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思想转变之“谜”
毛泽东从“保资”到“灭资”这一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前后不过八年（1945—1953）。是什么原因使得毛的思想发生如此大变？这至今是个“谜”。
这个“谜”的谜底，笔者的回答是，毛对这一问题的思想实际上没有变化。这可能使人匪夷所思。要认清这一问题，涉及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去伪存真”。在毛的众多著作、讲话中，有的表达了他的真实思想，有的出于策略、宣传等需要，对其思想进行了包装与伪饰，作了另一种表述。这就是毛和中共一再强调的理论宣传（包括新闻、文艺等）要为政治服务。譬如，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关著作中，总是谴责国民党“消极抗日”，只有共产党“积极抗日”。可是就在抗战初期中共上层内部竟有如下决定：“一分抗日，两分宣传，七分发展”。56 对外宣传的“积极抗日”和内部规定的“十二字方针”，何者更真实些呢？这一点，从毛泽东对彭德怀在晋南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的严厉批评即能说明问题。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枚不胜举。
说“保资”到“灭资”这一“大变”实际上是“没变”，是说毛对“保资”的一番言说并非是他的由衷之言，而是出于当时策略、宣传上的需要。毛泽东是一个高明的谋略家与精明的权术家。四十年代与五十年代初的毛泽东竟判若两人：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创立者，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取消者。其突变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四十年代毛的主攻方向是夺取政权，一切要服从这个大局。那时必须打出新民主主义的旗号。那样可以得到社会各阶级、各党派的支持，可以争取群众，孤立敌人，以利于政权的夺取，也因此有利于在政权到手之后使多年梦想的社会主义得以开张实施。如果不打新民主主义的旗号，而是说，我们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消灭私有制，建立没有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作这样的宣传，那就很愚蠢了。民族资产阶级就会很恐惧。农民也不会为你卖命了。大批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恐怕也不会投奔你共产党了。而且还印证了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共产共妻”的宣传。毛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迎来了社会各阶级的拥护（至少不那么反对、恐惧了），又戳穿了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这一理论，影响至深，至今还迷惑着不少的党内外人士呢！比如，胡绳（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生前最后一篇理论著作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1999），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但是，这一理论在毛坐了天下之后并未付诸实施，那是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也！斯大林有一句话，一切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据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条行动准则。毛熟谙此语，恪守不渝。因此，新民主主义在毛夺得了政权之后已经完成了作为舆论宣传的历史任务，被毛所废置那是理所当然。不少人感到大惑不解，那是因为不知道毛的谋略。可悲的是，此点连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也都蒙在鼓里，当他埋头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实践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会遭到毛的棒击！这是国家之悲哀！
毛泽东所痴心向往的是社会主义，这是他青年时期就立下的志向。但毛是主观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毛的主观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一是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二是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三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空想内容。
青年毛泽东为康有为的《大同书》所吸引，1917年8月他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他那时深信康有为的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进化理论，把实现“太平大同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五四”时期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也颇有影响，毛泽东也曾被卷进这一思潮。1918年 6月，他将要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曾偕蔡和森、张昆等人企图在岳麓山村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1919年3月他读到周作人的《日本的新村》，又激起了毛的热情，草拟了建设新村的计划，在《学生之工作》中，提出了建立“新村”的构想。在这种新村里，有“公共育儿堂、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可以说应有尽有，设想得十分周到。毛对新村的试验虽没有成功，但在他的灵魂深处，新村的理想始终没有消失。
实施空想社会主义的两个回合
毛泽东定夺天下之后，怎样建设这个国家呢？此时，他早年向往的社会主义奔突而出，终于盼来了实现的机会。
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将他的社会主义付诸实施的第一个大手笔。这一改造计划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事情做得非常好”。57 应当说，这是毛泽东执政后对中国社会一次伤筋动骨的大破坏，为以后中国历次灾难奠定了基石。
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对这一改造在肯定其“伟大的历史胜利”前提下，也指出“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这里，“要求过急”，“改变过快”的时间概念是什么？按照“总路线”提出时的设想延长至十年到十五年是否就不过急、不过快了？就可以实行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社会主义了？今天，已有两百多年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欧各国，按马克思的设想，早就可以实现无市场、无商品、无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了。如果有哪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上台执政后有勇气消灭私人资本，那么其结果势必经济下滑，这个党在下次大选中也势必落得个惨败的下场。瑞典社会民主党就有过这样的一次尝试。所以，即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私人资本是否可以剥夺、可以消灭呢？我们从西欧的经验启示中可以得到应有的答案。再说，在人权保障的西方社会，用国家权力消灭私人财产除非专制统治重返政治舞台。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第二拨计划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8月21日，毛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58 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公社问题，一个是大炼钢铁问题。都是策划狂热的空想计划。大跃进年代，毛兴致勃勃地下农村视察，他看到人民公社办了幼儿园、养老院、公共食堂，由衷喜悦。当年“新村”的构想不是已成现实！可惜，接着而来的是饥荒迅速蔓延，人口大批死亡，使毛的空想社会主义第二拨计划受到重挫。
但是，毛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理想。1966年他孤然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批判从中央到地方的走资派，以掩盖他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与此同时，还发表《五七指示》，号召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以本业为主，也要搞其它各业。指示写道：“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59 毛泽东这一指示的实质，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个星罗棋布的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又坚持阶级斗争，在专制主义统治管辖下依附于上的大小王国。发表这一指示，说明毛在文革如此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仍思考着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此期间，他还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八级工资制，提倡实行按需分配的供给制。直到毛撒手人寰，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才得以收场。
毛空想社会主义的两大遗产
毛的空想社会主义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遗产之一是专制的社会主义。首先，体制是专制的。实行“一党专政”。党国大权集中于上层寡头，这个统治集团垄断一切，指挥一切，也干扰一切。毛是他们的总掌柜。毛的话毋容置疑，毛的指示不可违抗，毛要做的事无人可以阻挡。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在这种极权体制下得以肆虐中华大地的。其次，实施社会主义的方法是专制主义的。大批判开路，阶级斗争为纲。谁是阶级敌人呢？就是对（空想）社会主义心存疑虑或对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提出建言的人，称“右派分子”、“右倾分子”，或“走资派”等等。因此，社会主义的实施过程充满血腥，它以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来创立“辉煌”的业绩。公民的财产被剥夺，自由遭蹂躏，民主视为异端，领袖与党成为大众必须崇拜的偶像。喊得最响的一个口号是“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这是一个低级的逻辑错误。按毛的说法，近代以来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1940年代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并任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国，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大国之尊。半殖民的历史宣告结束。
至于“半封建社会”，那另一半便是资本主义。但近代以来的中国，封建主义（应当说是专制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不是半斤八两，秋色平分，封建主义那一半要比资本主义多得多，根深蒂固得多。中国根本没有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何来资本主义复辟？要说复辟，只能是复辟封建主义。本文在讨论“反对封建主义”这一问题时已说明，中国自秦以来不再是一个封建制会，而已是皇权专制主义社会了，因此，中国复辟的唯一可能是专制主义。这一分析是符合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事实的。这一百年的政治史就是民主与专制互相博弈、跌宕起伏的历史。毛泽东统治时期就是专制主义复辟时期。
遗产之二是贫穷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要消灭两种人，一种人是富人，即拥有财富的人；另一种人是知识人，即拥有知识和文化的人。这两种人，第一种人拥有物质财富，第二种人拥有精神财富，所以，文革年代称他们是“精神贵族”。消灭第一种人是很容易的事，剥夺他们的财产就是了，他们即刻便成了平民、贱民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剥夺他们的资本，做的就是这件事，二、三功夫就成了。消灭知识人就难了。毛泽东用了很多功夫。因为知识、文化、思想、技能内存于人的脑子里，怎么消灭呢？毛开始搞“思想改造”运动，号召知识分子向党交心，剖析自己的灵魂，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表示忠诚。有的代表人物作为典型还要在一定的会议上坦白交代，批判自己。坦白彻底、批判深刻的才能过关。所谓“改造”就是“驯服”。知识分子驯服了，他们的知识和思想就不会再构成专制主义统治的威胁。这种方法还算是“和风细雨”的呢！到了1957年，中共整风时知识分子批评了党的政策与党的干部，甚至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老和尚”。毛发现知识分子还没有改造好，还没有驯服，就是说，还没有消灭，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还存在。毛于是发动“反右”。这次不再是“和风细雨”了，而是“急风暴雨”式的了，对知识分子阶层进行全歼性整肃，所谓“一网打尽”。知识分子群体失声，真的被消灭了。这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
到了“文革”年代，知识分子继续挨整挨斗，他们在九类“专政”对象中排行第九，因此有“臭老九”之称。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成了“原罪”，于是“读书无用”的思潮泛滥一时，考试时交白卷成了“英雄”。毛泽东消灭这两种人，消灭的是人类文明的基因与社会发展的动因。毛泽东实在是把中国糟蹋了！他留下的两大遗产是专制与贫穷。就物质财富的贫穷，今天已近花甲之年的中国人，都是票证年代、饥饿年代、求温饱而不得的年代、几代人挤居在一间住房的年代的见证人。然而，更严重的是精神财富的贫穷。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直到今天，中国的思想、文学领域充斥于市的是党化作品和犬儒式作品；这一时期的中国很难出现杰出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文学家。所以，“钱学森之问”（2009）也适合于人文社会科学。曹禺晚年写下这样的诗句：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样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 再不愿终身这样存有戒心！60
该诗字里行间，悔恨之心，已到极点。这是他的怨言，也是他的遗言。
专制社会主义与贫穷社会主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对人民权利的剥夺。毛泽东执政之始就是对人民剥夺之时。毛的执政史甚至中共的执政史就是一部对人民的剥夺史。对富人、对知识人固然剥夺，对工人、农民平头百姓何尚不进行剥夺。即使在党内，无论什么人一旦与毛有不同意见，亦会或早或迟地遭到无情地剥夺。这种剥夺是全方位的，人的各种权利以及政治权利，乃至思想、人格与生命。这种剥夺是持久的，六十年了，这种剥夺还在坚持之，继续之！剥夺，这就是毛与中共统治的本质特征。所以，在专制、贫穷的社会主义里，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奴隶，都是穷人。当然，特权者除外。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