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李和平被打后回到家，朋友们发现他的头发被抓掉许多，头皮一片片红肿，身上电击伤痕明显。个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律师证、护照、移动硬盘、律师事务所门禁卡、手机卡、名片夹、笔记本电脑硬盘和一些案件资料等全被抢走，其中包括有关法轮功练习者曹东案的案卷。2006年5月曹东在北京与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会面，披露法轮功被不公正对待的情况，遭公安抓捕，后被法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刑5年。李和平受曹东妻子的委托为他辩护。
2009年9月30日，李和平在江天勇、李方平、黎雄兵等律师的帮助下，写了《愿法治之光照耀中国》一文，将自己的遭遇公布出来。他写道，他对打他的人并不仇恨，他仍然爱包括打人者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李和平被绑架殴打的事披露之后，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对华援助协会、维权网、中国和解智库等民间组织，艾晓明、冯正虎、小乔、滕彪、司马函等个人，都发文批评施暴者。此事的公开，使施暴者的恶行有所收敛，公然绑架、电棍殴打的事在北京明显减少了。
这一年，李和平还为江西乐平的黄志祥等4名无辜农民被当作杀人犯冤判死刑缓期执行案辩护。此案存在严重刑讯逼供，是一桩案件承办人有意构陷的假案。“我们对此案的承办，使那些做假案的办案人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类似案件的发生。”
2008年是奥运年，李和平基本失去了自由。3月7日早上送孩子上学时，跟踪的警车甚至公然从车后猛撞他的车子，对李和平和孩子均造成身体伤害。但是这一年他还是参与了一些案子，主要是劳教制度方面的案子，还做了几个法轮功的案子——其中一个是在锦州，4个法轮功学员被抓，“完全就是栽赃陷害”；还有1个是在四川成都，他们打死了一个法轮功学员，此案有11个被告，当时仅北京就去了20多个律师；再有就是山东青岛的法轮功案。“这一年，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对法轮功案件的定性问题取得了很大突破。”
在2008年大案——杨佳案中，李和平受杨佳父亲和姨妈的委托，为杨佳提供法律服务。但是看守所不让会见，律师手续递到了二审法官手里，但连法院的门都进不去。
这一年李和平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颁发的民主奖。获奖者共7人，另外6人是张建红（力虹）、李柏光、滕彪、陈光诚、姚福信和胡石根。姚福信、胡石根和陈光诚都在狱中，滕彪护照被扣，仅李和平和李柏光成行到美国领奖，并得到布什总统的接见。“如果说见过布什总统之后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的回答是从那次回来之后，对我的‘包夹’级别提高了。”
同年，欧洲律师公会（CCBE）把欧洲律师人权奖（the European lawyer’s human rights price）颁发给李和平。欧州律师公会有70多万名律师，这是第一次将欧州律师人权奖颁给一个欧州以外的律师。欧洲方面通知李和平前去领奖，但他到海关即被拦回。《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纪念活动也邀请李和平参加，他也是到海关被拦，无法成行。
2009年上半年，李和平又做了很多法轮功的案件，仅在吉林省就五六件。“在东北，从大兴安岭跑到小兴安岭，救出几位劳教所里的法轮功学员，也救出几位在学习班里的法轮功学员。当时法轮功学员黄伟就被关在学习班，本来是要送进劳教所的，因黄伟身体状况太差，就关在学习班。我们到处找公安局和‘610’要人，黄伟就这样被我们要了出来。有法轮功学员印刷了大量的《九评共产党》小册子，很多人因此被抓，我们就从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角度为他们辩护。”这一年，李和平还参与了湖北华南教会案的辩护。
2009年5月31日，北京市司法局终于出手了，“他们就把我的律师证干掉了，名曰未通过考核。半年后，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也把我赶了出来。从2009年5月31日起，我就基本没做过案子了。南京新民党代主席郭泉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他母亲请我为郭泉博士辩护，因我未通过律师证考核，无法完成辩护责任，后来上海的斯伟江律师和江西的郭莲辉律师继续为郭泉辩护。在关于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众多辩护词中，斯伟江、郭莲辉制作并提交给法院的辩护词应该是一个具有最高水准的辩护词。我有幸为这篇辩护词的写作提供了一些参考性的意见。”
从仇恨社会到笃信改良
李和平的原籍是河南信阳罗山县，靠近湖北，属于大别山区，很闭塞，很贫穷。“直到上中学，我还以为初中就是学历的顶点，根本不知有高中，更不知有大学。父母都是农民，都很老实，老实得甚至经常受人欺负。父亲会针灸，做过村里赤脚医生。母亲不识字，但心地善良，通情达理。祖父做人正直，略通诗书，在家乡很受尊重，对我影响很大。”
读小学、初中、高中时，李和平都有差一点儿被学校开除的经历，主要原因是打架、违反校规之类。“那时我常常被拉出来亮相，点名挨批评。与此同时，也常常得到学校的表扬。总之，我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学生，挨过大批评，也得过大表扬，就这么一个人。”
李和平从小没少挨父亲打。“大人不让上树，我就上得比谁都高。不让游泳，我就游得比谁都远。”小时候他印象最深的感受是当农民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可是手里永远是没钱，没钱，还是没钱。“别人都有钱，都过得好，为什么农民总是没钱，总要吃这么多苦？很压抑。这种压抑感主要来自生产队，动不动家里就来一大帮人催粮逼租交税。”
到县城读中学之后，李和平的视野更宽了，“更觉得农民就像被蒙住眼睛拉磨的驴子，牛马似的一生，活着有什么意义？只觉得没劲，心里很痛苦。可是具体该怎么办才能改变这一切，心里却一点概念也没有。那时在学校基本上没吃过肉。虽然学校也有卖，可以看见肉，自己却永远买不起，只能干看，吃不到嘴里。这是一种很痛苦的状态。”李和平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因为上不起学，后来就都辍学了，家里就供他一人读书。高中时，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大病一场。
“我从中学期间开始记日记。现在再看那时写的日记，仍然觉得极为痛苦和压抑。由于长期内心压抑，对社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仇恨感，想报复社会，想制造轰动效应，引起官方对弱者、穷人的关注。以那时的心境，是真的敢做人体炸弹的。那时在学校里学的东西也都是教人仇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989年“六四”事件时，李和平正在读高中。“军队对和平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平民开枪，让我极为震惊，我开始独立思考，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中国农民这么穷？为什么城里人一出生就比农村人地位高？为什么我周围的一些亲人劳苦一生却无法解决温饱？人应不应该享受有尊严的生活？一个弱者受到欺凌，他应该用什么方式找回公正？越思考越困扰，越感到压抑。”
进入大学后，“我很喜欢去图书馆看书。有一句话，不太记得是谁说的了，影响了我，说在中国，没有治国的法律，只有统治的艺术。我当时就想，中国既然没有法律，那还学什么法律啊？以暴制暴、反抗有理的暴民思想，我一直是很严重的，更兼感觉学法律无用，在上大学时仍然感到很压抑。”
“暴民思想一直跟随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初期。随着工作进展，见闻开阔，特别是2000年来北京后书也读得越来越多，暴民思想才慢慢消散，才认识到通过制度和规则的改良，人与人之间本是可以和平共生的，是可以畅所欲言的。就算把自己当人体炸弹炸了，倒霉的还是无辜的群众，只会给社会添混乱，没有半点好处。以暴制暴的社会没有希望，于是便立志做一个改良派，开始琢磨怎样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改变这个社会，让它更公正公平。”
“当我意识到社会改良的作用大于暴力革命的作用之后，就希望在自己的工作中为社会改良尽一份力。我每做一个案件，最关注的是这个案子的制度意义是什么，它是由哪些利益冲突导致的，这些利益冲突背后有哪些价值存在着矛盾，它们之间如何平衡，等等。我希望通过做个案，提炼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则，促进制度改变，推动社会进步。
婚姻：从危机到蒙神保守
起初妻子对李和平做的事很恐惧，当年准备接手杨子立的案子时，她甚至在饭桌上跟在座的很多朋友说：“我先生为杨子立辩护，没准也要坐牢，将来我可能也跟路坤一样，到处找人营救丈夫，那时求你们就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吧。”李和平说：“那时我妻子很担心，做好托孤的准备呢。”
后来李和平受到越来越严密的警察监控，妻子也开始反对他做的事情。她首先要他离开方舟教会，说方舟教会都是这一类人，必须先从那里离开。第二，她要他必须放弃做这些维权的事情，否则离婚。“当时我想，一定要离那就离吧。价值观不同，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当时她已经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了，当她把她的困惑告诉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姊妹时，大家都说她这样做不对，不蒙上帝喜悦，她也就因此放弃了和我离婚的打算。”
“高智晟被逼迫得很厉害的那个时期，我与我太太发生过一次很厉害的冲突。有一次我回家跟太太说，高智晟全家这样受迫害，我很痛苦，简直感同身受。她竟然说‘活该’，她说他做这些都是为自己。我俩争吵得很激烈。我当时气极了，打了她一耳光。她也懵了，抓起包就往外跑。我当时对她丢了一句话：‘你就是跑到爪哇国我也不会去找你！’过了一会儿，她竟自己回来了，并且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当时有点想不通，她怎么会对我说对不起呢？她解释说，她出门后就听见一个声音，那是耶稣基督的声音，说：‘你觉得你委屈，你比我更委屈吗？’她说她用言语伤害我不对，但我打她也不对。如果我不改变，她也没办法，但是她要先改变自己。”
“这次冲突之后，她还是反对我做这些事。但她对我说，虽然她无法改变我，但是作为我的妻子，她愿和我一同承受。既然她这么体贴，作为丈夫，我当然要尽可能使她少受委屈，于是我与警察的冲突也温和多了。以前好几次和警察打架，衣服被撕破几件，后来我就收敛多了。”
与妻子的冲突也引发李和平的思考。“太太说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为公义而是为自己。我想，我做这些事是为公义不是为自己啊，她怎么会对我们这样一群人有这样的印象呢？太太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也很敏锐，也很有见地。既然她非说我们这群人不是为公义而是为自己，就一定有她的理由。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或者我们这个群体里的哪个人做得不好，以至于给她留下了这种印象？从2006年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在我脑海里盘绕。我不断问自己：我们这样做到底是为公义还是为自己？我们所做的这些维权案例，的确有很大曝光度。这种曝光度也的确能给人带来一定的荣誉和知名度。那么面对这种荣誉或知名度，你应该怎么看待？你说你是为了公义，可是很多人因得着这些荣誉而变成自大狂，那么你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你口口声声说是为公义而战，最后变成为自己而战。”
这个问题困扰李和平好几年，最后还是《圣经》主祷文里那句话给他一个结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如果你把荣耀、公义、金钱都看成是上帝的，甚至你的所思所想也都是上帝的，这就都0K了。“我李和平是什么，什么也不是，我是很渺小很渺小的，不过是上帝创造的受造物而已。这样一想，我觉得一切都通畅了，不纠结了。当一个人认为这世间的金钱、地位、荣誉都是自己的，都是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智慧可以不择手段地取得的时候，那么此时这个人其实就已经像汽球一样被吹胀起来了。这种不断膨胀的自大心迟早会使自己爆炸。既然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都不是我的，那么我就做好神的管家就行了。这样一想，心态就变得很平和了。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有时候我真的会沾沾自喜，觉得这个是我做的，那个是我做的，很多很多的赞誉，自己不自觉就飘飘然了，感觉我李和平还真不错呢。现在，终于脚挨着地了。”
李和平信主与他的一个大学同学的变化有关。2003年初，李和平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有一个聚会，他的这位同学也来与会。“此人给我的印象一直就是你永远进入不了他的心。他很冷漠。后来却发现他有了明显的变化，眼睛不再冷漠，充满热情，言语之间也有了情感，有了爱。他当时跟我说的一句话，让我开悟。这句话就是，他把《圣经》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改为‘信仰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原来他已经信主了。”
那时李和平与妻子的关系已到极限，可他浑然不觉。“是她一句话点醒了我。她说：‘李和平，每当我看见你取得一些成绩时，我就心如刀绞！’我说：‘这下坏了，就算是我的敌人看见我取得一些成绩也不至于心如刀绞吧，你是我老婆，看见我取得成绩不但不高兴还心如刀绞，那可坏了！’当时刚来北京不长时间，每天在外面跑，很辛苦，可以说每天在外拼杀得浑身鲜血，步履踉跄地推门进家，老婆却在门后朝我射出致命的一支暗箭，我就趔趄着倒下了，真的是苦不堪言！这是我当时真切的感受。”
这时李和平的这位同学就建议他去教会，说去了教会，家庭就好了。“我当时想：那好啊，这么好的事到哪里去找。回去我就跟太太说：咱们去教会吧。太太说：你别想用宗教鸦片来麻醉我，你怎么不去呢？我说：好，就这样吧，咱俩一起去。于是我们一起去教会。太太很快就被神的话语征服了，我呢，则一直跟牧师辩论。不久，太太受洗，我也去参加。礼仪结束时，牧师问还有谁愿意受洗，问了很多遍。当时我的内心很挣扎。最后，我想，孙中山、蒋介石、华盛顿都是基督徒，难道我比他们更聪明？不行，我也要当基督徒，迟信不如早信。就这样，我当时也受了洗。牧师说接受洗礼要有内心的感动，问我是站着还是跪着受洗。我回答说：我还没有特别的感动，所以我站着受洗。当天受洗的还有余杰、余杰的太太和王光泽的太太。受洗之后，内心确实有很大改变，我太太的改变尤其巨大。归主的确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福泽，虽然生活还像以前一样，可是幸福感却比以前多太多了。”
李和平在一篇回顾自己这些年维权历程的文章中说，他参与的许多案件都事关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律师的职业伦理等重大原则，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声援和支持。“我竭尽全力，运用法律和各种资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內，为正义、法治、人权作艰苦卓绝的战斗。我本人及中国其他人权律师的这种状况也引起了国际上爱好和平、维护公平正义的人士和组织的持续关注，数目很多的媒体都对中国人权案件及做这些案件的人权律师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在他们的关注呼吁下，我们的境况才没有变得更坏。我相信，国际上爱好和平、维护正义人权的友好人士对我们人权律师处境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开展工作，有助于我们个人环境的改善，也有助于激励更多的律师从事人权事业。这当然有利于中国成为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避免中国发生人权灾难，避免全世界被中国拖入灾难。这最终将有利于增进地球村的 文明进步，有利于增进地球村村民的尊严。”
（完）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