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发展中的不确定性

第一部分：对维权人士和律师的威胁

中国政府最近对中国人权活动家的定罪和限制律师代理被认为是在政治上捣乱的客户的措施，表明当局继续操纵司法机关镇压异见人士，并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除了提出共产党对于保持“社会稳定”的深切忧虑以外，无论是定罪还是对律师的干扰都反映了在确定司法机关的作用和运作方面的两难境地。
处于险境的不仅是维护合法权利的自由，还有中国司法发展的未来进程。
由于政治观点的冒犯而镇压维权人士的最近例子是对于著名知识分子刘晓波的定罪，刘晓波协助起草了“08宪章”，这是一份呼吁保护人权和政治改革的文件，还帮助组织数百名华人知识分子签署了这份文件。经过一个法庭仓促的审理之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这是持不同政见者曾经遭受过的最重的刑罚之一，而已知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妻子）以及外国外交官都被禁止接近法庭。他的上诉，随后被驳回。
领导层对异见人士表达的隐忧，通过最近两个声明的不同表述表现出来：一个“维稳官员”发出警告 说“敌对势力挑起混乱”-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说：“在中国不存在持不同政见者。”这两种情绪，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细微差别，表明在不久的将来继续使用刑事程序惩罚维权人士。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案件完全不涉及持不同政见者，而是由于当地政府声称的违法行为，如被广泛报道的、很多中国人对于许多学校建筑质量低劣导致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中许多儿童死亡的怀疑。人权活动家黄琦表示愿意帮助家长调查被指称有缺陷的校舍建筑。在2009年11月，经过10分钟的庭审后，他被判处入狱3年，庭审没有提及“涉及国家机密”以外的其他具体犯罪行为。

一些维权人士参与了涉及各种问题的一系列抗议活动，这增加了他们因任何一项行动而遭受惩罚的风险。本月（2010年二月，译者注）早些时候，谭作人，一个曾在2007年在国外发表文章批评1989年6月天安门镇压的维权人士，由于“煽动颠覆”被判处5年监禁。但是，直到2009年7月，他呼吁关注四川学校建筑质量的低劣，并领导环保人士反对规划中的石化工厂之后，他才被起诉。当审理案件的法官下达判决时，只提到了对1989年镇压的反对，而不提及学校建筑的调查和其他活动。谭先生的律师表示，“真正的原因”是对石化工厂的反对和对四川“豆腐渣”建筑的调查。

共产党仇视政治观点相左的维权人士的另一个例子是极力阻挠律师参与或鼓励他们的活动。唐纳德-克拉克教授2009年10月就如下问题在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作证，如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停业，该所一名维权律师曾领导介入了若干“热点”案件，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关闭，该中心是由一名研究中国法治相关问题的法律学者领导的组织，吊销持有不受欢迎的观点的相关律师的执照，以及由司法局和政府部门发布阻止律师在“敏感”案件中有效代理客户的“指导”或规定。（克拉克的证词的PDF格式可以从这里获得。）

共产党镇压维权律师的最激烈的最近事件是中国知名的律师之一高智晟的失踪。2006年被判缓刑3年之后，高在2007年写给美国国会的一封公开信中抗议宗教迫害，侵犯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骚扰和惩罚维权律师，暴力镇压反对非法侵占土地的抗议者，以及对农民工的不公待遇和司法官员的腐败。（这封信可从这里获取）

高失踪于2009年2月，从那时起，除了夏季期间有一个简短的电话打给他弟弟，说他还好但是并不自由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音讯。2010年1月，一个外交部官员说，高“在他应该在的地方”，但没有提供细节。

这些侵犯人权（经常也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情况下，外国的批评是可取的？在我以前的博客中我认为，道德抨击没有什么帮助，但我也赞同科恩教授，他主张对个案的“保持必要谦卑的”集中批评是恰当的。认识到更广泛的问题处于危机中也是同样重要的。这个一党制国家对维权律师的反对超出了法庭而延伸到了他们法庭之外的行为，无论是寻求宣传还是从事其他推动社会变革的活动，因此又构成了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中国开始意识到，随着公民开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很难限制他们维护这些权利的能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为中国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创造了足够的公共空间，使他们在某些领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公共空间似乎没有收缩的可能，它是否能增大将不仅取决于法律界，而且取决于法院。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不愿放松他们的权力，他们将不得不决定中国司法系统的作用和运作范围，除非在改变政治政策的情况下，这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在下一个博客帖子中我将讨论国家和法院的未来。

政策的制定旨在改善法院解决由于中国的巨变而成倍增长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能力。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杰明-李普曼指出，自1995年以来，司法机关已变得更加知识化和专业化（见《中国法院：有限的改革》）。已经出现一些去政治化的动向，反映了“法院从党的政策的执行工具转变为解决纠纷的中立平台的温和尝试。”一些创新出现在“政治安全”的案件中，这些案件的结果“通常向重要的党国利益行为者倾斜。”

严重的问题依然存在。李普曼把司法改革描述为“有限的”，指的是对司法独立的限制。干预“仍然是一个党政官员的合法行动”，不仅介入政治上敏感的案件，还介入一些“涉及党国、有能量的个人或明星企业的财政利益、以及涉及大量的原告和那些受到媒体广泛报道的案件。”此外，执行判决也一直是个难题。

法院面临的新压力来自媒体、抗议和申诉，其中在2005年提交大法院的有近400万件。维权律师，特别是当他们的诉讼产生不受欢迎的宣传效果时，加重了压力。

党国希望法院成为安全阀，既能让官员注意到民怨，又能救济对权利的侵犯。法院回应对社会稳定的关注，但作为政府机构，他们也将有助于加强党国的整体能力，在党的监督下，扩大其排忧解难和应对权力滥用的能力。

最近，改革又倒退了一步，退回到了1949年前毛主义管理技术所强调的把为法院争取民众支持做为重点的立场。现行政策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作为缓解因不公平和社会混乱而沮丧的中国人中出现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一个手段。这体现在更偏爱调解而非裁定作为处理争端的最可取的办法。在最高人民法院在2007年宣布，民事审判，“如果可能的时候”应调解，“必要时”才裁定，并结合这两种方式“解决”引起诉讼的纠纷。自那时以来，由调解而不是法院判决结案的案件的比例有所上升。由于其他原因，这一政策可能会鼓励法官更愿意调解：他们会由于法律上的错误而受到惩戒，有时只是因为被上级法院推翻的上诉案件比较多，因此，如果经过他们调解由当事方通过书面协议结案，他们就不必写可能会引发问题的法律意见。

当纠纷爆发引发抗议时，为了争取民众对法院的支持，正常的司法程序就成了可以放弃的东西。一份关于处理劳动抗议的政策研究讲述了广东省的法院是如何被责令走上街头，而不是使用正式法律程序，协助谈判解决工资争端的（苏杨和何昕，把街道当作法庭：华南劳动争议的国家调解 。）

民粹主义也反映在对模范官员的毛派宣传技术的复兴中。2010年1月开始了一个塑造典型法官的活动：她由于把个人成绩与党的政策例如党的利益至上联系起来而受到嘉奖，防止申诉被递送到上级，并强调“主动”调解和解决争端而不是“在技术的基础上处理案件”。

在法院面临的复杂局势和他们的运作所处的政治环境中，中国法院改革与西方的法治标准有多大的关联度？一些外国和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遵循一条不以——至少目前——创造如同在西方国家一般独立的法院为目标的路径。但是，这条道路会是怎么样的呢？
继续一党专政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认为“没有任何其他机构或政治力量有能力约束中国的现代化动力和利益冲突以及导致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崩溃的其他政治经济障碍。”（《党和法院》，司法独立在中国：全球法治进程的教训，Randall Peerenboom，63，剑桥出版社，2010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教授同意李普曼的说法，改革是“有限的”，而且“司法改革还没有让法院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或作用发生任何重要变化。”但是他也指出，中国的目标并不在于这种变化，而在于设法提高制度的效率和公平性，而且在这方面的改革已“还算成功。”然而，归根结底，沈认为，司法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相关联，尽管同时也承认，这种改革的目标是不明确的。

沈强调司法改革只能在更广泛的政治改革的背景下才能走得更远，这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回应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中共现代化的动力与党保持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以及它所行使的权力是密不可分的。西方意义上的司法独立，迄今已被明确视为与该基本政治目标不一致。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与西方观察家相似的观点。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目前的政策把司法公正“当作一个政府的工具”，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支持政府。”相反，同一篇文章中认为，政策的目标应该是“确保独立、公正、权威的司法系统的运作，使公民权利得到保障。”

原文：Stanley Lubman: Uncertainty in China’s Legal Development, Part I: Intimidation of Activists and Lawy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