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
跳着皮筋舞代拟国情咨文
汪晖先生多年来以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批判论述驰名中外学界，属于甘阳亲点的“自由左派”四干将之一。与表达上较为明快的另外三员左将相比，这位《读书》杂志前主编一向偏好纠缠思辨，善于包装理论，读起他那些绕来拐去的长句子，常让人有一种被拖入了文字皮筋舞的感觉。在我的印象中，女孩子常跳的皮筋舞似带有几分作茧自缚的舞态，由于有两根约束的皮筋紧绷在那里，双足的蹦跶只能反复在原地踏步。因此，不管舞动者作出多少次跳跃或奔腾的假动作，她们最终都没越出过雷池一步。皮筋间舞动的天足的确是活泼灵巧的，但在那跨不出羁绊的舞步中，你也许会隐约看出缠足年代残留下来的动作痕迹。
这就是我初读汪晖论著时模糊的感觉。现作为本文的起兴写在这里，聊为以下要切入的论题拈出一个富于联想的意象。
谈到韩寒的读书和写作，崔卫平极力赞赏他“拥有对于世界以及对于自身少有的直接性，”说他的知识系统直接朝向这个世界，说他“扎根于自身，他的世界朝向四面八方而延展开来。”与韩寒用身体踫撞现实，凭血肉探求认知的情况正好相反，汪晖的知识系统全面朝向已有的符号体系。他在文本知识的汪洋中左右逢源，犹如蜘蛛缘蛛网而四处网罗，八头拉扯。套话和观念就是他运思行文的舞蹈皮筋，长期以来，他牢牢把住那自我捆绑的学术绳索，既为他思考的重载奋勇拉纤，也趁便与诸多西方论著及其名作者卖力地拔河。这文字皮筋舞蹦跶得汪晖也实在艰辛，致使他那些趋向等身的著作不啻为压在蝜蝂背上的物累。
最近汪晖发表了一篇长文，题曰〈中国的崛起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以下引用简称“汪文”）。我现在撰写这篇文字，就是要针对汪文谈一些必需认真澄清的问题。我发觉汪晖在这篇新作中的措词用语更加刻意地趋于中性，而那一本正经的准官方腔调，则煞似一位公平的局外发言人登上台代替执政当局宣读动听的国情咨文。从汪晖那嘴头特硬且沉得住气的宣示来看，他在政治修辞上的功夫已磨练得十分到位。文心即人心，读完这篇汪文，汪晖的心态和面貌也就清晰呈现在我们眼前。你现在可以看到，他已有足厚的脸皮将国务院发言人矢口抵赖的庄严与各级领导统统不说实话的默契融为一炉，因此他也就更加有魄力把罔顾事实的论断发挥到学术冷酷的地步。
断裂的危机及其修补
我越来越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中，有相当大一批人比今日中国的当权派和主流话语还要落后和反动。时至今日，共产党自己都不想再正儿八经地当共产党了，可这批人还死抓住共产党旧时的观念，沉溺于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妄想阻止党变颜色。当权派搞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们所走的是什么道路。因为毛泽东走过的革命歪路线早走不通了，所以他们才被迫向毛所担心的和一再堵截的“回头路”走去。这条路便是受干扰被中断的资产阶级现代化道路，其实也就是回归民国世代半途而废的老路。中国的民族国家建立已整整百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这“回头路”充其量仅返回到国民政府那个威权统治加假议会的训政阶段，且毫无转向宪政的打算和承诺。今日的市场经济社会虽在很多方面优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但由于党权仍在支配法制，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力不但受到一定的约束，而且为权力所扭曲，使它更多地显示出资本主义为人所厌恶的一面。因此，在这一回归之路上出现的种种弊病，有很多很多自然也就与当年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黑暗十分相似，甚至更变本加厉。面对此严峻的现实，从当权派到老百姓都日益感到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危险的断裂，它既呈现为中共长期塑造的自我形象与其正在败坏的现状之间的断裂，也明显地暴露出共和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的断裂。对执政当局来说，如一任此断裂继续扩大下去，现有的政权便会丧失合法的基础，其尴尬的处境恰如一个人唾向他人的唾沫无端飞回来落到了自己的老脸之上。早在发表于2007年的〈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中，甘阳已敏锐地觉察到党国所陷入的窘境，为维护我党的“伟光正”形象，他急起分辩，及时作出必要的纠正。他说：
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有关改革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这实际也就提醒我们，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这个整体性的论述就是甘阳接下来倡导的“新的改革共识”，以及他稀泥抹光墙的“通三统”高论。他提议把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平等传统”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传统结合起来，还扬言要把二者统合到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优良传统之中。甘阳在当代思潮的紊乱涌动中曾不止一次地放过开风气定调子的言论，现在，汪晖在其长文的开头，显然也顺着甘阳牵强的领唱，续上了他自己更加护短的变调。立足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统合之说，他要进一步为中国今日的崛起姿态搭建归功于前三十年政绩的坚实支柱。
与甘阳的用意很相近，汪晖建构的支柱不只要为党国当前的蜕变窘境修补合法性的基础，还试图把昔日更多的社会主义内涵发扬到崛起的进程之中。比起甘阳那一套即兴放言的宏论，汪晖则显得有些措词暧昧，但他的行文打磨平滑，躲闪有序，让你乍一读起来会莫辨深浅，即使觉得有些话不太对劲儿，一时也不知该从何驳起。汪晖确实是个缝制文字百衲衣的修辞能手，很善于从后现代批评理论的用语中剪裁些大字眼和夹生概念，将已经陈旧的政治用语稍作翻新的处理，统统作为鲜艳的补丁缝合到行文之中，从而为他所辩护的观念或实践修补破绽，为他难以忘情的“社会主义时期”——这是他为前三十年制定的一个中性指称——推出一连串文过饰非的创意。明明是毛泽东反帝反修反得中国封闭了近三十年，错过欧亚各国经济大举起飞的六、七十年代好时光，坐视战后废墟的日本和西德迅速崛起，干看亚洲四小龙起跑领先，而中国的经济自大跃进到十年动乱，则让毛的革命路线几经折腾，在他死后一片凋敝，落了个今日的后发展劣势。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事实，可时至今日，汪晖还要为这样的满清式闭关锁国状况辩护，把类似于今日朝鲜金氏王朝那样孤立的处境界定为中国“独立的主权性格”。他振振有词地说：“无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曾经犯过多少错误，它当年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要素，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细节加以判断。”汪晖是50后一代人，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并非不知道他亲身经历过的荒谬现实，但他仅敷衍地承认一下，便一笔带过不想提说的事实。按照汪晖 “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细节加以判断” 的提议回顾前三十年，那就是说，大炼钢铁的荒谬做法和文革期间很多工矿企业全面停产所造成的破坏全不足挂齿，饿死了三千万人的人祸也可以悬置括号之内，只要中国对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没有像日、韩或东欧国家那样处于依附地位，中国人民就应该满怀独立自主的自豪，从而把毛泽东时代的种种倒行逆施消解为不必据以判断是非的“个别细节”。这样一来，汪晖所标举的“独立的主权性格”自然就可以无所依傍地树立起来，成为肯定前三十年响当当的依据了。
是独立性格还是依附势力？
让我们回到“主权”这个概念最常识性的内涵，先从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其疆土和地理领域拥有的彻底的支配权那一个基本点来讨论问题。如果说晚清以降，中国人痛感主权丧失的耻辱是那段无力抗拒列强侵华的历史，那么截至抗战胜利，中华民国晋升为世界四强之一，可以说，国民政府基本上已争得领土完整的国家主权，尽管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恰恰是由于国共和谈破裂，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打赢内战，独占了抗战胜利果实，在大陆建立一党专制的政权，从此才造成延续至今的国家分裂，致使两岸任何一边的政府都未能彻底地支配所宣称拥有的疆土。这一跛足的领土主权至今犹为两岸人民心头的缺憾。如果进一步追溯中共建党及其整个的发展过程，你还会看到，其中的每一阶段都依赖过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扶植。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年代，中共曾一度高喊“保卫苏维埃”的抗日口号，其撤出江西北上抗日的打算，在最初就是要长征到蒙古边界与苏军相接应。汪晖在他讨论琉球归属问题的一篇长文中特别谈到，在中国参加“四国宣言”的问题上，苏联处处从中作梗，排挤蒋介石参加会议。正由于苏联从其本国利益出发大占了盟国获胜后的诸多好处，致使中国的领土主权至今仍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坏。1汪晖在 此文中认真参阅蒋介石日记，所作的事实澄清实属可嘉，对国民政府在争取中国的国家主权上所作的努力和所承受的重压也作出了尽可能客观的表述。其中有不少可圈可点的片段都向我们说明，在当时各国实力较量的局势下，为捍卫国家主权，国力较弱的中方如何克服苏俄和英国制造的障碍，赢得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争取到的利益。但在详述蒋介石为争中国主权而备受困扰的过程中，汪晖却只字未提中共那时在干什么，未提准备武力夺权的共军与苏联有什么联系，更没有交代至少到那时为止，中共为中国的主权独立到底做过什么努力和特别的贡献，也没有吐露中共武装力量的存在对国民政府在争取国家主权上的努力造成了什么干扰和破坏。现在，只要我们摊开史料，列举出中共依靠苏联支持以分裂国家的任何一条史实，所谓“独立的主权性格”这一论断就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了。
毛泽东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说白了，就是在暗自吐露中共安身立命的路线抉择：不是依附苏联以反美，就是拉拢美国以抗苏，在美苏对抗的消长中乘势坐大，夺权固权，树立党天下控制一切的党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由于中共一边倒追随苏联，受斯大林指使而卷入韩战，为完成美苏两国免除直接交战的国际共产主义使命，毛泽东拿志愿军的血肉做了制造缓冲的垫片，在两大霸权的冲突中扮演了一个自我卖命，替人送死的角色。结果使本可能另有更佳政治选择和外交局面的新政权深陷美苏冷战的格局，从此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中国在联合国多年拿不到席位。从反面来看，汪晖所谓“独立的主权性格”，只能说是孤立中被迫屈就的处境，但绝不是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还应该看到，后来中共与苏联闹分裂，其实是中共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遭到了苏共的愤怒抛弃。毛泽东执意要搞他的土法炼钢大跃进，至少在当时不符合苏维埃加电气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因而受到苏共强烈的批评。这一分歧引发两党多年来的积怨，从而导致了后来的九评苏共大辩论。
即便如此，五十年代由苏联援建的各项工业设施及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仍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从未摆脱苏联的影响，此一甩不掉的尾巴一直拖累着改革进程，比如东北那些问题最多的大型国营企业，有很多便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工程。然而，汪文中却说：“中国国家的政治性格是主权性的和高度独立自主的，在这一政治性格主导下形成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也是高度独立自主的。没有这一自主性前提，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也很难设想中国在1989年后的命运。”这类睁眼说瞎话的论断在汪文中随处可见，难道土高炉炼钢，农业学大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雷锋精神，批判唯生产力论，所有那些毫无科学发展观可言的瞎折腾今日还值得称道，还可作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前提来肯定吗！
再退一步来看，没有对苏联的依附，今日中国的军事工业和军备水平又会是何等见不得人的状况！中国当年出兵朝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赢得苏联的帮助，迅速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雄赳赳气昂昂”的志愿军无形中在充当着用来换取苏联先进武器的雇佣兵而已。共和国建国已过六十个年头，为发展尖端武器，中方至今还不得不费尽心思，大把花钱，一面委曲求全，与俄方讨价还价，一面巧施伎俩，盗用人家的先进技术。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正是通过对俄制先进武器的模仿和改进，中国才艰难地发展出自己的军事工业。俄国对中国纵有千错万罪，就援建中国的工业，向中国输入武器而言，中俄的交往中，中方的获益还是不少的。这不叫依附又叫什么！汪晖所谓的“独立的主权性格”，仅一句冠冕堂皇的遁词，它所掩盖的乃是三十年关在门背后称霸王这一耽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孤立和落后。直到苏联的军事威胁已让中共感到恐惧，毛泽东才转向与尼克松握手，开始借用“西风压倒东风”的势力，转而靠拢另一个霸权。而汪晖却断言“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改革的前提”。难道他已经忘记：正是在邓小平访问美国，确定向西方学习之后，中国才正式打开了国门。
综上所述，中共当局的改革开放政策是被迫开放在先，改革随之跟进。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歪路线结怨天下，搞垮了经济，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中共难以继续抗拒世界潮流，为了党国的幸存，只好放弃原有的教条，不再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从此摸着石头过河，冒险投入了全球化市场的角逐。只是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国力显著提高，中国才在世界政经舞台上逐渐赢得参与和发言之权。
主权与实力的反差
汪晖惯于拿预制的命题投放他滔滔不绝的论述，我没有他那么多高深的理论贮备，在此只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辩方式。其实，国与国之间的主权问题，说破了就是一个实力较量的问题。占领者、打击者无需宣示领土主权，他们常常用士兵的皮靴去践履主权。苏军用坦克在柏林践履了主权，美军用轰炸和登陆在日本践履了主权，中国却因国家内部的分裂抽不出手派兵去占领被要求占领的琉球，没有实力把反击进行到底。由于未实现对入侵者的彻底征服，一种别扭的国家主权情结已成为中国人反复发作的情绪炎症。几年前，悬置已久的中俄边界划线争端终于勘定签约，国人自认为属于中国的大片领土在俄方长期的事实占领后从此永归俄国。网上有很多“愤情爱国”言论对执政当局横加指责，甚至给他们戴上“卖国”的帽子。其实，不管是今日的江泽民还是昔日的段祺瑞，就其个人及其政府而言，都与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看重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签署了被认为“丧权”的条约，归根结底还是受到国家实力的限制。在强力较量的世界上，你的实力不行，就只有接受该由你承受的冰冷现实。中国今日的军事力量假若远远强于俄国，中俄领土纷争的结果就会是另一本戏了。倘若把中共比为原野上一头猛兽，这猛兽在发动攻击上则是颇为狡黠而略知分寸的，在通常的情况下，它并不轻易拿自己的性命去冒爱国主义的风险。比如说，中国若比美国的军事实力更强大，美国“误炸”了中国驻南使馆，中国理应也去“误炸”美国驻南使馆；美国的侦察机闯入中国的南海领空，中国必将其立马击落。美国驻苏丹使馆遭到恐怖袭击，美国不就随即发射巡航导弹，对阿富汗基地组织狂轰乱炸了吗！不久之前，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商船在俄国海域违规，不就在海参威近海让俄国军舰白白击沉了吗！美国和俄国都不喊“主权”，它们只用轰炸和炮击宣示其不可侵凌的意志。然而，在处理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上，执政当局对美国却采取了阿Q式的做法，仅纵容一群愤青给美国驻京使馆投掷了不少砖块。愤青的发作有不少作态愤怒的成分，仿佛受到隐形樊篱（invisible fence）的约束，他们的狂吠从未越过既定的界限。比起那些扔石头砸以色列士兵的巴勒斯坦男孩，他们的胆量和凶悍显然就差劲多了。而对付美国侦察机，则是以解放军飞行员自杀式的擦边球撞了一下。因受实力的限制，中国政府的强硬往往流于外强中干。这种沉郁顿挫的动作总是弄得国人的反美情绪周期性高涨，只可惜高涨的情绪涨到最终，也只能达到“把栏杆拍遍”的地步。更不要说政府在保钓问题上始终干打雷不下雨，至今仍开不出航空母舰去事实上控制属于中国的南海诸岛。日本人并不空喊“主权”，海上自卫队自有舰艇把你的保钓船驱走或撞翻。但对于越南、菲律宾诸国占岛屿侵领海的动作，中国除高喊主权外，至今还无力作到日本那样寸步不让的地步。
作为压制的主权
以上的主权讨论，仅限于领土完整的问题。此外，主权还有它对内而言的含义，那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事务，不容许外国妄加干涉。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党天下营造了一个关起门打狗的环境，从屠杀地主到发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种种迫害都在主权的屏障下封闭于铁幕之内。无产阶级专政绝对地拥有斗批改和关押杀的大权，没有任何国家得以干涉和制止，也没有任何观念和理论强大到足以对抗各种运动所制造的迫害。尽管如此，汪晖仍抽象地肯定说：“这一主权根源是政治性的……我们很难从规范性的主权概念出发来理解（它）独立自主的含义。”阶级斗争当然早就不讲了，但正是汪晖标举的这个“独立的主权性格”至今仍悍然挺立，中国政府才有理由，很多跟着政府起哄的国人也才有自豪，拒不接受以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为核心的国际共识。在一篇自称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崛起经验的文章中，汪晖只谈国家主权的伸张，不谈国家强权对内的压迫，他所起的作用就只能被认为是支持执政当局“主权高于人权”的强硬立场了。赶走谷歌，严密堵截网络也好；暴力拆迁，逼死人命也好；逮捕政治异议人士，镇压民众维权抗议也好，全都属于中国的内政，绝不许外国政府说三道四。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汪文中对所谓“独立的主权性格”的一再肯定，是在支持中共对内的施暴特权，更在张扬其对外的国际豁免。
然而，随着政府日益对外开放，中国在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进入中国，中外的交流不可能只是赚钱的事务，在生意的往来中，还存在着接受普世价值的问题。中国政府至今在这个问题上仍持保留态度和抗拒的反应，所持的说辞就是汪文中夸奖的“独立的主权性格”。能说会道的汪晖显然深知执政当局最倚重严控内部的一贯做法，不许外人插嘴的主权乃是党权的支柱，是粘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断裂的万能胶，是保障当权派及其利益集团不受西方和平演变影响的加固建筑，是他们延续红色统治的命脉。因此对当局来说，在国内坚持维稳的政策就远比维护领土完整的对外事务重要多了。国家领土并不等于共产党的江山，领土可大可小，但坐稳江山的“和谐社会”绝不能动摇。所以，你那些民间保钓或向日方索赔之类的活动，自然就常在打压之列了。
没有实质的理论辩论
既然按照汪晖的论述，“不受制于外来的指点”是政府的基本立场，那政府又该如何纠正政策上的错误，有效地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呢？汪晖提出了一个叫作“理论辩论”的“纠错机制”。他说：“现在常讲民主是一个纠错机制，其实理论辩论与路线辩论也是一个纠错机制，是政党的纠错机制。”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了，就像谈主权时对前三十年错误路线的“个别细节”避而不谈，现在谈纠错，同样对民主的纠错机制不置可否，一笔带过，而把值得提倡的做法偏向党内的自我纠正。一个执政党如果能在内部通过辩论有效地纠错，且会纠得越来越正确越光荣，世界各国也就没必要搞两党或多党争论不休的民主制了。有关“六四”平反的要求从未停息，党内也有呼吁，赵紫阳生前从未放弃争辩，现在纠错了吗？有关彻底批判毛泽东的建议，党内一直有人提出，李锐和辛子陵两位老党员都出了好多书，党中央接受了吗？在一个没有多党代表传达不同利益选民声音的体制内，在一个没有通过议会辩论和最终的投票表决来做出各项决定的专制国家中，高谈不痛不痒的“理论辩论”，几近扯淡。新左与自由主义多年前的口水仗旷日持久，最终到底起到什么纠错机制的作用，参战者自己心里最清楚。尽管如此，汪文仍一再以领导讲话的语调重复加强调，最后总结说：“尤其是公开的辩论，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中国知识界的辩论部分地替代了以往党内路线辩论的功能。”应该说，肯定党内的理论辩论，只是行文中的过门和套话，汪晖真正要突出的，是他们“自由左派”的主张及其强烈的献策意图。明眼人不难看出，他在向党内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保守势力暗送秋波，以期回应。王绍光和崔之元的文章据说都作为奏折发挥过纠错机制，以致影响到人大出台的某些政策。海归的甘阳先是寓居香港，在完成其“向左转”的辉煌过渡后，便开通捷径，直奔中山大学，补了双料院长之缺，一直在全国巡回演讲他的“通三统”高论。汪晖那部被称为“史诗般”的巨著出版后反响尚佳，他在该书中翻检历史陈迹以搜求启蒙，已为中国的后帝国时代疏通了发展“跨体系社会”的脉络。就凭他所发掘的那一大笔“帝国遗产”，现在当然有资本做经世致用的事业，有资格为中国的崛起出谋划策了。写文章总结“中国崛起的经验”，就是旨在为社会主义新政的复兴提供思想库的服务。
但我还是担心汪晖的良苦用心不合时宜。因为我不相信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说的空话，不管你说得对还是不对，不管你说的话对人民有多大的好处，你只要批评了毛及其同党，你肯定就会挨整。特别是在今日的中国，很多很多对人民有好处的话，说出来都是不利于党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换言之，也就是不利于安定团结，有被“和谐”掉的危险。所以，即使是“理论辩论”这样低调的汪式措词，也未必能发挥“纠错”的功能。近来听外面传说，温家寳的职位下一届将由王岐山接掌。假如此小道消息果然成真，新左们所押的新政理论宝肯定泡汤。其实，后毛邓时代的抗争早已突破汪晖那种拘谨的理论辩论，而更多地表现为街头行动和文字揭露：是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维权抗议迫使政府在个别情况下稍有收敛，做出点让步；是新闻媒体频频的不屈从中宣部，揭露出今日社会大量的弊病；是互联网上删不胜删的论坛排除了网警的干扰，把真相公布给越来越多的网民。汪晖行文中连“维权”俩字都不敢提，而含混地称之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就拿这篇一篇文章来说，措词用语都自我审查到近乎洁癖的程度，还能指望他以实际行动保护谁的权利！我仅在在“天涯网”上浏览了一下读者贴上的评论，便发现有很多网友对汪文不满，愤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现略引数条如下：
汪晖是从政府立场出发思考中国问题的,用躲躲闪闪,冒似学术的晦涩语言说出了政府不便说出的话,这就是汪晖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能说出这话，足见这厮缺乏良知良能。房价高涨、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学生跳楼自杀不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既得利益集团肆无忌惮、下层人民绝无出路，开个世博会连打火机、菜刀都禁，老夫不明白，这怎么就体现了政府的能力优势呢？
汪之荒谬观点根源为：以反经验主义之完美主义先入为主，以证明存在所谓中国模式。此既违背常识，强词夺理，炫人眼目，且有讨巧意味！
汪晖找到了一个中国人的视角，但可惜的是，这个中国人是一个空心人，他没有心肝，在欧洲主义和亚洲主义的双重力量的碰撞之下的现代中国人究竟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些与中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汪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或者说他隐藏了自己的立场。
网友们进一步点明，汪文中大谈中国“独立的主权性格”，却并未点清“主权”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只强调党国主权，始终未触及主权在民的观念。网友们既然提出了主权来源的问题，那就让我们将汪文暂置一边，对主权的概念作一些理论探讨。
自然权利观批判
很久以前，我翻阅过霍布斯《利维坦》的中译本，但没能读进去该书。他把世界描述为人与人敌对的战争状态，每个人都处于凶杀的威胁之下，他的躲避恐惧论让人感到莫名的恐惧，我尤其不喜欢他那种半机械半怪兽的国家设计。霍布斯理论的出发点是人人都有“主观要求”（subjective claim），这要求就像你下了飞机直接到行李提取处拿你的箱子一样自然而然，无可置疑。这就是人人皆有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它不依赖任何法律、秩序或义务，它就是法律、秩序和义务的来源。霍布斯如此描绘，意在呈示国家形成的初始状态，他只是要向读者强调，如果每个人都按他的主观要求办事，这个世界就会失去秩序而发生争夺，一个人连个人生命这一最低要求都难保住。为安全计，人们不得不放弃个人的自然权利，把它转让给应允保护其安全的君主及其国家，在“现存国家”（existing State）的保护下过自己的安宁日子，从而满足获取福祉的最高要求。这个能够维持治安的国家即“合法国家”（right State），一个有权立法司法的国家。由此推理，他建立起一个与古代的“自然法”（natural law）观念相反的次序，即先有权，后有法，而且法从属于权。霍布斯所说的国家是君主制国家，君主与国家同一，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sovereign power）。君主从意志而非从理性出发施行其权力，在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脉络中，这个“权”就是汪文反复强调的“主权”（sovereignty）。主权论所显示的事实是，最高掌权者按他或他们的意志行事，而非理性行事。质言之，他或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客观的法反而无法约束他或他们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者并非有能力商讨计划的‘头脑’，而是向全国发号司令的‘灵魂’。” 2汪晖与霍布斯可谓不谋而合，他所声言的“主权性格”不多不少，即这一权力意志意义上的性格。话说到这里，我才明白当初我为什么不喜欢读《利维坦》一书了。我是个凭性情感知问题，靠直觉辨识是非的人，尽管那时候我还不懂法权理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难由这个“主权”联想到毛泽东“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句等于说“朕即国家”的狂言。贫下中农要有自己的耕地，不也属于霍布斯的“主观要求”吗？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反动派欺压，不就是处于霍布斯所谓遭受“凶杀”（violent death）的悲惨现实吗？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建立新中国，不就是寓“现存国家”于“合法国家”之中吗？共产党解放了中国人民，并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不就是实现了人民的最高要求，从而代表人民，并拥有人民所转让出的“自然权利”了吗？无产阶级专政从此就这样打造起来，在“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光辉图景背后，自开始即投射下“利维坦”险恶的阴影。
近年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著作大量翻译成中文，在国内一时成为显学，仍然是开风气的甘阳大力评介的结果。甘阳在芝加哥大学深造多年，早已在施特劳斯的大本营学有心得，他那篇阐述老施学说的长文脉络清晰，征引丰富，对我们绝大多数初次接触施特劳斯的读者，可谓引人入胜的导读。甘阳在左与右上的兼收并蓄，既反映出他在价值上的精神分裂，又表明了他取巧的拿来主义手段。他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一文中如是说，“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我常常更同情美国所谓自由派的取向，但在思想文化上我则比较同情保守派的学术取向。在具体阅读上，我以为要理解当代世界不能不多读自由派和左翼学者的著作，但在理解西方古典和思想传统上则我又往往更重视保守派学者的著作。”事实上甘阳看重老施，更偏重引入其批判现代性的言论，而对其学说中阐发古典德性和贵族政治伦理精神的一面，则未必有多么深入的领会。比如在辨析“自然权利”的那段论述中，就看不出他是否留意过施特劳斯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评析。由于霍布斯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维稳”，由于他预设了存在着“动乱”威胁这个建国需求的假设，所以他直接便由现存国家推导出合法国家的结论。施特劳斯就此指出，霍布斯并不关注“什么是德（virtue）”或“国家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类问题。他的政治哲学的出发点与古代背道而驰：古代是从“法”出发，而霍布斯则从“权利”出发。因此，施特劳斯批评“霍布斯否定了‘法’（可以说也同样否定了‘德’）的优先地位，建立了反古典唯心论的传统。” 此处所强调的“法”，即以上已提到的“自然法”。
关于欧洲古代的自然法观念，我们可以从黑格尔《法哲学》中有关“伦理秩序”（ethical order）或“伦理生活”（ethical life）的论述切入。黑格尔是从自由意志的外化来谈权利与法的。就个人而言，伦理作为客观精神，是自由的实现，伦理的规定性就是个人的实体性和普遍本质。无论是德性还是冲动，当其未发之中，也就是处于主观状态时，都是不确定和不实在的。一个人必须从诚信出发,进入伦理秩序，履行个人的责任，才得以完成正确的行动。这就是说：“在普遍意志和个别意志同一的情况下，权利和责任是互相并存的。一个人进入了伦理秩序，他有什么权利就有什么责任，有什么责任就有什么权利。”假若把施特劳斯对霍布斯的评议置诸黑格尔的语境来理解，那么他所崇尚的古代自然法就是指一个人从缔结婚姻到建立家庭，一直到参与市民社会和国家制宪的整个过程所进入的伦理秩序，所度过的伦理生活。3
之所以在此特别引述黑格尔有关伦理秩序的论述以体现自然法的观念，是因为他那些主客体统一过程的论述读起来虽让人颇感抽象，但在精神上倒与古代中国的伦理本体论有所相通，只需转换为中国人习惯的表述方式，便展现出平易简明的道理。比如通常都比较熟悉的《易•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个有先后次序，有亲疏远近的等级序列，就是中国古代的伦理秩序，也就是自然法的本源。打个浅显的比方，孩子学说话，一开口先叫“妈妈爸爸”，这一天籁之叫即确认了一个人“是谁”和接下来要“做什么”的问题。只是通过往后的熏习教养，孩子才渐渐懂得“要有什么”和“该有什么”的权利。所以在点明霍布斯颠倒法权关系的问题之后，施特劳斯特别强调说， “在古希腊人看来，所谓‘正义’，就是履行该履行的责任和因履行责任而得到应获奖赏的权利。”但从霍布斯自然权利观的出发点看问题，情况就完全不同，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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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参看汪晖：《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214。
2 Leo Straus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 Its Basis and Its Genesis (translated from German Manuscript by Elsa M. Sinclai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160. 本文中其它相关论述可参阅该书Preface, and pp. 152-161. 有关施特劳斯和以下黑格尔、哈耶克英文资料及相关思路，均为友人周剑岐提供，特此致谢。
3 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T. M.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06-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