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六四的集体遗忘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愚蠢，来自於潜在恐惧与习惯性的投机心理。
大约二十年前，尚藏身在美国大使馆的方励之回忆起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对他的冲击。他是新中国的大学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甚至觉得对於自由思想的批判，并非全无道理。令他费解的是，共产党组织为何要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知识分子？他的困惑引起了年长他一代朋友的善意又无奈的嘲笑——他太不懂得历史了。早在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共产党就採用了同样的手段来对付知识分子。他们自我检讨、相互揭发，因为一点点不同意见被羞辱、被砍头.年轻的方励之发现，自己对这十五年前的往事几乎一无所知。
到了七零年，已成为物理教师的方励之发现自己有资格来嘲笑新一代人的无知了。那些在文革初期对党表现出无限忠诚的学生们发现，自己又成了被批斗与整肃的对象，他们被下放乡村与厂矿，很多死於其中。这些学生对於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几乎一无所知。
又一代人成长起来了，当天安门广场的青年知识分子吸引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并为自己的热忱与勇气所感动时，他们很少知道魏京生是谁，也不清楚，西单民主墙一代早在十年前就喊出了同样的主张。
“……『遗忘历史的技术』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重要工具……”方励之在这篇名为《中国的失忆》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此刻，整个世界仍惊颤於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残酷，而中国社会陷入了普遍的恐惧与绝望，历史的狰狞再度戏弄了一代人的纯真。
但与之前的所有事件不同，这一悲剧被无数的摄影机镜头与见证者记录下来。躲在美国使馆中的方励之还被请求为其中的两本书题写书名。
也是这浩瀚的记录令他感到安慰，历史的真相再难以被掩盖，因此天安门悲剧也很难再被遗忘，而这种记忆正是中国进步的前提。
历史再度嘲弄了方励之，他二十年前的乐观显然为时过早。“可是，如果不派军队镇压，中国就会陷入内战，如果这些学生当权，那中国只会变得更糟”，在伦敦滑铁卢地铁站附近一间酒吧里，一位外貌甜美的姑娘睁大眼睛对我说.她今年二十五岁，毕业於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政治专业.
这位姑娘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她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分析这场历史悲剧。这位姑娘显然读了不少理论，也看到了不少历史资料。这不是中国，你尽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到当时的画面资料，也可以在网路上寻找到种种当事人的回忆、目击者的见证.
她也是个认真的学生，也一定花了很多精力与事件来思索这个主题.但在研究了这么多理论与事实之后，她却道出了令人大吃一惊的结论——原来共产党政权的镇压还是有道理的，它防止了社会的混乱.这个外表漂亮、内心单纯、饱读理论的姑娘印证了邓小平在二十一年前的判断。这个姑娘并不是偶然的例证.事实上，她比绝大多数同龄人所知更多，也更乐於思考。
在此刻的中国，令方励之担忧的“集体失忆”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一种新面貌呈现出来。在中国国内，删除记忆的工作从未中断，以至於人们在公共空间，很难看到任何关於天安门事件的记录。另一方面，在一个资讯泛滥的年代，即使出现了严肃的记忆，它也很快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资讯之中了。
如果他们愿意，熟练在网路世界上游荡的青年人仍可以绕过防火墙，了解一些真相。但这短暂的冲动，很快被淹没在无穷的其他兴致中。资讯泛滥甚至比资讯闭塞，更有力的扼杀了历史感。尤其糟糕的情况是，即使你掌握了种种历史事实，却可能失去了判断能力。於是，“集体遗忘”以价值混乱的面目出现，青年一代在是非问题上，陷入了相对主义.他们指责二十一年前广场上的学生幼稚、狂热，并用柴玲、吾尔开希日后的表现﹑用海外民运组织的混乱﹑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来为屠杀做出下意识的辩解。
这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愚蠢，这种愚蠢来自於潜在的恐惧与习惯性的投机心理。关於这一点，我们需要做出更细微与深入的考察。或许当这种考察进行之后，才有可能应对这种新的集体性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