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文化老人越老越缺钙，越老越没有骨气和廉耻。比如季羡林、饶宗颐、余光中等人，或在病房中与前来探望的温家宝调情，或主动赠送书画给温家宝以示谄媚，或听到温家宝引用其诗句便受宠若惊。本来，中国人以尊老爱幼为美德，不宜对老人有不敬的言论，但某些老人实在太不争气了，让人不得不非议他们的诸多言行。当然，也有少数的文化老人越老越有智慧，越老越敢说真话，正如圣经《箴言》所云：“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一百零五岁的周有光老人便是其中之一。
周有光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编制的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银行供职二十多年，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在上海主办刊物《经济周报》，还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政权更替之后，与妹夫沈从文依然弃文从史、停止小说创作而进入古代服饰研究一样，周有光也改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他们颇有先见之明，因为在毛泽东的中国，文学和经济学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业。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文学界和经济学界几乎全军覆没。
尽管后半生躲在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的象牙塔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但周有光从未停止过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许多文化老人的回忆录充斥着自恋和自怜之情，而周有光在百岁回忆录中，一以贯之的却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终极关怀，即汉末李固所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指出，对于此一大事，他真做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地步。
读英文《资本论》，“左倾”幼稚病梦醒
我在阅读自传和回忆录的时候，最关注的是作者本人是否具备反思能力。反思能力是一个人是否真正睿智的重要标志。如果书中的自我形象永远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那么这类作品便根本不值得阅读。可惜的是，许多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陶醉在自我神化的迷障之中，因为人认识自己远比认识他人更难。
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比赛谁更激进、谁更“左倾”并走向灾难和暴政的历史。在青年时代便摆脱“左倾”思想的中国人，可以说屈指可数，便是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曾经向往社会主义和赞美苏联。在这本百岁口述自传中，周有光坦然承认自己年轻时的“左倾”经历，在抗战期间，“我们青年一代的确有‘左倾’幼稚病。‘左倾’幼稚病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没有‘左倾’幼稚病，我不会从美国回来。而且回来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有的人回来后倒霉得不得了。”
那么，周有光是如何克服“左倾”幼稚病的呢？他虽然曾经留学欧美，但当时并未读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等反对极权主义的经典之作。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是读英文版的《资本论》来实现“以毒攻毒”的。在仔细研读英文《资本论》之后，他得出这样的评价：“他的《资本论》所讲的都是想像、推理。”多年以后，他又概括说：“阶级斗争是存在的，可不是你杀我，我杀你。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要求罢工，这就是阶级斗争，增加工资以后就赶紧工作，经济就发展上去了。所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建设的国家都是穷得一塌糊涂。苏联自己搞垮了，朝鲜、古巴，没有一个搞好。”
周有光也是较早看出毛泽东独裁本质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先看他喜欢读什么书，这些书籍决定了他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周有光从此一视角出发分析说：“毛泽东假如学多一点新知识，可以做许多好事情。他不仅没有到外国读书，看看他的书房里，都是平放的书，没有竖放的书，他没有新书，都是看老的书。他讲的很多话都是秘书代他写的，很对，结果他做的完全相反。他是言行不一致的。”所谓“平放”的书，就是中国古代的线装书，这些书的精神内涵就是厚黑学与权谋术。周有光目光如炬，从书籍“平放”还是“竖放”这个细节上，便看出了毛的现代帝王的本质。与直接阅读过英文版的《资本论》的周有光相比，毛泽东连中文版的马列著作都没有读过几本，他爱不释手的全都是《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之类的中国古书，故而他宁愿以秦始皇自居，也不甘心当马列主义的信徒。
“富士康”和“悟本堂”代表的“现代化”
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超英赶美的口号在今天成为许多人深信不疑的现实的时候，周有光却再次唱起了反调：他在接受《财经》杂志记者访问时说：“最近两大新闻，一个是富士康的新闻，一个是悟本堂，说明中国落后是惊人的，我们的现代化没法说。”他接着指出：“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财经》杂志又提问说：“您理想中的现代化中国是什么样的？”他回答说：“很简单，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离开这条道路，中国受灾难。没有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可走。”
抗战期间，周有光以银行界的专家的身份在国民政府的农本局工作，农本局相当于农业银行。他回忆说：“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棉花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就我所见的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并未遭遇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却因为统治者的愚昧、疯狂和残忍，导致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的惨剧。两相对照，谁优谁劣，不言而喻。
抗战胜利之后，周有光赴美工作和学习。在美期间，他感受最深的不是纽约等大都市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而是一些中小城市的图书馆、大学校舍和优美的环境，以及美国人高效敬业的工作态度。他说：“美国的办公室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争取。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而且有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要求，的确很了不起。这一点不是在美国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他还论及当时中国的银行业向美国学习的情况：“当时我们银行各种规章制度非常严格，都是学美国的。这两天看到新闻，中国一个大银行被一个大骗子骗了几千万，这种事情不要说在美国，民国时代在中国的银行，也是不可能的。”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中共建政六十年之后，包括银行业在内的许多领域，都比当年大幅倒退了，离现代化更远了。
周有光是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少有的“知美派”，因“知美”而“亲美”。他说：“真正了解到美国强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糊里糊涂就会强盛。美国在两百年间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人家真正是每个细节都不简单。我们是闭门，自己吹牛。”多年来，毛泽东以“美帝”为最大的敌人，直到今天，由于中共当局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反美思潮在中国仍然汹涌激荡。但是，周有光却一直在思考如下课题：为什么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发展历史，却超过了两千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拉丁美洲开放比美国早一百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
为了回答这些“非常重大的问题”，周有光撰写了《美国发展的历史背景》等一系列文章，从历史背景看为什么美国发展得“快而好”。然而，这些文章却因为“政治不正确”，而难以在中国大陆发表和流传。
让我们回到常识和常规
正当“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甚嚣尘上之际，周有光却力排众议，呼吁我们应当回到常识和常规。他说，所谓的中国奇迹，其实是“乌有之乡”，因为“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那么，什么是常识和常规呢？周有光举了新加坡的例子来说明。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改革开放以后，新加坡大学邀请他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问一位英国教授：“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你是什么看法？”英国教授告诉他，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呢？按照国际先进的先例来做，但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国家要是民主的，要是开放的。这番对话给了周有光很大的启发。当大家都说“大国崛起”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国崛起》，认为新加坡就是这样的典型。
无独有偶，我在历史学者程映虹所著的《毛主义革命：饿而死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看到这样的故事：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仍然还有很大吸引力，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影片。在李光耀的建议下，新加坡政府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三十岁以下的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招募为“颠覆分子”。一九七六年李光耀访华，他的女儿随行。这位年轻女子原来对遥远的“祖国”有亲近感，对毛的革命亦感神秘。但在访问过程中，她亲眼看见中国的封闭、落后、愚昧，于是改变了对中国的印象。女儿思想的转变让李光耀悟出一点：要让年轻人放弃对毛式革命的浪漫幻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中国，逗留越久，放弃得就越彻底。因此，李光耀回国之后废除了那条不准年轻人访问中国的禁令。
什么是常识和常规？这就是常识和常规。任何一种制度和主义，不管它吹得如何天花乱坠、给大家承诺一个遍地黄金的“乌有之乡”，如果它不能让普通民众吃好穿好、心灵获得自由、人权获得保障，它就不是一种好的制度和好的主义。近代以来的中国，被“乌有之乡”的癫狂和高烧害苦了。财经评论家苏小和在一篇评论梁启超的经济思想的文章中说：“许多年之后，我们回头看梁任公的财经主张，他主张币制改革、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土地国有论，简直像一个时代的先知，提前发出了正确的预告。遗憾的是，像他的改良观点一样，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几乎没有重视梁任公的声音，野蛮的暴力、愚蠢的公有制发展到极致。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之中所有个人的生活由此被摧残，被践踏。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文化人，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农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人幸免。”这不正是周有光回忆录的主旨所在吗？
前车之鉴，痛定思痛。周有光以他百年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小型政府、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财产，并非英美的特例，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是常规和常识。走向现代化，只有这条路，只有这道门。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