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波兰民主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自我克制的革命”理论的倡导人米奇尼克先生访问中国，与中国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及维权人士开展了两场对话（一次座谈与一次推特对话）。从两次对话的内容来看，我感觉与其说让中国民主运动的先进（包括本人在内）在这次对话中找到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还不如说让大家看到了波兰与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巨大差距。有时候认识差距也是一种必要，因为只有认识到差距才会知道他人的经验有多少可资借鉴。
米奇尼克在两场对话中主要是答问，思路随问题而生，比较零散。但其中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其余“要有力量，有对话的意愿，还要有耐心”；“面对共产党，我们缺乏想象力”等都是围绕这一观点的阐发。
一、“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
米奇尼克首先声明他不了解中国（从后面的谈话看，这并非自谦之辞），因此他的所有判断与建议确实只能依据当年他在波兰民主化进程中积累的经验。因此，参与并读到这些对话的人士只能根据中国现状来判定哪些建议可行。
7月9日北京座谈会的主题是“分享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联合、非暴力与和解”，其中“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应该算是米奇尼克的重要告诫。米奇尼克还谈到：“我认为，波兰的模式对各位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模式。圆桌会议就是一个既不毁灭国家又能消灭专制的方式。各位一定要组织一个公众舆论的机构，舆论是力量聚集所在。”米氏所谈到的，中国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其实都早就想到了，近年的网络舆论与以南方报系为主的一些媒体都在努力践履。与中国知识界早在80年代初就成形的“必须借助于体制内的改革派，形成从上到下的合力”的策略相比，米氏建议亦无新意。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各界包括政坛精英，一致承认中国社会当时正处在从专制逐渐向民主过渡的社会转型期，除了胡耀邦、赵紫阳被公认为党内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之外，连邓小平都被视为改革派的强大主心骨，陈云、邓力群等人及其周围人物则被视为党内反改革的代表人物。当时中国知识界提出的“借助于体制内改革派”的策略，不仅具有一定现实基础，亦较好地付诸操作，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成为当时改革重点，深圳蛇口甚至一度创造“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
但自1989以后至今，从江朱到胡温，其经济与社会分配政策日益向利益集团倾斜，意识形态上更是明显地一步步向左回归。尽管知识精英中的民主派日渐式微，但异议人士中的温和派倒是从未放弃“借助于党内改革派力量”的想法，问题是他们自己可能也无法确定哪些人才是党内的“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目前要在中共党内高层找出主张政治转型的“改革派”，确实得发挥非凡的想象力，至少应该具备类似清雍正时期湖南儒生曾静策反岳钟麒的那种“想象力”。其实，米奇尼克提到的对共产党的“想象力”，在中国民间从来就不缺少，上世纪80年代民间对邓小平、“六四”期间对万里、90年代中后期对朱镕基都曾寄以厚望。胡锦涛备位期间直至上任两年后，对其能力与志向发挥“想象力”的不仅是中国社会，还有国际社会。许多文章的丰富“想象力”，可能让作者自己都不愿意再回头检视。充满深情的“胡哥”之称从互联网上消失只不过是昨日之事。
二、自我克制的革命与中国非暴力革命理同势不同
米氏谈到：“波兰有天主教因素，很有力。自由运动三大因素：知识界、工人和天主教。历史上讲，波兰工人运动都是自发的，比如60年代，没有政治上的结果。”“没有力量的真理是无法说服当权者的，我们首先要有力量，有对话的意愿，还要有耐心。我深信，中国必然会发生民主化的变化，要不，通过协商；要不，通过冲突。”
这里应当稍稍介绍一下波兰转型前的社会状况。在共产党国家中，波兰率先出现了具有大规模号召力的民间组织――团结工会，当时米奇尼克提出的“自我克制的革命”理论成为团结工会的行动纲领（也是波兰民主化进程的行动纲领）。但这一切并非从天而降，此前的波兰已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一系列变革。在政治上，1956年波兹南事件后，波共开始了政治上的改革，1957年1月进行了新的议会选举，开始实行了差额选举制，意识形态控制明显放宽，民主化思想如春潮涌动，在国际上造成相当影响。其间虽然经历了哥穆尔卡的镇压，但其后任盖莱克执行了一条更大胆的改革路线，政治透明度大大提高。正因为当时的波共领导层保持了这种开放姿态，米奇尼克才确定了他的行动纲领：不要求建立民主，而是赢得自由；不向共产党夺权或分享权力，而是限制共产党权力的范围，并在共产党政府之外开辟出一片自由的活动空间，建立起真正的民间社会。苏东波到来时，波兰的国家与社会已成二元对立之格局：国家（即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社会却已经是民主派的天下，执政党和反对派形成分庭抗礼之局。在此背景下，米奇尼克提出的“自我克制的革命”这一斗争策略，并非一厢情愿的想象，而是审时度势之后的明智选择。
正是在知识界、工人和天主教这三者合力推动之下，波兰最早实现了由共产极权转入自由民主的伟大变革。但这些因素在当今中国全数缺位。中国没有能影响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宗教，知识界的主流已成为政权的同谋，现阶段的工人“运动”只是为了加薪等有限的经济目的聚集抗争――如果说1976年瓦文萨与米奇尼克在建立团结工会之初时就提出“反对所有旨在社会及经济方面要求的罢工”的战略，那么在中国现阶段，除了经济方面的要求比如加薪与工资谈判权等，几乎再也没有其它可以将工人组织起来的动员口号。即使是有意避开敏感政治问题（如不谈自由民主等政治改革要求、不谈六四、不与敏感的国际组织联系）、希望“脱敏化操作”的维权活动，目前也因中共政府有针对性地实施“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而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中国的民间社会是如此弱小，根本无法凝聚成任何让政府感到威慑的力量。
而与民间力量分散弱小相对的是当下中国政权的异常强大：中共掌握了政治、经济与所有的社会资源，国家牢牢地控制着社会，不允许民间结社，在中国从事环保、慈善、医疗救助的外国NGO一律被政府视为“颜色革命的工具”，想方设法限制其活动。经济发展成果也被用来强化政权的压制力量，2009年中国政府投入的“维稳费用”高达5,140亿元，占GDP总量（335,353亿元）的1.53%。比较一下同年教育经费只占GDP总量的3.48%这一事实，从中可以看到中共担心亡党的恐惧感之强烈及其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执政权的决心。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就将一切反对力量扼杀在萌芽状态确定为治国战略。由于各种源于对社会不满的泄愤型报复事件频发，今年5月30日，政府竟藉《瞭望》新闻周刊宣布中国有1亿多精神病患者需要逐步收治，为了保持政权稳定，将整个国家变成“第六病室”亦在所不惜。
徐友渔一直崇尚和平转型，主张耐心等待中共变革。在这次座谈会后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却表示：“当他（米奇尼克）谈到和解的时候，我最大的启发是中国现实条件和当时波兰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方不能绝对压倒一方的时候，才能提和解， 但是如果现在统治者自认为可以使用暴力绝对压制对方的话、根本没把对方当一回事的时候，谈和解是不行的。你知道中国近年也有很多人提和解，并成立了一些相 关的东西，理念上我当然是赞成的。谈和解要掌权者对你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有一定能力让他们认真倾听你的声音，如果没有的话，现在谈和解纯粹是一厢情愿 的。”
三、波兰经验能够适用于中国吗？
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之后，亚洲共产党政权却顽强地延续下来，中国更是藉经济改革获得了更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民主先进们的思考并不轻松，“为什么东欧能够完成政治变革而我们中国却不能”成了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块巨石。
与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先驱们交流相关经验，对于中国的民主先进们绝对必要。但如果因为人家的成功就罔顾国情地将其所有经验奉为圭皋，确实又有胶柱鼓瑟之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毛式共产主义革命与苏联十月革命都属于原发性的，在这两个革命的摇篮里，崇拜威权与暴力革命都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去除其影响非常不易，比如已经完成民主化的俄罗斯在普京的强权统治下有回归前苏联的明显倾向。而波兰、捷克、东德等国的共产党政权则是苏联在二战后用坦克机枪送进去的，即外部强力输入型政权，统治者绝大多数是经过苏联政权挑选出来并在莫斯科培训的“代理人”，共产革命在这些国家本就缺乏原发性基础。作为“苏联代理人”的共产党政权始终面临本国民族独立和社会自由的强烈诉求。显然，在这两种国度里祛共产主义之魅的难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波兰本土并无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这个国家历史上的灾难大多由外国制造，其中也包括曾经吞并其大片领土、残杀波兰数万精英的苏联共产政权。正因为如此，它与捷克一样，无论是当政的波共还是民间力量，早就与莫斯科离心离德。也因为如此，米奇尼克得以在波共统治下致力于创建一个“公民社会”，并在时机成熟时推动整个国家脱离苏联阵营，实现波兰国民数代人的独立自由梦想。但米奇尼克如果生在中国，恐怕就没有这种好运了。中国知识界关于这一点的思考由来已久，早在2004年，“毕巧林”在“米奇尼克方式适于中国吗——读书断想”一文中就谈到：“东欧的统治者与民众之间有许多可以相互妥协与谈判的因素，除人道主义传统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而外，民族主义——对苏联严密控制的共同反感，恐怕也起作用。这使统治者不想过多地加害民众，不想成为历史的罪人。亚洲一些类似国家不具备波兰和东欧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权力阶层是最自私、最没人类意识、最无现代政治理念、最无能，因而最喜欢用最凶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群。因而对他们不可抱有希望。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都是小爬虫，现在也不会有多大改变。 按米氏和哈氏的办法，在亚洲很容易变成犬儒主义。”希望了解中国社会的犬儒病如何形成，胡平的文集《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是本很好的读物。
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之路未经历过暴力革命，其权位不是“靠流血牺牲、拿人头换来”的，因此少有依靠“菜刀、盒子炮”起家之徒的那种心狠手辣及不择手段。而亚洲的共产党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前并无比较发达的市民社会和建立在普及现代教育基础之上的公民文化，在这样的社会里，共产党的暴力革命比较容易得逞。更重要的是，亚洲共产党国家的权力阶层普遍缺乏现代文明的熏陶，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迷恋暴力，放纵权力并蔑视民众。长期的暴政统治极易养成犬儒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与其说东欧共产政权晚期的经验可资借鉴，还不如说通过比对中国与东欧社会的差距，可以反思中国更需要什么。
还是借用黄万盛在“革命不是原罪”中所讲的一个小故事来做为本文的结尾吧。“哈佛的罗尔斯是自由主义的重要学者，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关于‘无知之幕’的理论，那是他的公正理论的逻辑起点，突然，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老师，你讲得很好，我都能接受，可是，这套理论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罗尔斯怔住了，他说，让我想一想，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课堂上沉思，整个教室了无声息静静地等着，十分钟以后，罗尔斯抬起眼来，严肃而平和地给出了一个答复：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