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潮的民族国家维度
五月六月工运鲜花盛开。富士康跳楼事件后，中国各地外资企业罢工潮尤其密集。目前已知罢工的有：枣庄万泰、南京新苏、无锡尼康、深圳百达、大同星火、平顶山平棉、昆山锦港、綦江齿轮、佛山本田、北京现代。深圳宝安美律电子厂（台资）、广东惠州亚成电子厂（韩资）、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厂（台资）、本田在中国的合资厂再次爆发数千人规模的罢工。日本兄弟工业公司在西安的工业缝纫机制造子公司“兄弟缝纫机西安有限公司”的两家工厂发生罢工，约900名工人从3日下午起停工，要求加薪并改善待遇。上海奇美电子2000人近日罢工。
颇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的罢工都是针对外资企业的。而且估计工潮的大面积爆发，会集中在外企。外企工人增长工资的概率大，于是越发可能爆发工潮。而外企的外国因素，也很容易成为诱因，毕竟是外人的，而不是自己国家的工厂。外企工人尤其是日资企业的罢工，很容易带上民族主义的维度。如果罢工工人只要从组建工会的法律诉求上进一步，就会上升到民族主义的政治高度。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正义同国家关系密切，因为法庭的裁决是政治社会（城邦）的调节方式。“国家”与“正义”就是一回事。促使人们建立国家，团结在一起的真正动力，并不是为了效率与安全，而是为正义。不过，这起事件还在暴露出了当下农民工的悲惨命运，他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原子化状态。当下高度强度劳动和低工资的企业，无法成为农民工的家，农民工无“家”也无“正义”。
富士康跳楼事件给农民工带来的感受到的更多的只是对未来的焦虑和不安，搅拌着社会抗议的情绪，还没表达为赤裸裸的政治诉求，隐藏着独立工会诉求的背后，但是这一天必然来临。农民工阶层被迫进入政治的时候，总是天然地诉诸于民族国家。而这时候，总是暴露出统治阶层对国家的伤害，政府与民族国家的分离与对立。也就是农民工人阶层成为民族国家精神的载体。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日益由群众运动塑造成型，这一些运动容纳了社会正义的新颖事业，他的关切超出“应得”，而与普遍性叙事吻合，也就是政治的，并且有一种针对过去经济决定论的倾向，用政治的首要性压倒经济。对物品和财富分配的斗争，服从于如何做人的竞争，重新肯定政治为中心。纳粹和共产主义倒台之后的时期里面，人类最为核心的政治主题，那一些能够提升人们，使其超越可怜而有限的自我目标的事物，再次成为焦点。也就是人类的根基经过纳粹和共产主义的摧毁，再次暴露出来。而这一些，并不是由国家理论来支撑，而是公民社会运动来呈现。1968年5月法国学生和工人的革命，意大利1969年的“秋老虎”使办公室和工厂变成了战场，在这两起事件当中，有一种努力，那就是要终结“政治就是国家”，政治完全被国家垄断的观念。
近一些年，低人权在国际竞争中已经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劳动合同法》那里，达到劳工阶层与工厂主的共同一致，可是资本家连小小的牺牲，可以获得更大利益的政治成熟都没有。资本家太短见，唯利是图，只在乎眼前的利润增加，甚至不惜牺牲其它人。把自己的扩大财富欲望，建立在别人没底线的牺牲之上。《劳动合同法》制定当时，就用来提高工人工资，已从整体上促进产业升级。也就是工人低人权的改善，已经和国家经济利益的提升，一致的。制定这个《劳动合同法》跟提高人权标准是增加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只有上升到民族国家利益这个层面，才能看清工人生存斗争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只有上升到民族国家存亡这个层面，才能看清打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在这个层面，也就是中国工人如何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对外的政治抗争，其内核是提高国内工人的待遇。这是一种“内战外打”。这就是说，具有宪政爱国主义内涵。也就是说农民工将自己的政治对抗隐藏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中，从而能判定专制者乃是国贼。
经济危机带来农民工公平诉求的道德性。美国印裔经济学家巴特拉(Ravi Batra)，成功预见本次金融危难。他指出，以美国为首的环球经济生产力持续提高，然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却被腐败体系人为地压低，使得资本完全攫取了缺口所带来的巨大利润。金融危难的发生来自不断扩大的工资缺口所引发的供需失调。所谓的工资缺口就是工人生产力与其实际收入间的差距。
英国经济学者发现，当今工资缺口之大，与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前非常相似。工资缺口造成经济危机，在中国也是一样。这种失衡是人为的。工资缺口的一个后果，是举债消费成为解决供给失衡的办法，而巨大的利润则制造了股市及楼市的泡沫。这种经济上的不公不义，也给金融危机带上了鲜明的道德色彩，也为社会主义转向，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外电认为，劳工维权加快中国经济良性转型。中国工人不断要求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并且正取得成功，这种变化有望加快整个国家经济的转型，使经济增长更多地由民众购买力来驱动。
也就会推动分享改革成果政治趋势。这种分享相当于过去的土改。必须在民族国家里层面，才能获得稳固而强大的政治正当性。中共的土改在抗日战争之前，被当做抢劫，甚至受益者也排斥它，可是到了抗日之后获得民族国家的高度，就一日千里，势不可挡。
农民工维权也是分享改革成果政治趋势的组成部分。大学毕业生群体和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没有在现实社会中结合的巨大机会。但是从近来的一系列罢工事件来看，社会的发展，权力和资本的合力，正在逐步推进这两个庞大群体的结合，并将导致新的社会质变的可能性。
农民工是与1949年相对立的最短板。三农问题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阿基里斯之踵。是当前政治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没有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国还是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身体前行。改革和市场化，给农村好像只有春风一度，其余俱是寒风凛冽。改革和市场化推进一步，只能加剧城乡矛盾。
农民工具有工人与农民双重属性。工人阶级的历史问题同样没有解决，农民工罢工维权是一并解决或者最终解决的战场。农民工是双重奴隶，不仅是专政制度的奴隶，还是市场经济的奴隶。农民工维权必然有一种内在的维度，那就是站在1949年政制的对立面，呈现回归民国面貌。对原初共同富裕目标的复活，对官场经济的修正，回归到真正的市场经济。
民族国家的原教旨
民族观念，是作为精英贵族的人民的观念，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有吸引力。成为民族的成员，也就意味着成为自由与平等的精英贵族。英吉利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是因为其人民象征性地提升到精英贵族的地位，而且这种提升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社会结构，还创造出当时独一无二的身份认同。民族意识将英格兰百姓提升为精英贵族，并使其中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享有尊严的甜美。这就是英国的宪政爱国主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农村贫民与城市工人并不主动热心，而是冷漠淡然，因为他们暂时还没被当做英格兰民族的成员，对此没有认同感。
但是英吉利民族提升英格兰百姓提升为精英贵族的功能是如此厚重，成为决定性的规定，在十九世纪当城市工人崛起的时候，就同样覆盖了他们。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崛起之所以可能，很大程度依赖于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有殖民地的牺牲来供城市工人再分配，然而如果没有坚持民族国家之自由平等的内涵，有后者也只会加剧政治不平等和维护强化社会等级。
底层的社会运动，从古到今，一直有政治参与与分享财产的混合，这是民主的根本传统，这一些不仅仅是情绪，而是本相知识，一个显示共同体是经济压迫和政治统治的竞技场，另外一个政治不仅仅是资源分配的场域，而且是事关底层人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竞争，一种身份，利益和凝聚性在共同体其中既是政治出发点，又是政治活动的结果的竞争。主奴的身份诉求，包括着对财产的诉求，展开搏斗。
19世纪的英国宪章运动就很清楚。对财产的诉求，很容易纳入政治平等革命里面。造成贫困与痛苦的根源，并不是自然不平等造成的，而是政治不平等造成的。英国历史学家琼斯《宪章运动反思》强调宪章运动的中心信条就是，将社会贫困问题的罪恶，归责于囊括公民社会在内的国家。宪章派采纳社会问题政治解决的方案，政治的就是国家的。他们相信正是通过腐败和非代议制的政治体系，他们的劳动果实才被剥夺。有无代表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贫困是没有代表权的结果。消除各种传统的压迫形式，是达到良好生活和作为一个人的先决条件。按照琼斯的说法，只要失业率、低工资、经济无保障和其他的物质困苦能够令人信服地归于政治的原因，宪章运动的纲领就是可信的。
从1867年开始，英国工人阶级就进入英国国家当中，这是通过建构个体的法律与政治主体性，来重新构建工人阶级与国家的关系。选举权可以得到同意，政治成人可以得到满足，也就是工人阶级获得了市民的权利。当如此，劳资矛盾成了社会问题，也就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以及采取何种法律方式进行管理。通过扬弃阶级斗争，重新构建了国家。
普兰扎斯的《国家、权力、社会主义》中说，对于普通大众，物质措施才具有积极意义，国家一直采取物质的措施，即使这些措施体现了许多让步，而这一些让步是通过下层阶层的斗争施加的。如果国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被归结为压迫——意识形态这个对子，就不能解释这一本质性的方向。
英国工人阶级被整合入民族国家，恰恰因为他不是苟安的阶级，因为参加了激烈程度不同的斗争。工人阶级正是在斗争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自己被整合了。而这样的过程，也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有斗争才有国家，没有斗争就是奴隶。统治阶层只有把工人阶级被整合入民族国家，才能避免其发挥出革命潜力。所以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实际上是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奠基，是作为现代国家的重新形成。
沃格林在《政治观念史稿.中世纪晚期》第十九章中论述英国民族政治体的时候，把这种宪政化解决叫做“连属”，从贵族和高级教士下至当时具有社会关系关联的最底层连属起来。
他说，“连属”一词，是形容经过分化、融合后的社会状态。相应的，“连属化”指一个社会的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群体分化，融合成一个有机关联政体的过程。判断某个群体、阶层是否连属，是否已经或者正在经历一个连属化过程，必须以该群体、阶层的成分与目标，是否与民族国家整体利益具有一致性来判断。噢格林虽然没有论述到宪章运动，但是连属也可以贯穿到工人阶层。“连属化”当然必须依赖于社会等级体系的转变和社会流动性，还有前所未有的增长。
整个欧洲的统治阶级都在寻求通过吸收劳工阶层进入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使他们成为国民的一部分，以切断其走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民族国家通过民族观念的强化，；来溶解劳工阶层，以民族神话代替阶级神话，让劳工阶层更随民族。这样的过程，需要帝国主义扩张，来寻找一个外敌，造成劳工阶层与统治阶层的对立消失。
当德国工人阶级崛起的时候，同样诉诸于民族国家的原教旨，这是德国国家持续性奠基的一次机会众所周知，施密特曾颇具蛊惑性地推行一种墨索里尼式的方案以解决德国魏玛时期的自由民主危机。在希特勒看来，他的目标就是引导成千上万的工人回到民族共同体（volk）这种信念。这样墨索里尼式的方案把工人阶层变为一个心理问题，并且不授予真正的政治权利，而是授予对认同的表达权，也就是作为主人公的欢呼，来融化阶级斗争。把政治问题幻化为文化问题，并且实行虚幻的权力分享富于表面的政治权利，而不是分享主权和重新分配财产，这样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完全依赖于法西斯国家前提的经济增长，以及中后期对外扩张可以从外面掠夺财富，供工人阶层分一杯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