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近期以来，中国新威权主义学者出现了转型苗头，如萧功秦教授撰文担心「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结构会导致「低频度高强度」社会冲突与政治参爆炸,希望最高决策层明确向民主推进的方向，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萧功秦的主张是否与温家宝在深圳重提政治改革有内在联系，现在尚无资讯可以证实。

「低频度高强度」的通俗说法是小概率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出现，在中国已经有许多案例，它的对应情状是西方社会的「高频度低强度」即以理性表达为主的群体事件。不过，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析在方法论是有毛病的，也远离中国社会现实。据我个人长期观察与研究的结果与心得来论，中国社会出现高强度高频率群体事件（可称尾「双高态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原因在于执法利益集团化的趋势形成的强大惯性，必将在某个时点引发「双高态势」出现。

非税收入带来的恶行

约一个月前，一则题为《江西平乐司机违反交规可交八千元包年罚款》的新闻引发了舆论冲击波。江西地方为了应对舆论批评，不得不对新闻涉及的交警进行所谓处理，据悉有六人被停职。但是，对个别交警的停职处分并不意味着罚款任务化这一顽疾可以消除。

何谓罚款任务化？简白地说：就是公安机关得到的财政拨款不足，必须靠上缴财政的罚款返还来补充。

公安机关经费不足，一方面是现行「中央多、地方少」的税制造成的，即地方事权多而财权少；另一方面是超编问题一直存在，养人的钱比办案花的钱要多。后者，是执法利益集团化的主要推动因素，而且也不仅仅存在于公安系统，所有行政处罚权的系统或部门均有之。

在中国财政税收体制中，国家行政权力行使形成的罚款收入叫「非税收入」。非税收入庞大是威权主义政治在分配领域的表现，它是一种违背政治伦理的恶行。人们现在关注湖南长沙税务局下属一个分局的被炸案件，媒体报道说作案人仇视税务人员才出现了过激行为。但是，人们忽略了湖南这个省份不仅在全国综合税率偏高，而且以往非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居全国前列。更为吊诡的是，当年把非税收入弄得畸高的主管副省长（省委常委）肖捷，后来出任了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

交警寻租，年超两亿

以交警罚款为例，处罚的非现场交款限制了他们侵吞的规模。但是，这又带来了他们处置的随意性增大。比方说，查扣违章司机驾驶证不出具任何手续，让被处罚者通过付租方式解决。

河北泊头市的一位农民司机梁建军就遭遇了这种情况。以往是他的雇主交纳罚款而赎回驾驶证，这次由于交警扣证后把驾驶证给弄丢了（或转借了），梁建军当场又未得到扣证回执，结果是雇主声称「跑不下来」，而交警一方声称「从未扣证」。为了调查这个问题，我和梁建军赴河北省衡水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找河北省公安厅交管局处罚信息清单上标明的执法人、警号为「049220」的交警，但衡水警方拒不透露其真姓名，也不安排见面质证。交涉当时，该「049220」警号交警所驾「冀T0345警」警车就停在衡水市公安交警通警察支队院内。

图片1说明：这部牌照为「冀T0345警」警车上的交警究竟有多少扣证不给回执的行为，已经无从统计。【图片来源：本文作者拍摄，2010年8月中旬】

更为令人惊异的是：被扣证司机梁建军从河北省公安厅交管局提供的违章信息记录清单上看到，自己有驾两部外埠车辆的二十四次违章罚款未交，但是，他从未受雇于那两部车的车主，更不知车主为何许人也。作为受害司机的代理人我到河北泊头市公安局刑事部门立案遭到拒绝后，找到公安局办公室主任。经过该主任对本市交警大队咨询并与上级市沧州的交警部门联系，被告知：这是中介机构在代换驾驶证时套了证，供关系人使用，而且能做这项违法生意的人「都和交警车管所的人勾着」。

此案正在与河北省公安厅交管局交涉之中。

有知情人士推测：全国约有五十余万个驾驶证被套，不含滞纳金的应交未交罚款高达七亿元之巨，而被套证司机清除被「误记」违章记录的开支约为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由于交警参与的「套证—罚款」这个庞大的「钓鱼执法」市场里面，每年有超过两个亿的寻租收入。

执法的伦理悖论

有权罚款的执法部门唯钱是图，根本不在乎自己行为是否合法，或者说既是违法最后也由政府兜着，自然有恃无恐。比如上指的河北省公安厅交管局处罚记录清单中，有一个车牌号的对应车辆有时是大型货车，有时是小型汽车，但交管局拒绝履行信息真实性责任，让矛盾信息出现在清单上，因为它的执法人员在等清除「误记」的司机去交租。

越来越多的执法悖论高强度地刺激着低层社会的神经。比如，上节所指的被扣证司机是个农民，以给人开车为挣取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索回证件已不可能，补办证件面临巨额的冤枉罚款，只好整个秋季呆在家里。当他听说长沙税务局爆炸案后，对我说：「炸他们去，我没那个胆。逼急了，找个暗处打他黑枪，我还有这个本事。」此虽为一时激愤之语，但足见执法伦理败坏所积累下的巨大社会风险。

执法不仅是满足政府机关不合理经费开支的动因，也为执法者带来了巨大的寻租收入，更保护了社会强势的不法利益。比如说，一个四线城市的出租车公司靠寻租拿下运营许可证，政府有权批准官员也是股东，他们要打击没牌照的电摩的，因为后者挤占了他们的市场份额。

图片2说明：在作者生活的小城市，电摩的为民众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比如载老年人进胡同，也解决了无技术、低资本人群的部分就业问题。但是，政府为了保护强势资本利益，还是采取打击行动。这是在政府门口东侧不远处的宣传标语。【图片来源：本文作者拍摄，2010年8月下旬】

表面说起来，这样的执法有理有据，但是从伦理角度讲，那些无技能、缺资本的电摩的营业者受到强势资本与政府无良行为的双重侵害。今年春季，天津发生的电摩的从业者在高速列车线上抗议并致死人的惨剧即是最好的证明。换言之，执法的利益集团化往往是以底层无正常表达权的人们生命为代价的。当局一直讲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现在看来这个人权指标值正在急剧下降。

「双高态势」即将到来

新威权主义者对「政治参与爆炸」的担心，不管是出于学术责任还是出于利益计算，他们都明白：中国今年起，正式进入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阶段。所以，现在温家宝出来讲「坚持改革开放」时又重提推进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究为何物，政府之外没有解释权，而政府以行政改革如部门的分分合合来冒充政治改革，社会也没办法。但是，任何社会只要利益冲突达到难以调和地步就会出现大骚乱。中国社会压住的利益冲突点是难以计算的，利益冲突的层次是复杂的，所以，「改革和革命赛跑」的竟局过程中骚乱很可能持续化，持续化而后是普遍化，普遍化而后是正常化。设想前指的声称敢「打黑枪」的受害者其行为再理性一些，他也很可能在骚乱中自动获得围观者与投石者的双得身份。

坦率地讲，我对温家宝一向有私德之敬，但对他所说的「还要进行政治改革」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中下层基于既得利益的抵抗意识非常强烈。比方说，在衡水市进行交涉的中午间息，我走访了一些店铺，其中一位从事足部按摩的女子说：「咱老百姓不谈政治，反正我知道公安局长比温家宝当得长。温家宝下去了，这里的局长照样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