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第二年的秋天，我被单位政治处抽到“清查办”上班，就是清查本单位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小兄弟小姐妹”等等。

到清查办没几天，我就和一位工人师傅出差，去河南周口地区的商水县搞外调。

到了商水县，与县委组织部接头。负责接待的人给我们介绍了一家小旅店。小旅店开在县城边，门脸儿是一个小饭店，卖些花卷、包子，中午有面条和炒菜，晚上可以喝酒，也可以打牌。穿过饭店，后面一座院子，就是旅店。有正房厢房，三面围起来，供客人住宿。

我们住下第二天，发现这个院子里已经住了不少人，正房和对面厢房都住满了，男女老少，挺热闹。又发现，这些人好像是一大家，自己开伙。我悄悄打听，果然是一家，祖孙三代都有，还有一些亲戚，差不多二十个人，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了。

这家人虽然多，都唯一老太太是尊。老太太住正房一间，小儿媳妇陪着住。老太太有三个儿子，开饭时，不管哪个儿子，总是先端过去一碗，说，娘，吃饭了；晚上点上灯，总要站在屋门口问候一声，娘，歇着吧。天晴好时，老太太收拾干净了，就在当院坐着清闲。

一次，我正好没有外出，在院子里和老太太聊上了。

说了会儿闲话，老太太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她，豫东洛阳的。

老太太马上说，洛阳，我去过，我去过，民国二十七年，老蒋扒黄河那一年。

原来，蒋介石扒开黄河那一年，她一家为逃黄水，一路向西，路过洛阳时，在那里住了一年，后来又继续流落到西安。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

日本人投降第二年回来的，还是一路要饭，在外面七八年，再好也得回家啊，人老几辈子，这儿才是自个儿家啊！

一来二去，我就和那一家人混熟了。

原来，这家是一户上访人家。

按照那家小儿子的说法，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就是两家争宅基地。他家与邻家的宅基地紧挨着，因为都是老房子，所以房子之间还有一条小路。“四清”（1963-1966年在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大队重新划定宅基地，又把他家的划到邻家住房墙边，紧贴着。因为家里没有钱翻新旧房，划好宅基地，也就放在那里。谁知“四清”结束，那家出了个大队支书，便要盖新房，新支书也不和他家商量，越界占了他家的宅基地，把院墙垒到他家后墙边，把原先的一条小路也给占了。

小儿子说，他们家占了俺四五尺的宅地，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嘛。

二儿子说，俺爹不依，就去找支书家说理，谁知人家不理，再上门，俺爹被搡出来，跌在当门。

后来，事情愈演愈烈。支书家在当地是个大家族，很有势力，在公社和县里都有人说得上话。而这家人明显势单力薄，一点后台或者关系都没有。叫天天不应，到哪儿告状都没有人搭理。但是，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啊！为了自家的利益，就拼死相争，一步不让。终于，两家爆发了一场械斗，对方人多势众，这家的大儿子被人用?头在头上狠砸了一下，几天不省人事。等醒来后，人已经半傻了。

明摆着恶霸占地，仗势欺人，又没有个说理的地方。老父亲一气之下，卧床不起，半年后就走了。

大儿媳妇原是个刚烈女子，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转眼间，男人成这样，便觉得天塌一般，忽一天也疯癫了，最后不知去向，撇下两个孩子。

这件事，闹的当地一片哗然，虽然人人都知道冤屈在哪一方，但是，没有人敢出来说句话。他家也屡次去公社，去县里告状，要求政府主持公道，可是，没有用。对方是支书，上头有人罩着。有一次，大儿子悄悄溜到县城，打听到县委大门，“扑通”一声跪着喊冤，被公安当场拿下，捆起来，丢在拘留所十几天，也不给吃的，饿的不成样子。他原先脑子就受过伤，没有治好，这一下刺激，整个人就完了。

小儿媳妇插话说，四清前，支书是大队会计，四清时，工作队见天夜里在他家吃花卷馍，吃熬菜，都吃的肥口口的，白天出来整人，他家在政府里有人，俺咋比过人家？

到了文革，这件事成了大队搞运动的起因，群众还因为两家宅基地的是非分出观点，最后成立了两派组织，打的不可开交，邻居街坊形同路人。前几年，支书得了脑溢血，卧床不起，这事才稍微平静些。

到了粉碎四人帮，有消息灵通者撺掇，这家人又上访、告状，想解决这件陈年积案。正赶上地区、县里都成立了清查冤假错案办公室，县里办案的人一听这家申诉，连说，知道，知道。骑车到村里，叫两家拿出划宅基地的文书来对照。白纸黑字，两家中间以一棵小槐树为界，南边一家，北边一家，现在，小槐树已经是大槐树，而且长在支书家当院了。办案人瞪了支书家的人一眼，说，你们还说啥？支书家人说不出话。办案人也不说什么了，骑上车子就回去了。

过了不久，办案人过来告诉这家，说，案子已经清楚了，已经送到周口地区清查办，可能要通过法院判一下，有个最后解决。又叫这家人去县里，给安排到这个小旅店住下，等着宣判结果。

能解决吗？我问。

政府的人都说了，看样能。

那家老太太听说儿女们讲宅基地之争，对我说，我老是对他们说，说那些干啥，争个是非就行了，别老对外人说，他家是支书，占咱家地，话又说回来，咱家要是支书呢？会咋着呢？

又过了几天，这家人突然离开，连老太太都不见了，只有一个妇女照看着几个孩子。院子里显得比较冷清。听店主人说，这是去地区法院拿判决去了。

果然，第二天下午，一家人回来了，喜气洋洋，说话声音也大，打水洗脸，呼唤着赶紧做饭。

到了晚上，那家小儿子和儿媳过来坐，说，法院判决下来了，判俺们赢了。

我问，有什么赔偿吗？

两人说，判决书上说赔俺四百多块钱，他家不一定给，反正这件事，俺家也和政府商量了，俺只要个公道，赔偿的事，俺不计较。

又说，政府已经答应了，判决完，帮助俺全家迁到新疆去，离开这个地方。

啊！我吃了一惊，赢了反而要走，这是怎么回事？

小儿媳妇说，支书家在当地很有势力，虽然俺家赢了，但是，回去照样受他家的气，还得在他的屋檐下过，现在的大队支书，就是他本家兄弟，你说，以后能有俺的安生日子？

小儿子说，这个案子拿到地区去判，是县里的主张，说，地区才有迁移到新疆的安置费，地区给俺五百块安置费，俺那块宅基地卖给大队，再给俺二百五十块，他家咋着也得赔俺几个吧，到新疆安家，足够了。

又说，俺二哥前年已经去新疆看过了，也联系了，只要有介绍信，人家收，也管安置，那里地多，到兵团也可以，到农场也可以。

我和工人师傅议论此事，不太理解为什么打赢官司，反而离乡背井，流落到外地？他说，这是明白事的人家，赢了支书家的官司，自己就搁在刀口上了，那家人为啥能当支书？为啥敢占这家人的宅基地，就是有势力，过去是地主家有势力，现在……

第二天，那家人要走了。我去看望老太太，大家说了一会，又说起去新疆的事。小儿子高声说，中国这么大，还没有咱安家的地方？

老太太噙着泪，喃喃说，人老几辈子，这儿才是咱家啊……

（本文作者乔海燕做过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和编辑，现为凤凰网副总裁。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