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反对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由来与走向
反对帝国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那么，这个概念是否是毛创造的呢？不是的。1921年下半年，张国焘代表中共（那时中共成立不久）参加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且称“莫斯科会议”）。这次会议的收获，张国焘说，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张还说，“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道帝国主义为何物”，“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 ‘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什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15 国民党也应邀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积极成果是将“反帝”贯彻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纲中，将“三民主义”第一条民族主义由“排满”更改为“反帝”。苏联对此志得意满。
苏联“老大哥”为什么热衷指使中国“反帝”呢？这个见不得人的秘密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大量档案解密与开放才为世人所知。1917年“十月政变”（现俄罗斯教科书已将“十月革命”改称为“十月政变”）后，苏联在西方世界极为孤立，它受到美英诸国的打压，因此它的头号敌人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协约国。为了改变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苏联把目光转向了东方，中国乃首当其冲。不仅因为中国是近邻，是苏联和日本的一个缓冲空间，也是西方国家的争夺对象。在这个地区点燃反帝大火，很有战略意义。解密后的档案的自白是：它“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16 可见，苏联的意图是使中国革命成为苏联反美的“工具”，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这就是“老大哥”在中国人身上打的主意。
对于中国人来说，苏共指使中共“反帝”，是极易落入圈套的。因为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欺辱。反帝已积淀为中国人的一种民族意识。即使是在今天，只要一提到帝国主义，中国人便下意识地会将目光转向西方，与“敌对势力”挂钩。但是谁是帝国主义，值得做一番甄别。
不错，西方列强（那时中国人把西方侵略者称为“列强”，而不是称“帝国主义”）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纷纷侵华，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毛泽东所写的那样，“帝国主义向中国举行多次侵华战争，如1840年的英国鸦片战争，1857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毛在这里没有提及沙俄对中国的多次侵略）但是，这些侵略战争均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也就是说，在中共诞生之后，再无发生西方列强侵华事件。相反，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正在逐步地改善之中。这表现在，第一，当中国继续遭到外国势力侵犯时，美国等国家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从中相助。比如，1921年，苏联在莫斯科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上策划中国反美时，同一时间在华盛顿召开了有美、英、法、日、德、意、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在美国的斡旋下，将日本侵华的二十一条放进了坟墓，还将日本在山东半岛的主权和所占领的青岛交还中国。我们知道，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正是由于“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给了日本。第二，美国等国家逐步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同中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中美在华盛顿订立新约，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关闭在华的领事法庭；废除“辛丑条约”；终止上海、厦门租界特权；放弃在中国通商口岸的权益，放弃美国军舰进入中国水域的特权。随后，中国陆续与其他全部有关国家签订了与美国完全相同的新约。由此，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废除了！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到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告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仍然存在，但已不是西方列强，而是东瀛的日本。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告结束。
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俄国，长久以来一直侵略与欺负着中国，可在中共的宣传下反成了一个友好邻邦。
“友邦”还是“恶邻”？
是友好邻邦还是世仇恶邻？请看事实。
第一，从1856年起沙皇不断入侵中国东北，先后强行与中国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至1885年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1个台湾或3个法国的面积）。1919年7月，苏维埃政府声明放弃帝俄时代与中国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且于1920年9月再次重申，从而获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但此时这些领土尚为白俄军所控制，因此苏联政府不啻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这很久为中国人所不知。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订立的密约中竟有如下文字：“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的权利”。17 赤色帝国主义的面目由此可见。
第二，蒙古（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一直为沙俄也为苏联所觊觎。为此目的，1921年在苏俄策划下建立了蒙古人民党（后改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苏军借追剿外蒙白军而进军外蒙，7月占领乌兰巴托。1924年11月，苏俄又“帮助”外蒙成立了苏俄的附庸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从此脱离了中国，成了苏俄的势力范围。
另外，苏联还有分离新疆的图谋，后因二次大战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暇顾及，遂无奈放弃此计划的实施。
第三，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为要求苏联对日作战，满足斯大林提出的牺牲中国利益的条件：（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现状（即继续逼迫中国放弃外蒙古的主权），从而使外蒙古分离中国合法化。这里需要特别交代，毛泽东早在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在说明中国的地理位置时写道：中国的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18 这明白告诉人们，毛和中共至少在1939年就已公开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可1945年6月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谈判为争取外蒙主权竟交锋九次，其中前四次与斯大林当面交锋。（2）恢复帝俄在中国的权益：大连为国际港，苏联享有优先权；旅顺为苏俄海军基地；中东铁路中苏共同经营。苏联以密约条件为前提，才同意对日宣战。但直到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之后的8月8日，苏才对日开战，仅一周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在战场上几乎没有多大损失，却在我东北地区捞到不少战利品。
1946年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将雅尔塔密约公之于世，引起我国民众的愤慨。2月22日，中央大学等校学生在重庆街头游行抗议苏联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侵犯，游行队伍打出了“赤色帝国主义”、“打倒新帝国主义”的标语。这就是著名的“二二二”大游行。2月24日，傅斯年、王云五、储安平、陈明德、赵超构等二十位著名学者联署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雅尔塔协议的抗议》，指出这一协定开创了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之恶例，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之记录。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事。1941年4月，当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主动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宣布缔约国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敌对行动时另一方应遵守中立。这是苏联姑息日本侵华的绥靖政策。试问：道义何在？国际主义又置于何地？更令人气愤的是，为了苏日双方“和平与友好”，苏联“尊重满洲国”，其“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国”，其“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19 这是苏、日联手瓜分中国的可耻记录！此条约直至1945年4月5日才宣布废除。
苏联对中国上述侵略恶行，蒋介石因此称俄国是“我国的世仇大敌”。20 这一评价，一针见血。
毛为什么与日、俄亲善？
百年以来中国不断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问题在于，到了1940年代即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以后的时期，谁是中国真正的帝国主义呢？是日本与俄国，而不是毛泽东和中共一直所声张的美国帝国主义。
但是，毛泽东并不这样认为。对于日本侵华，他多次表示“感谢”，这似乎让人难以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9月25日毛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田中向毛道歉说：“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却说：“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你们要是不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取政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毛还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21 毛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这一谈话代表中国方面的立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具有最高的权威。
在此之前，毛对日本侵华表示感谢的话已说过几次。比如1961年1月24日，毛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22
几次讲话意思相同，这是毛的大实话。日本侵华，从民族利益、从执政的国民党的利益来考量，伤害极大（光军事力量就损失75个师）。对中共来说，却为其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极好的机会。长征后的1936年，中共的军队（工农红军）仅剩下3万左右，可抗战后光正规军就增加到100多万。内战前夕，“解放区”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左右。可以说，日军侵华为中共日后与国民党进行武力较量储备了条件。
至于与苏联，两党、两国在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都是一个体系的。中共是在苏共的“帮助”下成立的，又是在苏共的“帮助”下逐渐壮大的，遇到重大决策又往往听从莫斯科的指示的，如第一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毛蒋的重庆谈判，朝鲜战争的参与等。甚至中共最高领导人，也由莫斯科指派，或得莫斯科的支持与认可。特别是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与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有力的帮了一把中共。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后，斯大林急令中共进军东北，且严禁美军、限制国军进入，并把大批武器弹药交给中共，光大炮、迫击炮、坦克、飞机等重型武器就达5000多件及600多个仓库的物资，从而为中共获得辽沈和平津战役的大捷奠定了基础。23 毛为了表示对斯大林的感激，一再表示臣服。如1945年7月6日致电苏共，表示“支持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对战后中国国内问题的建议，支持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关于外蒙古战后地位问题的看法，支持蒙古党和人民要求摆脱大汉族反动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的正当要求”。24 这里，毛以鲜明的态度拥护斯大林将蒙古从中国的领土上分离出去。卖国求荣，昭然若揭。再如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受毛之命向斯大林报告，关于苏共与中共两党关系，“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这个丧失人格、党格的表态，并没有赢得斯大林的欣赏，他在11日回复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允许的。”14日毛急忙回复斯大林说：“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企图掩盖这一不光彩的历史记录。25 在世界史上，恐怕没有一个大国如此卑躬屈膝地向另一个国家表示臣服的。直到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毛认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已称雄一方，才痛骂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
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在“一边倒”同时，毛将美国定为头号帝国主义，声讨美国帝国主义，一波未息一波又起。可是，第一，美国从未侵占过中国的一寸领土。第二，是美国带头废除了历史上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第三，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全世界向中国伸出无私援助之手的基本上只有一个美国。第四，国共内战爆发之初，只有美国出面调停。第五，内战初期，美国政府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到1948年秋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共。1949年4月国民党南京失守，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奉命滞留南京，以期与中共领导人接触（其时苏联大使去了广州），并于4月底双方开始会谈。但6月毛却派刘少奇秘密赴苏觐见斯大林。6月30日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正式发布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宣告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仍严厉批评蒋介石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讨论承认新中国问题，向中共示好。可是，毛接连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系列反美文章作为回应，硬是将美国推向与中国敌对的地位。第六，1949年12月，美发表《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指出“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美国拟抛弃台湾的“袖手政策”的明白表示。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台湾问题的声明，宣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益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将不对台湾的中国当局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的意见。”1月13日，在美求援长达一年的宋美龄两手空空返台。这意味着美国不仅弃蒋，而且抛台。1月12日艾奇逊发表《中国的危机》的演讲，强调：“俄国一贯存有将这个北部省份分离出去的野心”，“这种过程在蒙古已经完成，在满洲已接近完成”，“我们不可把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正义愤怒和憎恨招引到自己头上来，这样做是愚蠢的”。26 可是，几天后毛泽东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了回应。
毛泽东认俄为师，革命后建立起列宁—斯大林式的极权体制；他以美为敌，排斥民主自由，与西方国家对着干。他长期闭关锁国，掀起一拨又一拨的自乱、自残式的政治运动，导致经济衰退，社会畸变，国家纷乱，自由毁灭，民主断层，人权横遭践踏，法治荡然无存，中国一度进入了无自由、无民主、无人权、无法治的“四无世界”，从而把中国带到了危机四伏的绝路，其愚昧、野蛮、专制与暴虐为千古人类史所罕见。产生这一历史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一贯地借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排斥西方文明。这种情况直到1980年之后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逐步与世界接轨之后才有所改变。
中国人可以自豪的是，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联合国中国是发起国之一（其他三国是苏、美、英），并且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国（其他四国是法、苏、英、美）。中国是联合国缔造者之一和核心成员国啊！此时的中国已享有很高的国际地位，除苏俄在中国的东北仍享有特权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已成为历史了。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人民在那时已经站立起来了！毛泽东在1940年代和中共建政之后一味地鼓吹反对帝国主义，应当认为是一种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