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语：本文是在之前的两个纪念六四事件文章的基础上完善而成，本次发表前主要增加了一些对六四事件的评价性的段落。当我试图以个人视角对六四事件进行评价的时候，我也知道文中一些说法可能会带来批评，特别是“六四事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场党国体制内部的自我冲突，在遭遇大规模镇压以后才演变为体制内外的冲突”这样一个观点能否站得住脚，还需要与各界朋友继续商榷。因六月份各界朋友都在纪念六四事件，而在纪念的日子里不宜另起波澜，所以我选择在六月下旬份发布此文，进行思想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我前期的一些思考，或许不是很成熟，但我也会继续进行一些必要的思考。以下是正文：
一、六四是一段被充分遗忘的历史，但我们拒绝遗忘
六四事件，普遍使用的名称还有“天安门事件”。广义上是指从1989年的4月下旬开始，由北京学生和知识分子、北京市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起的一场抗议示威活动。随着事件发展，在全中国都发生了类似的学生抗议运动。最终，以北京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强行清场，镇压抗议示威人士而结束；在狭义上，六四事件指的是1989年6月3日晚—6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一系列政府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清场过程被一些民运人士称为“天安门大屠杀”、“血洗京城”、“血洗北京”、“六四血案”、“六四屠城”等等。而“八九学运”、“八九民运”则统称由1989年4月至6月发生的整个学生运动，也称为“六四学运”、“六四民运”、“六四运动”、“六四学潮”，等。中国大陆政府对此运动定调先后为“反革命暴乱”、“动乱”、 “六四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胡耀邦的逝世成为了这次抗议示威的导火线，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为胡耀邦举行的悼念活动在数日内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在胡耀邦的追悼会当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有数万之多。尽管缺乏一致的目标和统一的领导，但抗议群众普遍反对政府中存在的权威主义并提出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化的诉求。学生除了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亦提出反贪污，反官倒、解除报禁、增加教育拨款、并提出民主选举部分领导人等要求。除了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抗议人群，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也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共持续了七周时间。中国政府为结束示威活动，动用了军队镇压人群并引发了军民冲突，造成包括平民和士兵的部份伤亡。根据《天安门文件》透露，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曾报告称有2600人死亡但数字在政府压力下迅速撤回。而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41人死亡（包括士兵，及36名大学生），7000多人受伤。
镇压结束后，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打击活动，包括抓捕此次事件的相关人士，镇压全国各地的抗议示威，限制外国新闻社的采访活动，控制国内媒体的报道。很多曾公开对抗议群众表示理解和同情的党内人士遭到了批评，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一些中共高级官员遭到了软禁。同时，中国政府继续抓捕这次事件的有关人士，包括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及与军队正面冲突的群众。大批民运人士开始流亡海外，至今都未能回国；一部分普通参与者被抓捕及监禁、判处死刑，主要是因为烧军车、装甲车、杀死解放军。由于各种信息亦真亦假，政府从此长期封锁有关信息，以免造成思想和政局上的混乱。但正由于长期的信息封锁，六四事件令一定数量的中国民众及国家对中共政府的负面形象日益加深，以致相当部分人对该政府甚为不满，处处与之为敌，中国领导人出访时经常受示威人士抗议。至今，各方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没有取得根本性的一致，尖锐的争议仍然存在，要求“平反六四”的声音年年不断。
学潮初期，中共中央初期对处理学潮并未取得一致看法，一方面《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四二六社论，将学潮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引发学生极强烈回应，导致更多学生返回广场，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5月4日发表五四谈话，肯定学生热情，舒缓学生的不满。5月13日学生发起绝食，学生情况广受报道，学运终于演变成全国各界大示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其下属温家宝的陪同下在5月17日探望学生，肯定学运是爱国的，呼吁同学停止绝食，并声言绝不“秋后算账”。其后其他中共高层虽然曾与学生领袖对话，不过两方分歧没有因为对话而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领导层的内部矛盾亦日益突显，在复杂的斗争过程结束后，赵紫阳及胡启立等而同情学生及反对武力的开明派领导人相继下台，赵紫阳被开除所有职务，其后更被软禁至2005年逝世。在中共内部强硬派的决策下，最终由杨尚昆和李鹏等人宣布在5月20日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局解放军出动集团军和坦克部队集结市郊。6月3日，解放军集结在天安门附近，包围群众，并准备在当晚清场。6月4日凌晨，解放军部队开始强行进入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有解放军向学生和市民以及旁观者开枪射击。
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解放军开进北京城，与民众爆发严重流血冲突，抗议活动随镇压而结束，但余波未了。事后，全国展开大规模缉捕行动，赵紫阳所代表的开明派倒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受重挫，欧美多国向中国大陆实施不同程度制裁。中国大陆改革陷入困局，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后才有所缓解，但终究未能消除派系矛盾，中国大陆短暂的自由气氛随之消失，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自此中央加强对传媒、以至后来的互联网管制；六四事件亦在香港等地引发连串政治效应。学生领袖王丹等人事后被当局通缉，部份领袖流亡海外，所谓的幕后黑手们或流亡海外，或锒铛入狱。
大凡干了坏事的人，总会有一种冲动去伪造真相，或掩盖真相。而掌握专制权力的人干了坏事，则更会制造遗忘，抹杀历史。因此21年来，中国大陆官方对这段历史公案极尽遮掩、淡化、抹杀之能事，企图使真相随着岁月流逝而不断虚幻化，直至从民族的公共记忆中消失。而在中国民间有那么一群为了真相执着追求的人，他们义正词严地谴责官方对历史的篡改和抹杀，他们拒绝遗忘，他们说出真相，经过他们的努力已经形成和公布了部分的六四死难者档案。经过天安门母亲群体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民间已经为近200多名六四死难者建立了档案。但是，这离确认每一位死难者、完整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还有不小的差距。根据一位已故天安门母亲苏冰娴的证词，当年北大人民医院中至少有140名六四死难者，但至今只确认了其中4名，还有136名有待确认和铭记。据多名目击证人证实，当时复兴医院中有不下80名六四死难者，但目前只落实了18名，至少还有62名有待确认和铭记。由此可见，寻找六四真相的路是多么坎坷，虽然有人想拒绝遗忘，但更多的人确实是在选择遗忘。
当然，由于信息的封锁，由于这个政权在刻意制造遗忘，对于那些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六四事件”究竟为何事？甚至不仅如此，由于利益的缘故，由于加入社会分赃大系统的需要，很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事实上也已经遗忘了六四事件。他们不得不遗忘，他们也不需要记忆，因为记忆本身是痛苦的，而遗忘则能带来分赃的机会。笔者的一个朋友曾经在2009年进行过一次街头调查，当他问到40岁以上的人群时，至少有一半以上忘记了六四事件，有少量记得的人只记得那是一场“危害国家的动乱”而已；当他问到40岁以下的人群时，结果很悲惨，他没有遇到一个知道六四事件的人。当然，这个朋友的调查范围很小，大约100人左右。但是这个有局限的社会小调查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大量的人已经忘记了历史，或者历史已经被迫与他们无关了。
自司马迁以后，二十四史当中只有前四史属于个人的书写，中国的大部分历史文本都成了当朝巩固政权的书写伎俩。鲁迅叹道︰《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想来是有道理的。很多国人从小读到的中国历史只记述到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戛然而止。中国近代史最苍凉和最荒谬的那些事件在历史书上都是一片空白。但空白只是人为的空白，是暂时的空白，历史终将成为真正的历史，即便使用考古方式也要还原历史。六四事件已过去21年了，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21年里，中共政权对六四事件的话语定性不断扭曲和篡改，从最初的“反革命暴乱”、“天安门事件”、到“八九政治风波”，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共政权总是想要人们淡忘“六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局对当初定性的心虚之态。无论如何，可以断定的是，六四事件作为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抹杀不掉的。 六四事件与“反右”、“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等历次事件一样，必将记录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因此，了解六四事件的真相，拒绝遗忘这场惨无人道的血案，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诗人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只有光明和真实，人类才有可能达到相对的自由，只有通过自由，人类才可能找回自己失去的人性。如果我们连睁开眼睛看的勇气都没有，怎么能找到路？难道真的要永远沿着邓小平的办法去“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已经死了，中国人还要继续活下去，邓小平不敢面对的，我们还要勇敢面对。六四事件的恩怨是不是可以放下，这要由人民来决定，但六四事件的真相一定要说清楚，这是我的观点。
二、六四是一段可以评说的历史，任人评说
任何事物或事件的产生与发展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首先就是它的产生所具有的前提条件。六四事件的产生，它同样具有其前提条件，这主要是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环境所决定的。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中国史无前例的浩劫，它对中国所造成的破坏是方方面面的。在政治上，无数国人成为所谓的“政治犯”被处死了，至少有四千多万人因“文革”而非自然死亡，几亿人受到牵连；在文化上，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已经被破坏殆尽，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监狱，人们无法知道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在经济上，中国的经济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人民过着民不聊生的日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的个别领导人明白不改革就要下台的道理，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共政权不得不搞起“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在经济上开始了改革开放。进入了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毛泽东式的经济模式渐进地被打破，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与经济发展同步，这就使政治与经济发生冲突，进而在社会的各方面就出现了矛盾加剧。适度的经济自由激活了人性中最活跃的成分，可是政治框架依然在不断限制这些人性中最活跃的成分，那么最终，僵死的政治框架必然要遭遇人性的冲击，因为人性被激活了。要想解决这样的矛盾，就必然要在政治上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行。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开明政治虽然没有改变底层社会的权利状况，但它使得上层社会文化气息出现了空前的自由度，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学生对他们的表现最为喜悦。改革开放使西方文明被人们所认识到，这些有包括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及经济运行方式及成果。然而，中共保守派认为中国已经开始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主张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社会矛盾的加剧、学生和知识分子思想的觉醒，高校学生开始用“学潮”这一方式来表达其对中共不满。一九八六年中国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学潮，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因为对这一次学潮的处理较软，竟被邓小平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于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被迫辞去了中共总书记的职务，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的职务。赵紫阳上台之后，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措施，他不但成功地反击了那些试图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大化的中共极端保守派，而且还把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在十三大绘制了出来，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了日程，当然，主要还是以经济改革为主。
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一九八八年赵紫阳在得到邓小平支持后决定从价格改革入手。令人们始料不及的是，随着价格改革，带来的是物价上涨，人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影响，从而使得原本具有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去世成了社会危机暴发的导火线。他的遭遇得到了那些曾经在“文革”及历史运动中受到牵连而在胡耀邦的主持下被平反的人，还有无数知识分子的同情。所以，当胡耀邦去世后，人们纷纷地以各种形式来表达他们对胡耀邦的怀念。在悼念胡耀邦的同时，各种对中国社会不满的人借此表达他们的诉求。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思想活跃进的一个群体，他们以反贪污腐败、要求中共启动政改、要自由、民主，为了中国，他们走在最前面。于是，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转变为一场追求民主自由的运动，这种转变是必然的。一场注定要进入历史的社会运动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就那么发生了。发生了的事情就是历史，历史本身是真实的，真实的东西应该是允许别人评说的。没有一个历史事件是完美的和无可非议的，六四事件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一场运动，也需要在时间后面进行自我检讨，也要允许别人评说运动的成败得失。
六四事件的到来是猝不及防的，中国社会各方面对此根本没有相应的准备，这场运动的过程在总体上是混乱的。六四事件的参与者人数众多，但显然对这一事件也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甚至缺少心理准备。一方面，六四事件的最终目的是不明确的和摇摆不定的。这场运动的基础是“爱国和反腐”，然后才是人们所要求的“自由和民主”。学生们也总是反复要求中共承认学生是“爱国的”，而不是“搞动乱”。但这种“爱国”在当时是有局限性的，它更大程度上是表明自己“不反党”和“不反政府”。后期有人士评论说，这场运动时“跪着造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不仅身体下跪了，而且思想也下跪了。广场上的人们即要求自由和民主，又没有明确的国家改革纲领，甚至和政府对话的时候也缺少对话纲领。另一方面，六四事件没有有效的组织，广场指挥部、高自联和工自联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而不是在长期的运动过程中锻造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六四事件缺少坚强的领导机构，从而表现出组织松散、纪律混乱和进退无据。同时，所谓的几个“幕后黑手”事实上并不算什么幕后黑手，他们对广场上的运动并没有足够的支配和引导能力，甚至连学生领袖的能力都不如，只是政府抓替罪羊将他们捧成了幕后黑手，如此而已。
因为没有一个因应时代的政治纲领，也没有相应的政治组织，所以六四事件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斗争的战略，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文化大革命”和“四五运动”的一些运动方式，这种运动方式的特点就是——“闹下去再说”，反正我们党内有人，谁支持我们，我们就是谁的人。所以，六四事件一开始是纪念胡耀邦，大批赵紫阳，后来又扭转成支持赵紫阳，大批李鹏，再到后来又企图依靠一些老革命家和万里。在五月十九日凌晨，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并发表讲话，实际上他本人都已经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为赌注，而学生则对赵紫阳的忠告基本不予理采，如果参加学运的人能够有进有退，即使这场运动失败了，但也不至于失败得如此的惨烈。六四事件失败了，这是不可争议的，因为它原本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的目标并没有因为这场运动而在中国实现。六四事件失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同时也是多方面的。中国人民在思想和组织上都没有摆脱党国体制的影响，他们太低估了专制政权的残暴，以至于很多人对这场惨案毫不准备，当密集的枪声响起的时候，他们都目瞪口呆了。
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政治大倒退，权贵集团借助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贪污腐败集团，人民的血汗钱被既得利益集团据为己有；中国人的信仰基础已经丧失了，也无人再相信那个所谓的共产主义了，人们只相信“钱”，同样，中共政权因为已经失去了信仰基础，只能依靠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条件下，把一切有敢于挑战统治者的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江泽民下台了，胡锦涛又来了，人是换了，但专制本质没有改变。对于民间社会而言，不要指望中共去平反六四事件了，在指望中共平反六四事件的时候，就说明我们仍然没有摆脱党国体制下的奴性思维。我们所应该做的是要把六四事件的真相告诉每个人，由他们自己去分辨其中的是非和黑白。当每个人都知道真相之后，中国人民自然就会对党国体制进行反思。只有当人民对党国体制和专制制度进行反思的时候，中国才会真正地走向了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的道路，否则，类似六四事件的悲剧仍然继续上演。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人愿意持续地呼吁当局对六四事件予以平反，我也不反对。在彼此不妨害自由的范围内，扩张我的自由，这就是自由的！
就六四事件的运动性质而言，六四事件是一场有广大人民支持的学潮，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生接受人民的支持，却不愿意接受人民的参与。广场上的学生们为了运动的纯洁性，经常拒绝人民的参与，他们甚至把泼污毛泽东画像的声援者扭送给警察。就本人的经历来说，我曾经想加入当地的学生游行队伍，但是学生们对我说：“我们都是学生，你不要跟着我们”，而我的其他一些朋友也有类似的遭遇。因为有这样一个经历和认识，所以我经常认为六四事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场党国体制内部的自我冲突，在遭遇大规模镇压以后才演变为体制内外的冲突。六四事件暴露了共产专制体制内的自我冲突，它的主要社会意义是通过血腥唤醒了中国人民。相对于六四事件而言，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更为显著。
五四运动的规模其实很小，比六四事件要小很多。但五四运动期间推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即使对于现今社会仍极具历史意义，形成数十年后知识份子的奋斗目标与社会改革方向。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开端，这个运动所体现的首先是自由民主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在反专制方面具有非常的彻底性，这是六四事件所不可比拟的。但是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它波及了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和教育，等等。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在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积累，西方思想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展，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新青年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从思想、政治、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同时，民国初期社团组织在迅猛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这些也都是六四事件所不可比拟的。
三、六四是一面旗帜，但路在自己脚下
六四事件失败了，但人类文明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傻，即便大多数人有点傻，那他们也不会永远傻。人间正道只能是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只有走这样的正道才能摆脱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只有实现人民主权才是避免社会恶性分裂之唯一良策。专制制度在中国已经两千多年了，它除了导致官逼民反和改朝换代之外，没有别的结果。关于西方文明，关于普世价值，关于美英等国，列宁早就预言其是“腐朽的”、“垂死的”和“挣扎的”，毛泽东、金日成和金正日等更是不知多少次信誓旦旦要埋葬它，可是结果呢？结果是社会主义的试验田越种稻草越多，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越来越国富民强。事实已经证明，守着祖上继承下来的一亩三分地，做着“解放全人类”的旧梦，除了头破血流还是头破血流。中国大陆的执政党与其等待人民的抛弃，倒不如主动放下包袱，顺应世界潮流，与人民一起努力，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造，以平等公民权利为基础，建立自治的和开放的多元化社会。但是从目前看，中共领袖们尚没有表现出如此的智慧，也许历史真的不想给他们机会了。蒋经国先生都明白“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的道理，共产党领袖们的脑子就是转不过弯来，没办法。
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三十年的邓式改革，但是毛泽东时代一些核心的东西还在核心之中。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本性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本质上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时代和时代符号。体制依然是党国体制，社会依然是权力社会，以党权为中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依然在中国社会的中心地带发挥着自己的本能作用，可谓阴魂不散。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企图解决市场问题的垄断体制，这个体制注定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但又在不断制造问题的体制。当权贵集团的分赃过程完成之后，这个社会必然会发生变化。一个冲突重重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但其问题并不是永久不可解决，而是在等待解决的时机，关键是人们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它。不断发生的历史事件，总有一件要促成历史性转折。
六四事件在中共统治的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在六四事件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强度的意识形态社会，六四事件之后当局不谈主义和理想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色彩遽然淡化；在六四事件之前，中国社会是权力主导的一个分赃大体系，六四事件之后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渐渐形成了，官民矛盾也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中国的官民矛盾愈加激化的背景下，官方采取的措施是强力维稳，民间采取的措施是积极维权。因为维权运动以维护法律体系的面目在肢解这个社会，并促进整个社会走向公正，所以维权运动成了中国式的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维权运动以维护权利和争取权利为主要运动内容，这就为中国民主展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道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与反对为主要特色的民主运动之后，迅速发现维权运动就是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于是在他们的推进下，维权运动从点到面的展开，已经成为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走向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动力。
可以断定民间社会将继续推动中国，时间与方式主要取决于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民间政治的成熟。只要中国人民不断提出改变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合理要求，并且是不断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么统治者的合法性危机就会更加显现。合法性危机如果真的成为政治性危机，统治的延续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未来在技术层面上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但是在总的方向上必然是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公民社会。现代世界没有为我们提供别的可行选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只有尊重人的制度才能被人护佑，如此而已。对于当局而言，为了避免死亡就不能再自说自话，罔顾他人。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必须尽快地让问题回到对话与协商的轨道，让利益冲突的双方之间有缓冲和仲裁，而不是不得不把自己置于自戕的悬崖。对民间而言，也应该加强紧迫感和时机感，以力量求变化。
可以断言的是，变革即将到来，但变革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设立机会，关键的问题依然在民间力量的崛起。当力量微弱的民间政治，遇到暴君，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在这种“两强相遇勇者胜”式的正面对撞中，无论谁胜都是惨胜。民主的力量，只有自己成长起来了，才不至于在社会变革的悬崖上跌落而粉身碎骨。
一个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制度，解决它的办法就是揭穿它的谎言，只要谎言被彻底揭穿，暴力也将无处着力。那么在六四事件21周年来临之际，我们不能不追忆广场上的罪恶，不能不追忆那里曾经血流成河，也不能不追忆这些年来所有的失魂落魄。21年前的那一天，学生和国人为了中国的前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毛泽东死后的30年来，一批又一批人在民主运动中前赴后继；中共建政60年来，无数先驱做了中国民主事业的殉道者。我们应该一起来说：不忘89学潮，铭记64血案，民主尚未实现，同志仍须努力，望国人共勉！
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目标无非就是一个，要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有发言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个目标看似很简单，但是确实很难，以至于我们付出了眼泪和鲜血也不能达到，以至于我们很多朋友为此锒铛入狱也不能达到。我们纪念“六四”，那就意味着不要忘记“六四”精神，自由和民主；我们纪念64，那就意味着也不要忘记64的经验和教训，以使我们以后能走得更好，更远。我们时刻不忘昨天，但我们也要向前看，看到明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握好今天。
中国不民主，我们漫骂当局，但我们反过来想，我们也是有责任的。责任在当局，在民众，责任也在我们民主分子的劣根。我们很多人希望当局适当松绑，希望民众冲锋在前，甚至希望同道人士勇于进独裁的监狱，但我们明显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对。有时候，可以转过头想一想，既然自称民主人士，我们除了漫骂，又做过什么？中国民主的前提条件是有人能勇于承担，公开地并负责任地站出来，表达对专制的反对态度，为苍生和国运说点正经话，做点正经事。有了这个前提条件，我们才能找到出路。再独裁的统治者也需要被统治者的配合才能统治下去，越是独裁越需要被统治者配合，当你不配合，当你持续公开反对的时候，统治者的统治就难以继续下去了。
好在这个社会不仅是半封闭的，而且也是半开放的。毕竟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毕竟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我们考量中国社会，考量我们自己，考量今后的道路，都要把这个时代特性考量进去，在这个时代特性里走出新的路来。六四是一面旗帜，但路在自己脚下。理性地为中国民主做点什么，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其实，做事的人不愁方案，不做事的人总发愁方案。就所有的六四事件亲历者而言，作为一个亲历者你应该很清楚当局目前对于六四事件的态度，你如果有点脑子也应该清楚当前的社会形势不可能再成就一次六四事件，你成天都是满怀愤怒并没有任何用处，踏实做点事吧。如果你没有放弃你心中的理想，那么就把六四事件当作你的灯塔吧，你把六四精神当做你的旗帜吧，当然比照灯塔的方向是为了前行，举起旗帜也是为了前行。反正21年之后，我们不能依旧躺在六四的血泊中只会倾诉而不能起行。
六四事件的发生和影响，当然是极度复杂的，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血腥镇压绝对是一个错误。虽然中国21年来，经济迅速成长，可是只要中国人一天无法真正面对历史上发生的错误，中国就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国。“六四”是民主人士心目中永远的痛，却也是中共当局难以摆脱的一块心病，在新闻封锁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六四”事件的真相将继续扩散，追求民主的民众也将越来越多。因为六四事件的失败，在未来的变革中，一场没有准备的变革似乎不会发生了，那么，我们就尽心尽力开始准备吧。
那么，再重复一遍：六四是一面旗帜，但路在自己脚下。
2010年6月16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