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毛发动反右斗争谜团
胡治安先生的《统战秘辛──我所认识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二○一○年二月出版），是一部难得的使人长见识、开眼界的好书。它第一次大规模地展示了中共统战工作中鲜为人知的内幕，披露了梁漱溟、马寅初、章乃器等诸多被称为「民主人士」的政治家和大知识分子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们同中共的打击迫害拼死抗争的故事，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全书三十篇文章，每一篇都有故事，都很耐读。我最看好的，是最后一篇：《我看一九五七年的「阳谋」与阴谋》。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讲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细节，而是完整地讲述了一九五七年发生的那一场可怕的斗争。胡治安先生是统战部的老人，前后几十年，从办事员一直做到人事局长。一九七八年受命参与中央五部委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历时三年，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起草和参与起草若干中央文件、电报，编发简报，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外出调查，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查阅大量有关档案材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还结交了一大批「右派」朋友。可以说，他是当今中国最有权威的右派问题专家之一。这篇文章，有理有据，提供了一个全方位观察反右派斗争的平台，为学界彻底解开了一个谜团：毛泽东发动这场斗争，锋芒究竟指向何方？
半个多世纪来，人们众说纷纭。有说毛泽东要整治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秉性难移，总想说点自己的话，碍手碍脚；有说他要整治民主党派，因为他怀疑他们口是心非，二心未泯；有说毛泽东打从骨子里是个独裁者，听不得任何民主自由的声音；而在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发出的最刺耳的声音，恰恰就是反对独裁，主张民主自由，因而非把他们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不可。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毛泽东确实整了大批知识分子，整了民主党派，而他们的罪名多半与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自由有关。但是，从这场斗争的实质看，我觉得这些说法还没有把毛泽东斗争的锋芒落到实处，也就是说，没有抓住要害。这是一场空前严重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的思想斗争或反倾向斗争。政治斗争是一定要指向某种政治派别或政治势力的。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便不成其为政治斗争。
毛要铲除「中间路线」民主势力
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发动的那些惊心动魄、充满谎言和血腥的政治斗争，没有一次不是明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定的政治派别或政治势力，而只是泛泛地针对某种思想或某种倾向的。一九五三年那场党内斗争，反对的是「高饶联盟」；一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针对的是「彭德怀反党集团」；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倒的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各部门的代理人」。文革以后，邓小平如法炮制，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矛头所向，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党内民主─改革派的领军人物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也不可能例外，不可能不瞄准一个明确的目标。
二○○四年初，拜读了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我就影影绰绰感到，反右派斗争的主要目标，不是以往所说的知识分子，而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是因为和民主党派的政治诉求发生共鸣，才被牵连进去的。但是，究竟是所有的民主党派呢，还是某个特定的民主党派，我无法作出判断，因为当时各个民主党派都有头面人物发表「右派言论」。
胡治安先生的文章，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让我茅塞顿开。原来，毛泽东那样气急败坏地发动反右派斗争，锋芒所向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一般民主党派，而是一个特定的民主党派，那就是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先生是其代表人物，毛泽东称之为「章罗联盟」。他这样定位，意图非常清楚，就是趁机把这个从抗日战争时期发轫、国共内战时期壮大起来的号称「中间路线」的民主势力，从中国这块土地上连根铲除，以绝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后患。
民盟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唯一有组织有纲领有实力的民主党派。这条所谓「中间路线」，看似介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民主建国的路线，它既不赞成行将灭亡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赞成即将建立的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当时，它是国民党的反对派，共产党的朋友。国共斗争大局已定，他们作为统一战线的成员，参与建立新政权，在其中占了一席之地。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原来的政治主张，只是有所收敛而已，按其本质来说，仍然是中国民主势力的最大代表。这一点，毛泽东心知肚明，视其为心腹大患。
令毛刺眼的民盟和农工民主党
五十年代，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最怕的，一是人民群众，二是民主党派。而真正令他头痛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民主党派。在几个民主党派中，毛泽东最刺眼的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他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就点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说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
毛泽东为什么要从「整风」转为「反右」？因为他看到收敛多年的「中间路线」的头面人物，又一个个探出头来了。
章伯钧罗隆基言论涉分权
毛泽东翻脸不认人，认定「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决定性原因，是章伯钧、罗隆基的动向。章伯钧说：「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一是经济民主，二是政治民主，但还要加一条思想民主。政治自由的具体表现，就是『百家争鸣』自由讨论，我主张两院制，人民代表大会是众议院，政协是上议院。」又说：「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有活力？就是因为有多党制，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罗隆基认为，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国内形势有了很大转变，民盟应该放手发展组织，迎接这个转变」。他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都要参与其事，对过去历次运动进行审查。还说，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的矛盾。这就是被认定为最大的右派罪名「轮流坐庄」、「政治设计院」、「两院制」和「平反委员会」的来历。很明显，这些言论已经超出共产党整风的范围，而涉及到政治制度和权力分配的问题了。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使他看到了当年「中间路线」的鬼影。章伯钧、罗隆基，就是这条要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中间路线」的主要代表。于是，他便毫不含糊地抡起大棒予以反击。
胡治安先生说：「反右斗争的锋芒，最初就是指向中间路线。」这是一点不错的。
为了阻止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势力东山再起，彻底挖掉中国民主自由的根苗，中共当局指挥民盟对章罗两位先生大肆围剿，斗得他们颜面扫地，五内俱裂。同时，为了壮大声势，他不惜拿几十万知识分子和各界有识之士去陪绑。凡是对共产党有意见的，凡是对以往历次政治运动有所不满的，凡是发表过类似民主自由言论的，统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俗话说「杀一儆百」。毛泽东是「杀一陪百」，「株连九族」。他明文规定各地方、各部门打击的比例，不达标的要补课，许多「右派」都是第二年为达标而补划进去的。如此荒谬，岂能不扩大化？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如此不足以彻底击败对手，收到斩尽杀绝的效果。
追求中国民主自由的艰难
毛泽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反右派斗争以后，整整二十年，中国再没有出现过有系统、有力度的民主自由思想，整个国家鸦雀无声，死水一潭。民盟和所有其它民主党派一样，整个儿换了一个模样，他们唯中共的马首是瞻，全然失去了当年向国民党争民主、争自由的勇气和风采。对此毛泽东非常得意，认为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至于这个「胜利」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多大灾难，那不是他所关心的。
行文至此，便不难理解，邓小平为什么死抱住反右派斗争不放。尽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已经改正，他还是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目的就是要向国人宣告：主张民主自由本身就是罪恶，管你反不反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今后谁要是这样主张，他们照打不误！实际上，他们不就是这样干的吗？只要看看刘晓波博士因《○八宪章》而获罪，一切都清楚不过了。
胡治安先生的文章，让我们重温了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看到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艰难，激起了我们对前辈民主人士的敬意。民主自由是奔腾了数百年的世界潮流，是觉醒了的人们不能割舍的诉求，后来者一定会效法先辈的榜样，继续奋斗下去。为了彻底摧毁民主思想的社会基础，以便斩草除根，毛泽东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整个知识界。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倾向于民主自由的。歧视知识分子，把他们视为异己，是中共一贯的传统。这一次更是摆开架势，要和他们算总帐。为了打断知识分子的脊梁，封住他们的嘴巴，使他们再不敢说三道四，不惜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这些所谓右派，大多是知识分子中有独立思想而又直言不讳的精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可宝贵的血脉。毛泽东一刀把它斩断了。中国知识界遭到了一次恒古未有的大劫难！
反右派斗争，首当其冲的，是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势力；受害最深、伤损最惨重的，是作为民主思想社会基础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历时两年的反右派斗争的始末：从打击民主势力开始，到摧毁民主思想的社会基础结束。
二○一○年八月九日
—— 原载: 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