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六四”民主运动第21年，中共仍然害怕大陆国人记起他们犯下的罪行，仍然继续压制人们对“六四”的记忆，并打压有关“六四”的一切活动。下面是我们贵州人权捍卫者拒绝遗忘，继续传播和发扬“六四”抗暴政的精神，争取自由、民主、人权活动（正在进行时）的一些片段，记录在这里以告慰所有为中国宪政民主事业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人们。
5月9日星期日，这天，我们贵州人权捍卫者相约进行一次例外的关于如何纪念“六四”21周年的协商会。地点在贵阳的南郊公园，约好早上10点在公园门口集中。
可是，上午9点，当我从家里下楼到院落时，已经有国保守候在楼角。他们等候多时，不由分说，叫我上他们的车，说是可以带我去我要去的地方。当我被他们强制推上车后，车却径直开到了贵阳市公安局。我又被再次遭到了违法的传唤。在市国保支队，前后有4名公安询问了我。
公安对我的询问做了笔录，让我签字后，他们又叫我盖手印，遭到了我的拒绝，而不了了之。随后，国保支队的副大队长问起有关“六四”的事，我坦率地讲道：“纪念‘六四’已经是我们人权捍卫者每年必做的事，这个你们也清楚，坚持为‘六四’发声！坚持为‘六四’抗争！坚持为‘六四’维权！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挠。”
听到我的回答后，这位副大队长警告道：“你陈西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多次给你打招呼，并明白告诉你，我们国家就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决不允许你们搞什么人权民主。你不相信的话，我们会把你送进监狱的。”
我也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果为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和民主政治而坐牢，我愿意承担这种苦难。你们作为专制政党的工具，执行的是中共上级的指示，我不会怪罪或仇恨你们。”
这次我被非法传唤10个小时，直至晚7点钟才放我回家。其他被非法传唤的有廖双元、吴玉琴夫妇，杜和平、莫建刚、黄燕明、徐国庆、王藏先生等等。廖双元先生被非法扣押了24小时以上。在非法传唤中，莫建刚先生被地方警察暴力殴打，吴玉琴女士与黄燕明先生为表示抗议警方的非法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和阻挠公民相聚的违法行为，她（他）们选择了绝食抗议。
参加这次聚会活动的朱正元、吴郁、陶玉平、陈德富、张重发等先生因现场被众多国保把守，禁止他们进入公园，遭到阻止后离去。
5月21日星期五下午，是人权研讨会正常活动的时间。当天参加者连同两名国保公安有20多人。我们贵州的人权活动长期以来是在提倡重在参与、公开、透明、民主、理性、良性互动的情况下开展的。所以，来的民众也多，走了的也多。这走了的大多数都是被公安登门拜访威吓走的。因为，每次活动国保都近距离参加，帮助我们点名，有谁是新来的，他就会特别注意，下来后会有关照。如果未克服恐惧心理的，多会被国保黑社会的手法吓倒。现在参与活动的20多名成员是经历过公安违法乱纪行为后，吓不倒的坚定人权捍卫者。
这次纪念“六四”的主题是针对国保对我们的威胁，参与者自己表态，发表纪念“六四”活动的个人见解。
主持人陈西讲道：我们纪念“六四”的活动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的活动是在配合政府实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美人权华盛顿对话和香港民众争取特首普选权。国家有态度，国际社会有呼应，香港有先声，我们大陆民间人士也应当有反响。纪念“六四”就是为那些因没有人权而死于非命的无辜者去抗议，就是为所有的中国人争取人权，就是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早日到来。
李任科先生：不允许我们纪念“六四”是违法的，我们是公民，我们就有纪念一切事件的权利。纪念“六四”的活动不仅要搞，还要公开地光明正大地搞。共产党只要没有在这点上犯罪，就没有必要害怕，如果是知道犯罪了，还不准人们提起这事就是罪上加罪。为了不让共产党罪上加罪，我们理所当然要大张旗鼓地去纪念“六四”。 徐国庆先生：国家不是提倡讲正气吗！我们做人也要讲正气。现在的公安可以说是不讲正气的，并且是分不清正邪。我们在这里伸张社会的正义，呼唤中国的良知，可是公安拿了纳税人的钱，却不为纳税人说话，反而与那么些邪门的帮派站在一起，打压我们这些人权捍卫者纪念“六四”。我真要问问你们这些公务员，到底拿了人民的钱做了什么正事？你们做的事是正义的、见得阳光的吗？不论你们怎么打压我们，我们都要为纪念“六四”鼓与呼！
国保在旁边记录，大家并不畏惧他记录在案，纷纷表示了纪念“六四”的决心。吴玉琴女士说：我们今天就可以定下28号纪念“六四”活动的事，大家相互通知，在推特上也发通知，邀请愿意来参加这项活动的公民，以各种方式来纪念 “六四”。内容可以是对“六四” 精神的宣讲，可以是回顾“六四”，可以谴责中共的暴行。当着共产党公安的面，我们不怕公开我们要做的事。至于共产党的公安怎么办，如何对待我们纪念“六四”的活动，就随他们办，我们早有心理准备，愿意因争取人权而承受共产党的人身迫害。就让我们的活动在这种正邪都在场的情况中来完成。
当人权捍卫者们这样坚定不移地表白后，中共国保可等不到下次活动了。在24日星期一，他们就开始实施了打压。这一天，陈西、李任科、徐国庆、莫建刚等接到了国保的传唤电话，李任科到国保支队后，据他本人讲，受到了公安蛮横不讲理不讲法的对待，胁迫他不准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并说如果不听打招呼，将取缔他赖以为生的地摊。
随后，25日，国保软禁了莫建刚先生；26日，软禁了徐国庆、杜和平先生。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三位人权捍卫者被囚禁于市郊的生态园和某宾馆里，直到28日晚8点多钟才释放，共失去人身自由250小时。
其中，杜和平先生在被关押期间绝食两天，在被释放时，公安还提出了3条无理的要求，说：1、出去以后不准写文章；2、不准有两人以上的聚会；3、不准有照像，或拉横幅的事。
27日晚，黄燕明先生被国保从家里带走，任黄燕明先生怎么要求公安 出示法律文书，出示传唤证，公安完全不理，强制把他带走了，直到28日晚才被释放。
28日下午两点过钟，当陈西到达聚会地点时，就被守候在这里的市国保支队、区国保大队和派出所的公安强行塞进警车带走，关押在市西派出所内，到晚8点才被释放回家。当天的河滨公园人权捍卫者们要聚会的场所被公安包围，禁止任何人权捍卫者进入此地。随后陆续到达的人权研讨会成员，其中：雍志明、潘福荛、卢勇祥、范厚成、田祖湘、成阳娥、杨开新、朱正元、全林志、董德筑、张重发、陶玉平、糜崇骠等被分批次强制驱逐或强行带走。人权捍卫者们又一次亲身经历了专政制度的的打压和强制驱逐。
值得一提的是，22日星期六在民权广场，糜崇骠、雍志明、田祖湘等等人权捍卫者自发地在广场上纪念“六四”的事。他们从动态网上下载了有关的文章，复印数百份带到那里，然后散发给在广场的民众。谁知，此事招来了公安的干涉，十多名公安，开着两辆警车，闯入人群中要带走糜崇骠先生。
这时，数百名市民围观并包围了公安，不允许公安带走人。市民责斥公安的非法行为；糜崇骠老先生责斥公安们是汉奸行为，说他们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为那些“裸官”，拿了多本外国护照，随 时准备逃往海外的卖国贼服务。最后，数百名市民们发怒了，说公安再违法搞强制活动，侵犯公民的权利，他们就要推翻警车。还算贵阳的公安比瓮安的公安素质高，在众多市民的怒吼声中，公安妥协了，他们把紧抓在糜崇骠老先生身上的罪恶之手放开，就赶紧离开了民权广场，从而避免了一起抗暴政、砸警车的群体事件。
中国人的人权是要经过争取才能得到的。这种促进人权的进步活动产生于各方合力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国保、专制力量犯罪行为的参与。不要害怕同专政势力的正面交锋，注重过程的正义胜过计划。我们贵州人权捍卫者就是在这种正邪对抗、博弈、互动的过程中撬动“中国人权”这块蛋糕的。
2010-5-30 于贵阳市西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