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乐山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蒙读物之一，可说终身受益。作者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前言说，如果不是在二战结束时发生了一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他是不会尝试写这本书的。他写道：第三帝国“绝无仅有”的例外
“这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就是缴获了德国政府及其所有各部门的大多数机密档案，其中包括外交部、陆海军、国家社会党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机密档案。我相信，这样大批的珍贵材料落入当代历史学家手中的事情，过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在此以前，一个大国，即使被战败了，它的政府被革命推翻了，像德国和俄国在一九一八年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它的档案也总是由它自己保管的，只有那些对后来的统治集团有利的文件，最后才会公佈。”
他还提到，美国第一军团缴获了藏在哈尔兹山脉的各个古堡和矿井里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当时正要被德军烧毁；战后许多年来，成吨的纳粹文件被封存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美国陆军大仓库里，美国政府没有兴趣要想打开那些木箱，直到一九五五年才被启封，供少得可怜的历史学家研究；后来的纽伦堡审判，就是匆忙集中了数十万件缴获的纳粹文件作为证据的。
我对这段话至今印象深刻。纳粹德国在一九四五年春迅速崩溃，速度之快到了他们来不及销毁档案，无疑希特勒也癫狂到了绝不相信他会失败，不会做此准备。但我们必须记住，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是一个例外。夏伊勒也说，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必然是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也知道如何保守这种秘密，以防外人的窥探。第三帝国秘密作出的重大决定、阴谋诡计、背信弃义、其动机成因、主要角色在幕后起的作用、他们所造成的恐怖的程度以及他们制造这种恐怖的伎俩──所有这一切，在德国秘密文件出现之前，世人是无法获悉的。
党的“生命线”
纳粹德国的这种有恃无恐，显然不会被后来的任何一个极权制度所效仿；而且我们可以确知，那些专制者都是做贼心虚的，一个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有一个私人文件柜，存放“最核心机密”，钥匙由张玉凤保管，江青甚至不能染指。由此观之，一个政权什么时候到了担心它的那些档案的地步，乃是因为它已经预感到崩溃、看到了结局。他们所有人都不会像希特勒那么傻。
国内消息称，七月间北京人大会堂里开了一个“党史会议”，但议题却是关於档案安全问题，中央常委九人竟有四人出席此会，可见事关重大。一个盛世，好不蔫儿的突然谈起冷寂的尘封档案，大约是形势见底了，他们要打理后事，这其中又以最大限度降低“清算烈度”为目标，你也可以解读成他们决意破釜沉舟。恰好七月里民间也有人还在讨论“转型的非暴力与和解”问题，两厢对比，真有点黑色幽默。
中共形成一个所谓“党史专门机构”，内含文献和档案部门，是文革以后的事情。文革以前中央只有“档案馆”，乃一顶级绝密的部门，任何人没有完备手续不得从那里调阅档案，连毛泽东也不例外，所以他要搞一个自己的档案柜。老毛发动文革，砸烂了他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纵容“四人帮”胡作非为，其中他们最得手的一件事情，就是派人“进驻”中央档案馆，从那里面任意索取档案，作为罪证整治从刘少奇以下的所有“叛徒、内奸、走资派”。一场文革，假如没有一个“档案馆”提供炮弹，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档案工作人员”的忠诚可靠，可视为这个党的“生命线”，难怪这次“党史会议”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还强调要“提高他们的待遇”──假如你只管腐败而忘了他们，那是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维稳”已经“维”到档案安全
这次会议的议题中，也有一个是秘而不宣的：社会出现动乱，“档案馆”遭到暴徒冲击怎么办？“维稳”已经“维”到档案安全这一步，可知这个社会的动荡程度实在不小，因为中共的那些“档案馆”皆非设於通衢大道之间，而在偏僻山沟，“群体事件”已经防不胜防，谁敢保证穷乡僻壤没有“暴徒”？
也有“智囊”“幕僚”建议，档案馆的尖端资料库应该设置自动销毁装置，负责人一按电钮，便“嗤”的一声，纸张尽数焚毁。现任中央档案馆的负责人听到此言，大概会偷偷发笑，心想这些傢夥哪里去过我们那种地方？这些玩意儿，周总理时代就已经考虑到了，早就安装上了，不过要能更新换代，装上进口货，也是好的，网络控制的“金盾工程”可以花那？多钱，这些关乎他们身家性命的档案，难道不配吗？我们在穷乡僻壤看守他们的龌龊证据，多要点保管费、保安费，总不算过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