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和妹妹、弟弟、以及外甥，驱车回故乡为父母亲两位老人扫墓。我家祖坟在辽宁省新宾县汤图乡龙凤沟村道沿。那是一处山坡，遥对浑河的开阔河谷。山上林木苍翠，杂草野花蔽地，鸟鸣啁啾。山麓有条清冽小溪，蜿蜒流淌而去。墓园异常清幽静谧，父母和同族的家人都长眠在这里。我们虔敬地祝祷他们都能得到安息。
扫墓之后，我们来到堂侄家小憩。三间平房，土石砌墙，屋瓦盖顶；院内鸡鸭啄食，犬吠狺狺；屋里杂物堆积，显得拥满零乱。土炕上正躺着酣睡的幼儿，只有红兜肚遮腹，脸面与周身落着一些苍蝇。堂侄用蝇甩轰了一下说，“农村的苍蝇蚊子就是多！”我的外甥深有所感地说，“当年外公要不把你们都带出山沟，我现在不也和他们过同样的生活么！”外甥的话使我内心受到震撼，引发了绵绵的思绪——
我的父亲（倪文斗，字柄南）原来就降生在这条山沟里。因为祖父（倪全，字凤阳）读过私塾，能诗能文能书法，擅长中医，决心把我父亲培养成才。父亲先在乡里读私塾，继而去县里上中学，以后又考入东北大学。家里含辛茹苦地把父亲供至大学毕业。
1930年父亲从校长张学良手中接过毕业文凭，经校方推荐到奉天铁路部门工作。9.18事变后，随军撤到天津铁路局。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转到沈阳铁路局，干到退休。老人的一生，完全奉献给铁路事业了。
父亲在天津工作时，我和母亲（林久荣）离开家乡山沟，到天津与父亲团聚，从此改写了母亲和我的人生。以后又有了妹妹和弟弟。
父亲所学专业为国学，能诗能文，写一手漂亮的欧体字。在铁路从事文秘业务，得心应手，每月薪俸有六七十元，维持小康生活。当时绿兵船精面粉一袋（44斤）才两元多钱，猪牛肉一元能买五斤多，一角钱可买12个芝麻烧饼，物价低而平稳。父母都是艰苦生活熬出来的，坚持勤俭节约，甚至用洗净的旧面袋自做内衣裤。那时铁路也不是铁饭碗，曾遭遇两次大裁员，人心慌慌，忧虑失业。父亲上无高亲贵戚靠山，又不擅长逢迎交际，只能与母亲在家烧香拜佛，祈求保佑平安。由于父亲一贯勤勤恳恳，忠于职守，竟得到上级青睐与眷顾，保住了饭碗。
那时日寇在东北农村实行併屯，把散落农户强制聚居于乡镇。山沟祖居老屋已被焚毁。祖母与伯父因误食野菜中毒身亡。堂姐出嫁。仅剩下祖父带领两个堂弟流落于沙尔滸，租屋而居，艰难度日。在此情况下，父母已无后退之路。如果父亲在天津失业，求职无门，后果不堪设想。
天津沦陷后，日本人接管铁路局。社会供应日益艰难，但职业比较稳定，铁路没再裁员。课长以上均由日本人担任，对华人不歧视，职工均发给免费制服。一般职工按学历与工龄分为四个等级，即职员`准职员`雇员`佣员。父亲因学历高而位列职员。本人与家属乘火车外出，均可享用二等（软座）免票，准职员以下为三等（硬座）免票。铁路局发给“铁路职工住宅”标志，可免遭地方或军警打扰。铁路设有医院，职工与家属均免费医疗。铁路自办“生计所”，对职工配给一些付食和生活用品。另设有职工食堂，凭局发餐券就餐。日本统治者对安抚职工和稳定社会，颇有一套办法。
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粮食紧张。奸商囤积居奇，供应粮米粗劣，奸商还掺沙子，难以食用。父亲得了黄胆病，皮肤发黄并有黄色皮屑脱落，后来连眼珠都变黄了，看着吓人。社会患此病者日渐增多。由于父亲是铁路职员，可入住铁路医院治疗，注射葡萄糖等，得以痊愈。父亲是全家的顶樑柱，倘有三长两短，全家生活将面临绝境。
1945年8。I5光复后，父亲以铁路元老资历，调往沈阳铁路局人事处工作。职务升为主任科员（科级）。领导上分配给日本遗留的住宅，有三居室和橱房，室内有旱厠所，璧炉烧柴煤取暖，生活比较方便。
其后，国共内战日趋激烈，社会形势动荡。沈阳被共军围困，生活朝不保夕。我在北平燕大读书，与家庭联系中断。1948年冬，东北地区全境政权易手，江山变色。沈阳幸免于兵燹战火，未受重创。
改朝换代，父亲被铁路留用。他虽年近五十，自知努力学习，迎接新的时代和社会。他所熟悉的文秘业务，已无用武之地。组织上重用老区来的工农干部和青年人，对父亲视为三朝元老旧职员，加以歧视。不久就调出局机关，到房产段搞工资核算，日与表册珠算为伍。不久又调往政治部传达室看大门。最后又下放料场当巡守员，值夜打更。工作步步下滑，由职员变为勤杂工，工资也一降再降，到退休时每月仅开四十元劳保费，勉强维持生活。父亲自年轻时代即在铁路部门工作，干了一辈子，落得如此卑微晚景，抚今追昔，实属可悲。幸而父亲心态淡泊豁达，能屈能伸，处之泰然；随寓而安，只求过个平静生活。
与此同时，住房被铁路房产段强行併入一户工人初某，后又换进王永泰一家。占去一室，两家共用橱房和厕所，生活矛盾多。王永泰为人霸道，欺负排挤两个老人，找茬打架。老人忍无可忍，母亲找一个楼下住户换房，始得苟安。
两位老人度过十余年平静清淡生活。不料毛泽东又掀起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恶浪，破四旧，抄家，斗游，武斗，紧接着开展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沈铁房产段派出以郝仲权`赵玉才为首的工宣队，进驻老人所在的集贤街，与街道办的胡秀珍`纪静文`曹小脚等密谋策划，召集社会上泼皮`马仔组成红卫兵，开展清队`横扫的阶级斗争。他们估计父亲念过大学，又在天津呆过，政治上有来头，经济上有老底儿，俩人住两间房也属资产阶级享受，遂对俩老人进行群众专政。召开街道大会，勒令母亲把在天津做的毛领大衣穿上，进行批斗，凌辱殴打。把父亲关进牛棚，酷刑逼供。由红卫兵用棍棒皮带抽打，打得老人牙齿脱落，两眼红肿，睁不开，在地上滚爬，威逼老人交代政治问题。可怜老人难挺酷刑，只得交代参加过“青年党”。又追问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老人只好胡编滥造应付，免遭抽打。
父亲性格懦弱内向，向来胆小怕事，甚至树叶落下怕砸头，走路怕踩死蚂蚁。一生未受过皮肉之苦。想不到以六七十岁高龄，还要遭受这伙暴徒的血腥专政和残酷肉刑。在中共政权的凌虐打击下，生命存亡系于呼吸之间。当年冤狱遍地，向谁申诉！？
这伙暴徒自以为捞到一条大鱼，急不可待地向上级请功。还总结出“不打不交代”，“棍棒下出材料”的宝贵经验向领导表功。后经上级调查核实，这些口供纯属子虚乌有，无一件能落实。郝曹等人暗中压下这个对街道不利的结果，又怕老人发生意外，将父亲驱逐回家养伤。
隔时不久，毛泽东又掀起“干部走五七道路”，“群众上山下乡”的高潮；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于是郝曹再次抓住时机，对两位老人软硬兼施，威逼恐吓说，如果下乡，可不再追查父亲的“政治问题”。而且农村已备好住房，柴米，生活无忧。两个老人经过群专批斗，已成惊弓之鸟，为躲灾避难，不得不报名下乡。街道把老人的破烂家当装上卡车，还煞有介事地给老人戴上红花，高呼“上山下乡光荣！”口号，敲锣打鼓，硬把两位老人撵出街道。两位老人在沈阳已居住二十余年，依依不舍地挥泪离去。郝曹等人夺下老人居住多年的房屋，分配给其亲朋好友，夙愿得偿，暗暗窃喜。
两位老人被送往新宾县汤图公社龙凤大队道沿生产队。这里是父母年轻时代生活过的乡土，已经阔别四十多年，老一辈的亲友多已凋零谢世，如今都是晚辈子侄，互不相识相知，有如飘泊异乡。住房仅有一间，土石砌墙，茅草苫顶，土炕占去一半面积。大灶烧柴做饭。挑水需走五十多米。买粮要翻越涧水沟大岭，往返有六七十里。烧柴需上山砍樵。吃菜靠自己耕种。如此生活条件，对离乡多年的年近古稀的老人是何等艰难！
这里群山环绕，林木蓊郁，远离尘嚣，与世隔绝。老人在这闭塞寂寞的山村，打发着清苦艰难的岁月，度日如年。子女在节假日偶或回乡探亲，帮助做些杂活，如劈柴，圬墙，掏猪圈，买粮，挑水等等。平时打柴，修房，扒炕，苫房草等活，均需求人，不仅供饭，还要付酬。乡亲知道父亲有劳保收入，常有来“借”五元十元者，久拖不还，老人怕得罪人不敢索要，往往不了了之。老人每年都得搭上百八十元，苦不堪言。
父亲有次上山打柴，眼被树梢刮伤，几乎失明，到抚顺住院治疗约半个月方痊愈。以后又患了脑血拴症，去汤图公社卫生院住院医疗，又服用多剂中药，才维持能拄杖缓步行走。两位老人曾在天津`沈阳那样大城市久居，晚年却被放逐到荒僻山沟，苦熬艰辛生活，其心情的跌宕落差确难承受。有次我回家探亲，父亲曾深有感触地对我叹道：“我一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亏心事。想不到过去多念点书，上班混口饭吃，都成了罪过。甚至住两间房也要招灾。差点儿搭上一条老命。想当个顺民，过个平静生活都不可得！天理何在？！”我望着父亲，白发苍苍，面孔消瘦黎黑，满脸皱纹，垂垂老态。听了这撕心裂肺的感叹，联想到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父母亲在山村苦熬过十一个年头。文革结束后，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经妹妹向沈铁房产段上访申诉，为父亲落实政策，可以迁回沈阳，但原有住房已为他人侵占，无处落户口。偌大沈阳竟无老人立锥之地。幸而妹妹家在沈阳，把老人户口迁来妹家，方得回城安顿下来，重新开始晚年生活。这时父母均已年近八十高龄矣！
在绵绵思绪萦回心头中，我们踏上归途。汽车开始在群山里盘桓穿行。颠簸中我又回味外甥的几句感慨，纷繁思绪不禁滚滚而来——
父亲是一位勤学敬业，安分守己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毕生跟随时代浪潮跌宕沉浮。两度经历国民政府时代，均按劳付酬，给予一定待遇，能安居乐业，享有家庭温馨。即在沦陷时期，在日伪占领下，他为了妻子儿女生存，养家糊口，而在铁路继续上班，得以维持一个平民的基本生活。当时心存祖国，怀有希望和盼头。那些掌权者，对铁路元老，都非常尊重。然而1949年大陆政权再次易手后，中共奉行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父亲的处境日益困厄。他虽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又无任何政治污点与历史问题，但频遭歧视踩踏，而不予宽容。职务一再下滑，工资一再削减，从办公室职员直降至勤杂更夫。他逆来顺受，一忍再忍，仍然尽职尽责。最后以微薄可怜的四十元养老金退休。然而中共对这样一位退休老人仍不放过，已到68岁高龄时，再次抄家批斗，抓入牛棚，横加骇人听闻暴行，差点儿魂断炼狱。逐出牛棚，又撵往偏僻山沟。老人经受了11年的煎熬折磨，才侥幸存活下来。最后虽允许回城，却已沦为无家可归的受难者。老人在铁路干了一辈子，各种待遇被盘剥殆尽，除了可怜巴巴的四十元退休金，一无所有。在据说是最优越的社会制度里，一代老知识分子沦为如此可悲结局，怎不令人心碎！父亲一生的经历和遭遇，不正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浓缩写照么！
父亲一生，经过三朝四代（国民政府——日伪——国民政府——中共）的沧桑变革，各个时期亲身实际经历已如上述，其间的优劣得失对比，昭然若揭，不言而喻。之所以最后遭遇深重苦难，乃源于那些口头自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者，实际上是明火执仗整肃盘剥掠夺老百姓，极其凶残而毫无人性的群伙。父亲生而不幸，晚年竟遭遇如此年代，如此社会，如此群体！虽然两位老人远离儿孙，长眠于故里的青山绿水之间，承受孤苦与寂寞，但是幸而已把子女带出山沟，能在京畿`沈阳`本溪等城市落地生根，独立生活。使子孙后代免于赤身裸体在炕上被群蝇吮嘬，也许这是老人唯一可以告慰自己的了。
Jun 17, 2010脱稿于大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