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文选》在香港出版，记录前中宣部长的思想成果，指中共政治专制，经济发展，与国际反动势力结盟，可能沦为邪恶力量；而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共同文明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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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痛伤别，此是长别处。五月九日是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逝世三周年纪念日。朱厚泽被誉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灵魂人物”、“‘走得最远、看得最透’的中共民主派良心思想家”，在任中宣部长期间提出知名的“三宽政策”，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这“三宽”是宽厚、宽容和宽松。用他的话说，“对於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採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在他逝世三周年之际，他的《关於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朱厚泽文选》（下称《文选》）在香港由溯源书社出版。该书精选了朱厚泽多篇重要着述及访谈，不少忠言谠论，一些重要内容首度独家披露。它们记录了这位思想者对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的思考，代表了曾经信仰革命、又从红色极权体制中最终反叛而出的一代人的思想成就。朱厚泽在书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及其造就的红色极权体制，偏离了人类文明的正道。他大声疾呼要捍卫普世价值，反对开历史倒车：“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
朱厚泽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批判一针见血，他直言“这种政治专制、经济发展的模式，专制政权与外来资本勾结，有可能使中国发展成为同国际上一些反动势力结盟的最邪恶势力。二十世纪的苏联模式、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最终给本国和世界带来悲剧性后果。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走向幸福、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是最终将给本国和世界带来悲剧后果？这将是人类实践和理论上的一场大争论，这场大争论有可能贯穿整个二十一世纪”。
据悉，这是朱厚泽在世及逝世后海内外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政治着作。该书导言透露了朱厚泽着述迟迟没有出版的缘由。“由於厚泽先生‘定位’上的某种特殊性——身分还是体制内，思想、言论却早已超出体制——体制内的朋友们似乎不方便把厚泽那些‘离经叛道’的思想彙集成册，公开出版，以至於厚泽去世至今三年，港台（更遑论中国大陆）竟无一本朱厚泽本人的文集或研究朱厚泽的作品问世”。这部《文选》的出版终於填补了这一空白。
该书由宪政学家张博树主编，这位前中国社科院学者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任教。《文选》作为《中国转型建设文库》的最新一种推出，张博树在导言中说：“厚泽先生在中共党内民主派老人群体中，是思想和认知层面走得最远的一位，对现存体制有深刻反思。”
张博树与朱厚泽直接交往的时间才三、四年，却很快成为“可以交心的朋友和有共同政治见解的同道”。二零一零年八月，朱厚泽去世后不久，张博树与多位友人一起前往贵阳，拜访朱厚泽青年时代的好友和曾就读的中学.这些被访的老先生虽年逾八旬，谈起朱厚泽的早年时代、经历的坎坷、在贵州的从政历史，以及到北京后的风风雨雨……依然记忆犹新。大家认为朱厚泽晚年思想成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几位老人都提出，最好北京有人出面组织对朱厚泽思想的整理研究，更希望张博树担当此任。
属於时代但又超越
张博树接受採访时说：“朱厚泽折射了一个时代：他曾经属於这个时代，又在经历一番痛苦后，深刻反省这个时代，并在最终的思想历程中超越了这个时代。他与这个时代的恩怨，深刻反映了时代本身的悖谬。这是我们编纂《文选》的更深切的理由：透过记录、展示一位思想者的足迹和心路历程，来记录历史，揭示这个时代背后的隐秘。这个时代就是二十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缔造的红色专制时代。”
这部文选收入朱厚泽文章或访谈记录《关於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全面改革的宣言书》、《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朱厚泽谈“党文化”》等五篇，数量虽不多，但反映了晚年朱厚泽最重要的思考。张博树说：“八七年一月，随着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反对自由化不力’被赶下台，朱厚泽也不得不离开中宣部，被贬到国务院农研中心和全国总工会等地方挂闲职。这对朱厚泽的思想转变是个刺激。更大的刺激是八九年发生的‘六四’大事变。这一年，朱厚泽在全国总工会提出‘在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的思想。但六四事件粉碎了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的善良愿望。‘六四’构成无数人认知与人生命运的转捩点.朱厚泽也不例外。这致命一击，促成这位当年的革命青年、八十年代被废黜的体制内高官，最终走向彻底的思想反叛之路。”
张说，“六四”后二十多年间，中共党内涌现一批“两头真”式的老共产党人，和朱厚泽一样，他们曾真诚相信这个“主义”并为之奋斗过，却在晚年发生根本思想转变，转而信奉宪政民主。这样的老人有毛泽东前秘书、以《庐山会议实录》闻名的李锐；前不久故去的《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知名党史专家何方、辛子陵；八十年代担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锺沛璋……他们构成一个松散的、却又蔚为壮观的中共党内民主派群体.如果说这个群体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是如今已九十七岁的李锐，那么朱厚泽则是这个群体众望所归的中坚或灵魂。
零九年在香港出版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十二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是朱厚泽与张博树等人共同策划的。零八、零九年，他俩还共同策划、推展一系列考察、研讨活动，朱支持张和朋友们创办《中国转型智库》网站。朱厚泽一直关注着中国改革事业的发展和遇到的问题.零三年他应邀参加在青岛举行的一个民间修宪研讨会，会议期间接受一家传媒採访，对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了重要补充，即“权为民所授”，并强调“这才是根本的制度保障”。这个“权为民所授”赢得一片喝采，却为此受到高层指责。
张博树认为，朱厚泽既是伟大叛逆者，也是常人，具有常人都会有的弱点或局限。他具有成为一个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的潜质，但在他有生之年，这些潜质似乎并未完全发挥.他沉思了许多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却很少自己动笔写下，作系统阐释。别人整理的他在一些场合的谈话，他很少同意公开发表。可以把这理解为谨慎、对自己文字负责，但好像不止於此。《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收入的第一篇是朱厚泽的《全面改革的宣言书》，这是在张博树和他对谈的基础上，根据录音整理，稿子请他反覆审阅过，但就在书稿排版印制时，他却提出撤下这篇文章，理由并不充足，只是说他还需要再想想，先不要上了。作为主编的张博树自然不好再勉强。是他对文章观点的表述不满意，需要再推敲？还是对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多少有所顾虑？张只能推测，但直觉是两种因素都有，且后者佔比例可能更大些。
它会让人终生恐惧
张博树说：“他思想走得很远，但行动出奇谨慎。毕竟是‘老运动员’，对这个体制的残酷有太过深刻的记忆。专制体制不但具有可怕的逆淘汰效应，它会把朱厚泽这样优秀的官员淘汰掉；它不但扼杀思想，扼杀创造力，而且它会让人终生生活在恐惧之中。”
张博树又说：“恐惧作为某种无形的阴影，成为中国人心理构成的一部分，特别是对朱厚泽这个年龄的中国人而言。人不大可能脱离自己的现实环境，他仍然和体制有数不清的纠缠与瓜葛，很难彻底斩断。当然，这也反过来证明，在如此背景下，厚泽先生仍能在思想层面走得如此之远，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朱厚泽小档案
生於一九三一年一月，贵州省织金县人。七八年十月后，历任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革委会副主任，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八五年七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八七年后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九九年离职休养.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二零一零年五月九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