度的转变充分说明村民的观念和精神面貌目前已经有了极大转变，想必一定令社会各界包括当地政府感到欣慰。
3.安全套的作用是否被夸大了
高耀洁在她的书中提到了自己的发现:很多病例证明，夫妻中有一方得了艾滋病，另一方可能过好几年也没有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
她说，她提出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的用意，一是提醒学界对中国人体质与HIV性行为感染的亲和力进行研究，更关键的是佐证自己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采血问题的受害者。
如今，我们大概应该意识到，我国农村出现大规模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是血液。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控制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上，同时加强性传播的控制，可是目前的情况似乎过于注重性传播的可能，虽然这一传播方式的比例在逐年增大，但当前是否夸大了安全套的作用呢？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预防控制的主要矛盾没能抓住并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强化了人们有了安全套就可以乱性的错误认识。
当然，我并不否认安全套在艾滋病防治中的作用。
我认同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自钊的书法：“就河南来说，目前艾滋病传播的3个途径中，经血液传播途径已经被切断，河南省无偿献血率已经达到100％；经母婴传播的途径也基本被切断，河南省在全省实施了‘母婴阻断’工作，在31个疫情高发县区，孕妇实行母婴阻断率也已经达到100％；目前艾滋病的防控工作重点，正在由原来的经血液传播向经性传播途径转移。”（韩俊杰：《郑州公共娱乐场所须100%使用安全套》，《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23日。）
但是，违规甚至非法采血现象在某些省市依然存在。安全套能杜绝医源性感染的问题吗？
4.解决艾滋孤儿问题的方法能否多元化
我们在河南某县的孤儿院——阳光家园里看到，由政府收养的孩子确实在娱乐设施、吃饭住宿上较正规。当问孩子们最想什么时，他们说很想回家去转转，但又不能随便走出孤儿院大门，尽管孤儿院的叔叔阿姨对自己不错。“我们想象叔叔阿姨是爸妈，而他们没有爸妈平时的表情。”一位孤儿低着头说。
很多村民也认为，孤儿院现在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不是规模，而是抚养方式不能满足不同孩子的需求。他们希望大城市有一定规模孤儿院以及有爱心的家庭能进行跨地区收养，加快解决日趋严峻的育孤问题。
同时，村民提出应允许民间性孤儿院和政府性孤儿院并存。学广州的收养模式：当政府孤儿院难以承担的孤儿，可以交给民间孤儿院“托养”，所需费用由政府承担。
多位从事艾滋病问题研究的专家指出，对因艾滋病留下的特殊孤儿，更应注重民间力量的协作。应当欢迎外地的民间机构或家庭，跨地域收养孩子。“给他们家的感觉，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会有很大好处”。
5.我们应万众一心，要拿出抗击“非典”的魄力
抗击“非典”我们可以说是万众一心，全民动员，打了一场漂亮仗。那么与艾滋病的这场“战争”我们该怎么打，有些基层政府似乎还没有很明晰的路子。
为什么这么说？据我了解，各地存在对艾滋病疫情的瞒报漏报现象。
“非典”的时候有这种情况吗？没有。因为谁瞒报谁就会掉乌纱帽。现在没听说哪位官员因为艾滋病防治问题而被问责。
至于老百姓，就更没有那时的热情和心劲儿来防艾抗艾。
为什么？因为他们尚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更不知道现在的形势有多么严峻，他们怎么能动起来呢？
我们对艾滋病有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应该说还是很不到位的。
要想打赢这场特殊的战争，我们必须万众一心，我们必须要拿出抗击“非典”的魄力。
只不过，“非典”是场速决战，艾滋病是场持久战而已。
正如清华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景军所长所言：“艾滋病防治工作绝对不会如同战胜‘非典’那样迅速；与艾滋病的斗争是长期的，它绝对不会迅速，也不会干净利索。”
然而更可怕的是：“‘非典’与艾滋病相比，一个是被蚊虫叮咬，而另一个是却是来自毒蛇的侵袭。” （李希光、周敏主编：《艾滋病媒体读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四）
“我宁愿放弃生命，也不会放弃生命的尊严”
每一次去艾滋病疫区，我都很受触动，特别是看到农民感染艾滋病却没有钱医治时那种绝望的表情。
然而，更让他们感到绝望的不是艾滋病本身，而是人们的歧视，以至于他们不敢对别人讲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无形中成为艾滋病防治的隐患。
因为我们作为局外人，艾滋病病人经历的那种痛苦以及他们的那种身份的认同，我们是永远无法感受到的。因为我们并不是感染者。就好像城市人到农村去一样。你到农村之后你发现很多问题是你想象不到的，你从书里永远无法得到。我们可以看《费城故事》，看他们受多大的歧视。也同样因为我们不是感染者，所以我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
在美国和印度，为什么人们的态度从歧视到平和到关爱呢？转折点就是扎艾滋针事件。这件事情反响很大，所以人们就去思索，为什么这些人要去报复社会，为什么说他们要伤害他们所不认识的人。
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并不是来自于某一个仇人的，而是整个社会施加给他们的，他可能在街上随便扎一个人，但同样他如果在街上对某个人说自己是感染者，那个人同样会歧视他。
所以说是整个社会在与他为敌，如果说我们想避免这种事发生的话，只有像美国和印度那样，态度发生转变，这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说关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实际上就是在保护自己。
因此，我一直在我的身边“呼吁”，说我们应该重视艾滋病问题，应该去消除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但大家都只是善意地一笑了之。
我很无奈。
你知道艾滋病病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吗？我觉得他们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他们要的只是公平。
我曾经问一个饱受歧视之苦的病人：“你还能坚持下去吗？”
他发出微弱的声音：“我能。”
“我宁愿放弃生命，也不会放弃生命的尊严。”
他最后说。
（五）
令人忧心的问卷调查结果
2002年有关人士对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局）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有关艾滋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高耀洁编著：《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性病、艾滋病患者生存现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
1. 38.5%的人认为蚊虫叮咬会传播；
2. 32.1%的人认为使用公共卫生设施会传播；
3. 分别有17.9%、15.1%、14%的人认为与艾滋病病人共餐、谈话、握手会传染。
4. 41%的领导干部认为艾滋病防治与自己的工作没有关系。
5. 41%的人认为只有乱性、吸毒等堕落的人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
6. 29.5%的人同意在工作机会上限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7. 36.7%的人赞成隔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
8. 19.2%的人认为卫生部门可以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摘自靳薇主编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第29页
这样的一个结果令人心惊。
可见，加大有关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力度已是当务之急。
作者：杨松
![杨松：《“艾”情紧急》](\"[InstallDir_ChannelDir]{$UploadDir}/200705/20070514104058759.jpg\") |
杨松从2000年起开始搜集资料并进入艾滋病疫区进行社会调查，足迹遍及山西、河南等5个省市的艾滋病高发区，2004年6月起先后12次赴河南艾滋病疫区实地采访，7次进入媒体称之为“艾滋病村”的村子深入调查，形成20万多字的调查报告－－《“艾”情紧急－－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调查报告》。此报告现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