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林大侠，三等功臣，二等乙级伤残警察郭少坤，在第二次因公负伤期间，居然被徐州市公安局辞退。根据《人民警察辞职辞退办法》，因工伤残警察和负伤正在进行治疗期间的警察，明文规定不得辞退。徐州市公安局逆天行事的理由在于：郭少坤在89的时候给天安门的大学生捐款50元，后来又给再在监狱中的王丹捐款400元，后来由结交著名法学家于浩成，还有胡耀邦的秘书林牧搞维权。数年来，郭少坤抗争不已，上诉申诉对话呼吁，但是徐州市公安局始终没有解决问题的意向。
郭少坤并不是一个“六四”的参与者，但是在那个时间以后，直到今天，都是89天安门运动的支持者。这是一种按照良心的生活，而且丝毫没有政治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生活态度。而且郭少坤因为担心与政治沾边，还设置了防火墙，也就是他给天安门的大学生捐款50元，是捐给红十字会的，而且是通过于浩成。他搞维权，是涉及到一个农村的选举和采取问题，也丝毫没有政治敏感性。
对于党国体制来说，忠诚是最主要的。就像对于黑社会，忠实于老大比什么都重要。党国伦理确实是一种黑社会伦理的放大。阿伦特将极权主义运动描述为公开建立的秘密社会。例如国民党在三十年代说，中国人只有加入国民党，才是公民。这就是把中国当作公开的黑社会。纳粹党就是学习美国黑帮而建立起来的。
对于黑社会而言，只有效忠是正常的。不效忠和略有迟疑，或者中间状态，都视同背叛。所谓党性与人性冲突就是如此。凡是坚持人性的，人道主义的，即使红十字会那样中立的，也是背叛。背叛者就等着收拾，迟早的事情。
以黑社会的专政政党所渴望攫取全民忠诚的角度来看，1989年民主运动是全民族的，包裹党内最大多数反对一小撮人的斗争。一小撮人就等于专政政党，在特定的时刻里，党内最大多数脱离了党。
“六四”之后，国人都是潜在的政治犯，因为89精神那是全民族的共识。不要以为事情已经过去，“六四”是定时炸弹。尤其是“六四”当时的精英人物，如今已成为政界的中坚力量，成为“四五”一代的替代者。他们在“六四”时的所作所为，注定他们升迁不快，随时都可能拿出来，成为他们的挡路石。而且89一代到了四十岁之后，其政治末日已经接近，很快注定只能在回忆六四安慰自己的雨声。仅是进入体制，也有“四五”一代阻挡89一代，到不太高的政治位置，即使到了，也产生不了政治能量，冲击落后的政治体制。只能当一个心中有理想的套中人，或者被订上历史法庭耻辱柱，被世世代代骂断脊梁骨的坏人。
“六四”之后，除了最核心的五百家权贵集团之外，体制内的人仅仅是坐不稳的奴隶。从政不再作为自我实现的最高领域，官员都是技术性官僚，无法关怀公共性和政治问题。而政治空间，已经到了民间。所以体制内再多精英，也无法阻挡九鼎在野。
大约在2005年六月四日，多维新闻网有个社论，社论说“六四”之后89一代潜伏下来，进入体制，为政治改革做铺垫，还是89一代。89 之后，很多心怀幽远的仁人志士中，兴起了这种的想法：进入中共来改造，只有我自己掌握了至上权力，才能经由我推动改革，把中国带入民主富强的宪政国家。就象汪精卫一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去了。固然可能心中还燃烧着熊熊之火，可是在政治的旋涡之中，能够来去自如么。凭什么相信自己掌握了权力，就不会被权力和政治污染，而熄灭了熊熊之火？
打入敌人内部是为了成为文职的“袁世凯”或者准“袁世凯”。 他们想剽窃攫取的是共和国。他们慢慢发现知道，现有体制不可能达到他的政治野心，于是他们噪，没有了耐性，不肯循规蹈矩地等下去。他们又无法获得一点点希望，就能干巴巴等到老的庸人。他们忍耐，想媳妇熬成婆。但是他们的眼睛余光还是瞄在民间，处在痛苦的撕裂当中。
在八十年代，靠近人道主义有良心的生活方式，还是有较大可能的，那时候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如此。即使在体制内，也是逐渐靠近的。而六四之后，一种体制内有良心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八十年代遗留的人道主义和“说真话”和21世纪之后的哈维尔，如今顶多对于体制外边缘人士，例如市场化媒体和学院公共知识分子，才是可以的。有追求卓越渴望的官员，要么是潜在的政治犯，要么就是潜在的贪污犯。总之官场是监狱的预备役。
哈维尔在《无权利者的权力》中说，生活在真实当中，或者“持异议者”运动完全排除了与官方政体和平共处的可能，因为这二者互相隔离，互不往来。“生活在真实当中”要是一如既往，必然会对现行制度产生威胁，难以想象它会继续与“生活在谎言中”并行不悖。须知道现行制度对掌握权力，有着最为敏感的政治成熟，任何火星消灭于摇篮当中。不管体制内“生活在真实当中”，如何去政治化，以非政治或者反政治的面目出现，都是专制体制的饭里沙，眼中刺。专制体制对背叛“生活在谎言中”的人们，其痛恨程度远甚于对敌人。他说，人们痛恨叛徒甚于痛恨敌人。
90年代之后，“生活在真实当中”根本无法在体制内扩张而，只能在公民社会中。体制外边缘，例如市场化媒体和学院公共知识分子，也要求被渗透入公民社会。这个在2003年维权运动兴起之后，得到初步兑现。哈维尔说只要独立的社会生活坚持对整体，为了整体承担责任，只要后极权在体制仍然维持现状，那么这二者的关系则必然处在潜在或者公开的冲突状态。这时候，哈维尔说有两种可能，其一，后极权制度得以继续发展（或者拥有继续发展的能力），这就难免会演变为乔治.奥威尔笔下的那种可怕世界，一切都受到绝对控制和操纵、扼杀“生活在真实中”的任何表达。中国的情况是政治领域中任何异端都被扼杀，补偿以私人领域的放纵。其二，独立的社会生活，包括“持异议者”运动在内的逐渐变为重要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作用或者影响大局。
就像当局口中的“天安门暴徒”，也就是抵抗镇压的北京市民，被比较普遍地忽视一样。90年代之后，“生活在真实当中”根本无法在体制内扩张，也体现为知识分子退守与自我傲慢中鄙视民众。汪晖在《必要的沉默》中说，1991年一个寒冷的冬日的早晨，《学人》丛刊召集关于学术规范与学术史的座谈会，参加讨论的学者大多是80年代学术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这种反思式的讨论除了学术上的自我批评以外，还涉及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知识者在特定情境中重建自己的认同的努力，是一种化被动为主动的社会行为和历史姿态。当时知识分子普遍于内在和学院内寻找政治认同，在书斋中革命，并且自我称许为一种保守主义的精英，拉大与民众的距离，抛弃民众。退守与自我傲慢，为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过度自负其实是内心亏欠的体现。不屑于参与或丧失了公民社会建设的维度。
郭少坤的命运，可以用来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它呈现了对89天安门运动的支持者的镇压，一种戒严与戡乱的持续，凡是参加了“六四”或者支持“六四”的，都被视为党国的背叛者，戒严与戡乱的有形或者无形屠刀，迟早都会落下来，只是以不同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