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电影《方世玉》中，有一个黑帮头子雷老虎，最喜欢说的口头禅就是“以德服人”。很多香港电影都不自觉地成了中国大陆现实生活的隐喻：作为“今上”的胡锦涛虽然“略输文采”，不若“贤相”温家宝那样喜欢引经据典，却也满口“以德治国”，仿佛自己最具“圣德”一般。即便胡锦涛未必如毛太祖那样读得懂那些横放的线装书，但还是能够炮制出几个类似于“八荣八耻”和“反三俗”之类的“雅俗共赏”的口号来。
国学院变成官学院
北大近日高调宣布，在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和高等人文研究院之后，又成立儒学研究院。八十三岁高龄的资深教授汤一介出任院长。汤一介是民国时代的国学大师汤用彤的儿子，在八十年代曾经参与多份人权文件的签名活动，与妻子、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一起，在八九民运当中相当活跃。九十年代之后，汤一介颇为消沉，后来当官方扶持传统文化、国学、儒学的时候，大概耐不住晚年的寂寞，居然奋不顾身地参与其中。季羡林去世之后，汤一介大有跻身当代“商山四皓”之一的势头。
谁也料想不到，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儒学居然由小妾熬成了正室，开始取代马列主义的“核心”地位。北大儒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博对媒体表示，儒学要在当代社会发挥贡献作用，必须解决儒学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包括“儒学与和谐社会”等。是的，如果这个课题研究成功，用儒学就能达致和谐社会，便可节省五千多亿的维稳经费，对国家的贡献将是何等巨大！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也表示，现在不少高校在开展儒商班，都是对企业家的培训，但这不够，儒家思想应该参与到加强干部培训的课程中去。是的，如果儒学可以熏陶出一批“富贵不能淫”的“儒官”来，如果儒学可以遏制官场“无官不贪”的怪现状，那么连纪委和反贪局等机构都可以撤销，更不必学习香港设置廉政公署。
这些学者的最高人生目标就是当上“国子监祭酒”，所以他们希望国学院不仅是让富豪来镀金、为大学捞大钱的“商学院”，更应当是“为官僚服务”的“官学院”。如今，物换星移，马列式微，儒家当立。然而，从马列到儒家，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北京当局只是换了一个招牌，骨子里依然是专制独裁的那一套把戏。既然马列的油彩逐渐褪去，扮相不再吸引人，那么儒家和国学的面具也可以借来用一下。
中共建政以来，儒学的命运如同过山车一般，忽上忽下，时而被打入地狱，时而被捧上云霄。砸孔庙、挖孔墓的，是共产党；耗费国家财政举办祭孔大典、在全球兴办孔子学院的，也是共产党。而儒学也与时俱进，过去为帝王将相服务，今天为共产党服务。主人换了，服务项目却没有变。于是，北大国学院和儒学院的教授们，身在未名湖，心在中南海，能够到南书房去值一夜班，便是一生中莫大的荣耀。
然而，即便叠床架屋地设置国学院和儒学院等机构，亦难以扭转北大学术水准的直线下降。根据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二零一零年亚洲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名列前茅，北大则跌出前十位，北大的论文援引数量更是只有七十四名。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抛弃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传统，转而充当官的帮忙与帮闲，及商的帮忙与帮闲。倘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先贤地下有知，恐怕也要为之扼腕长叹吧。
与这场外强中干的国学热齐头并进，中宣部又开始“反三俗”了，好像他们自己是一群“雅士”似的。其实，真正该反的“三俗”，不是某个带有些痞气的江湖艺人，而是作为官学院的国学院中的教授、作为御用文人的余秋雨和王兆山之流，以及喜欢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胡锦涛们。
从“丧家犬”到“南书房行走”
在通常情况下，后发展国家在转型遇到困境的时候，便会迸发出一股反现代化、反西方文明的综合症，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的中国尤其是如此。从清末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再到今天在中共当局主导下声势浩大的祭孔、祭黄帝和炎帝等活动，其间的起承转合，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与坎坷。
毛太祖一生以批斗孔子为乐，既然他本人自诩为“伟大导师”，那么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师表”的孔夫子便注定了要被彻底打倒，然后再踏上一只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唆使北京师范大学两百多名红卫兵，在“摧毁孔家店”的旗帜下，由谭厚兰带领，来到山东曲阜孔庙。他们以暴力摧毁了六千多个文化古迹，焚毁了二千七百多卷古书，九百多卷字画和许多不同朝代的石碑。这些东西中有七十多件国宝级珍品和一千多本绝版书籍，损失无可挽回。
在老毛晚年，别出心裁地搞出一个“批林批孔”运动。跟孔子毫无关系的林彪元帅，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居然被塑造成孔夫子的孝子贤孙。为了批垮批臭已经丧生异邦的“亲密战友”，孔夫子不幸被拉来陪绑。而这场运动乃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真正的目标乃是敲打林彪集团被清洗之后替补此权力空缺的总理周恩来。
“六四”屠杀之后，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灰飞烟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成为过街老鼠，中共走投无路，转而向孔夫子顶礼膜拜。于是，孔子的牌位再度被请出来。所谓的“新儒家”们一夜之间成了香饽饽。昔日，海峡两岸儒学的泰山北斗，其表现皆相当不堪：此岸的冯友兰高声赞美毛皇帝和江娘娘，彼岸的钱穆则肉麻地吹捧蒋介石。今天，大陆“新儒家”又借尸还魂，偷窥到官家的眼色之后，要么上书恢复汉家衣冠、童子读经，要么呼吁抵制圣诞、拒绝西化，或者作封禅祭文，或者占卜算卦，一时间，好不热闹。
在这声势浩大的“国学热”中，不识时务的历史学者李零出版了《丧家狗》一书。因书名的“不敬”，该书遭到蒋庆、陈明等“新儒家”的围攻，多个“新儒家”网站也对作者展开上纲上线的大批判。这些精明的“捍卫中华文化的斗士”，清楚地知道什么可以批评，什么不可以批评。中共当局当然不可以批评，尽管他们曾经干下过砸孔庙、毁孔陵等大逆不道的恶行，但批评他们有风险，所以还是保持缄默为好；而李零当然可以批评，他不过是一名孤立无援的学者，居然敢对神圣的孔夫子妄加调侃？那还不将他五马分尸了！
这些所谓的“新儒家”们视西方文明和基督信仰为仇寇，却对中共当局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作所为不发一言，其欺软怕硬的文化专制主义面目昭然若揭。李零无辜地成了他们的箭垛。其实，以“丧家狗”为书名，并无羞辱孔老先生的意思。李零在《自序》里说，孔子很凄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顛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孔子是丧家犬，他的徒子徒孙们可不愿继续做丧家犬，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去给政治局成员讲课，当上“南书房行走”。其次，是成为余秋雨那样的被官府正式册封的“文化大师”，为盛世敲几下边鼓。再其次，是将儒学商品化和娱乐化，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卖个好价钱。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强势造星运动，一个连古文断句都断不开的“铁娘子”于丹，以宣讲《论语》而成为中国大陆第一畅销书的作者。身价百倍的于丹，俨然像影视明星一样，所到之处索要天价出场费，让一生凄凄惶惶、两袖清风的老祖宗也眼红不已。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胡锦涛的“八荣八耻”之说提出之后，神州大地，上至著名歌星，下至幼稚园中的孩童，都在传唱“八荣八耻歌”。胡党魁之“胡说八道”俨然又成为“句句是真理、字字是真理”的圣旨，处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村村“焚香净手、深入学习”。
山东青岛却上演了一出“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的好戏：前任党魁江泽民兴致勃勃赴崂山考察。说是考察，其实就是想找《聊斋志异》中的“崂山道士”求仙问卦。专家们热衷迷信在党内和民间早已不是一个秘密，诸多和尚道长均是其亲密朋友。传说江泽民“毅然”辞去军委主席一职，是出于九华山圣富法师的建议。
我不知道那些匍匐于官府淫威之下的和尚道士究竟有何智慧可言？他们与江泽民之间的关系，如同当年的术士徐福与秦始皇之间的关系一样，乃是欺骗与被欺骗的关系。秦始皇直到一命呜呼之前，还在眼巴巴地等待着徐福为他寻回长生不老之药，他哪里知道徐福已经在美丽的日本列岛过上了快活胜神仙的日子。如果江泽民真有一丝敬虔之心，与其咨询国内那些察言观色的、“出家如同在家”的僧侣与术士，倒不如真心诚意地拜达香港的枢机主教陈日君为师，好好听陈主教宣讲“真理是什么”、“民主是什么”。
江泽民及其庞大的办公机构一旦出动，地方大员哪敢有丝毫怠慢。更何况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省委常委杜世成，乃是江系人马，还巴望着被江提拔为山东省委副书记。从青岛市区到崂山的一路上，原本挂满了“八荣八耻”的宣传标语。杜氏为了讨好江泽民，立即动用数千名干部与军警，一夜之间紧急将“八荣八耻”换成“三个代表”。果然，当江的车队经过这一地段时，江看到千树万树皆是“三个代表”，不禁开怀大笑。
千金买来老江之一笑。然而，杜书记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此一举动，被与之有隙的市长星夜汇报到胡锦涛办公室。中共党魁一向是“两手抓、两手硬”，不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乃是“枪杆子”与“笔杆子”。他们上台伊始一般先做两件事，一是册封一大群将军，二是由智囊炮制出一套理论来。邓有“猫论”（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摸论”（摸着石头过河），江有“三讲”和“三个代表”，胡则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及“八荣八耻”。已经大权在握的胡锦涛，哪能容忍“八荣八耻”被“三个代表”盖过？龙颜震怒之下，严令该书记停职反省。
不久，中纪委介入调查其腐败案件，杜世成津津乐道的“经营城市”的政绩，瞬间成为其腐败的根源。书记大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丢了头上的乌纱帽，并锒铛入狱。不知他在狱中会好好学习“八荣八耻”吗？
诗人徐晋如有诗云：“谁人肯唱自由颂，我党应矜德化成。”这一次，“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如同“张飞打岳飞，打得满天飞”。而沉默的老百姓又遭受了一次精神的强暴。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可见中共党魁思想的日渐贫乏与空疏。“三个代表”毕竟还有吸收资产阶级入党、拓展统治阶层的实际功效，而“八荣八耻”则空洞无物、沦为民众之笑柄。
虽然江胡二人均无希特勒和毛泽东的气魄及魅力，但好大喜功的性情却如出一辙。希特勒、毛泽东等独裁者认为，他们本人好斗的习性总能引让群众臣服，他们用不着说服听众，而只管征服听众，正如史家所云：“征服是暴君目标的重中之重。”然而，互联网时代的群众，已经不那么容易被欺骗和征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