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15日夜晚，辛亥革命期间直接参与领导武昌起义的革命功勋张振武，连同他的亲信方维，在北京被袁世凯与黎元洪合谋杀害。消息传到上海，正准备与黄兴一起应袁世凯邀请前往北京的孙中山，劝告黄兴暂留南方以防不测，由他自己带领夫人卢慕贞以及魏宸组、居正、王君复等人前往北京。8月18日下午4时20分，孙中山一行人乘坐的安平轮，在海军海琛舰的护卫下如期北上。启航之前，依然有人劝告孙中山不要北上，孙中山表示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

没有与孙中山一起北上的黄兴，在当天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质问说：“南中闻张振武枪毙，颇深骇怪。今得电传步军统领衙门宣告之罪状，系揭载黎副总统原电。所称怙权结党、桀骜自恣、飞扬跋扈等，似皆为言行不谨之罪；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之说，词意不能针对。……未见司法裁判，颇难释此疑问。乞更明白宣布，以解群惑，共和幸甚。”

8月19日，袁世凯在回电中认为张振武案已经由黎副总统明白宣布，希望黄兴“即日启行”。

8月20日，黄兴再次致电袁世凯表示谴责：“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俱尽。”

8月23日下午6时，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党员同时又是孙中山广东同乡的梁士诒，受袁世凯委派，与直隶都督张锡銮、同盟会代表张继以及各界人士前往迎接。孙中山登岸之后，在梁士诒等人陪同下由马队护送到利顺德西饭店下榻。

8月24日，孙中山在参加天津各界欢迎会的同时，忙里偷闲给黄兴发去一份电报：“顷见总统府秘书云：张振武被执时，在张处搜得一书，系与黄兴者，内容有云托杀黎元洪事，已布置周妥等语。”

8月27日，黄兴就此事致电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兴前因病赴西湖疗养，今晚返沪，始见孙中山先生自津来电，……今日又阅沪报译载《文汇报》北京电云：‘此间谣传张振武之谋第二次革命，黄兴实与同谋，故不来京’云云。……务请大总统勿徇勿隐，彻底查办。如兴果与张案交涉，甘受法庭裁判。如或由小人从中诬捏人罪，亦请按反坐律究办；庶几全国人民皆得受治于法律之下。”

8月29日，袁世凯专门派人到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询问孙中山，孙中山出示电报原稿说：“确有此电，但此必谣言，不足深信。”

对于孙中山通过电报传播的所谓“谣言”，远在上海的黄兴以及他的亲友们，是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同样是在8月29日，程德全致电袁世凯，要求“严密查办究竟有无此项书函？”8月30日，与黄兴关系密切的于右任、胡瑛、姚雨平、陈陶怡等人联名致电袁世凯，以翻老账的方式为黄兴辩护说：“张振武前因鄂事，重以私见，掊击黄公，不遗余力，东西人士，悉闻其言。苟有私谋，岂以腹心托之异己？”

然而，早在1907年前后就根据广东同乡、同盟会总理、洪门大哥孙中山的指示，携带巨款潜入汉阳兵工厂秘密从事工人运动的同盟会会员、旧金山洪门致公堂成员马超俊，在晚年的口述自传中却回忆了自己当年联合张振武、方维等人组织铁血团的传奇经历：

“元年四月，我以武汉交通便利，收购头发数量较多，又去汉口，并晋见黎元洪，黎对我说：‘我认为你在阳逻一役，已经阵亡，想不到今天还能见面。现在汉冶萍公司督办一职，有很多人钻营，你守汉阳兵工厂有功，也懂得机械，我想请你担任，你的意见如何？’我说：‘自己年岁太轻，又不懂得做官的方法，实在不敢应命。’后来他聘我为都督府顾问，月薪二百元，我因为在汉口设中兴分公司，也就乐于任此闲差。此时武汉同志，大家感到黎元洪无远见，并输诚袁世凯，违反本党主义，当由张振武、方维集合同志，组织铁血团，邀我参加，大家集议推倒黎元洪，控制武汉。因密议频繁，声气渐盛，消息外泄，被黎元洪侦知，密电袁世凯，以总统名义召见，诱张振武、方维北上，在北京被捕杀。黎元洪同时围搜铁血团本部，逮捕百余人，得该团名册，黎以我为都督府顾问，而竟参加此事，更为衔恨，遂将我捕获，送陆军监狱。此事闻于总理，遂托伍廷芳、温宗尧、吴稚晖联名向黎具保，乃得于民国二年四月三十日获释，计坐狱八个月。……我甫从武昌出狱，急乘轮赴沪，在铁路公司晋谒总理，报告黎元洪昏庸无能，武汉由其控制，实有莫大的障碍。”

另据马超俊回忆，辛亥革命期间，黄兴曾经从武汉给留在香港的马超俊等人拍发电报。马超俊收到电报后，带领100多名广东华侨敢死队成员，自费乘坐德国商船经上海赶往武汉。1911年11月21日，冯国璋派重兵攻打汉阳兵工厂，黄兴飞调广东华侨敢死队前去防守。25日，黄兴亲自来到汉阳兵工厂，要求马超俊坚守待援。28日，马超俊率领20多人突围生还，却发现黄兴已经乘船逃往上海。到了1912年2月，马超俊与凌定邦一起到南京总统府拜见孙中山时，与“着陆军上将戎装”的黄兴不期而遇，当场责骂说；“你做大官了！升得好快呀！你要我们死守汉阳兵工厂，不但援兵不来，你自己却溜到上海了。”

由此可知，无论黄兴与张振武的铁血团之间有没有直接关系，孙中山至少是通过马超俊等人，以幕后遥控的方式间接参与了铁血团的秘密活动。等到张振武案发生之后，孙中山仅仅通过一份“此必谣言，不足深信”的电报，就极其巧妙地实现了嫁祸于黄兴的目的。

8月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催促他速来北京以消除北方之意见，实现南北“统一”；并且替袁世凯（项城）辩护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一时不察，竟以至此。”

9月5日，黄兴在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反复敦促下由上海搭乘铭新轮北上，于9月11日抵达北京。本应该与孙中山并驾齐驱的黄兴，由于智商实在是太低，在孙中山面前总是处于被利用、被嫁祸的被动境地。借用谭人凤《石叟牌词》中的话说：“克强乃于酒阑客散之时，再赴宴会，景况远不及前此之热闹矣。惟袁氏戴一假面具，勤勤恳恳，招待殷拳，较之对孙氏犹有过之无不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