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位老朋友来电话。他很兴奋地告诉我：最近，他用“冯慈”的笔名发了一则博文，内容是抨击分配不公的现象。大致是说：据报载：像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的月工资26万，是我们这些离休老干部、正高级职称的50倍。至于和农民工比，则差距更大得离奇了。这位老朋友并就此征求我的意见。
为此，我打开电脑，利用“百度”搜索到有关资料。原来这位水均益26万元人民币是年薪，平均下来，每月也就2万多一点。如果和离休老干部、高知比较，大致是5-7倍而已。至于和农民工比，还应该考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合理差距问题。可见这位老朋友所根据的资料并不准确，而是夸大了12倍。虽然如此，但却由此引起我对当前的分配问题的研究兴趣。于是利用电脑的“百度”搜索功能查了一下，当即吓了一大跳。从中得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高干子女。这个结论是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联合提出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中披露出来的。
该报告还详细地披露了这些高干子女一夜暴富的具体途径：（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该资料甚至显示了这些“衙内”父辈的具体职务。例如：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二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事后不久，有关当局出面进行了所谓“辟谣”，但给广大网民的印象却是“越描越黑”欲盖弥彰，恰恰说明：“此地无银三百两”。既然这个报告是“谣言”，被暴露出来的那些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子女的具体姓名、工作单位、担任职务向广大群众公开呢？你们怕什么？怕见阳光吧？再说：为什么你们不敢向天下的老百姓公开自己及子女、近亲的财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是私有的，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分散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没有必要贪污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任何财富；政府官员虽然有可能贪污，但政府掌握、分配的社会财富只占很小的比重，官员们施展贪术的余地相对来说比较小，同时民主政治中有议会、民意代表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政府官员如果动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会受到种种制约，或被曝光而受到惩处。
反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情形，绝大部分生产资料集中在政府手中。实际上是掌握在主管部门官员的手里；社会主义公有制事实上演变成国家所有制、官有制、党有制，因为只有党政主管部门的负责官员才有权支配、运用、处置名义上仍然属于国家或全民的财产，并从中获取各种利益。假如每个党和政府的官员都是廉洁奉公、严格律己、洁身自好，守身如玉的好公仆，那么，他们运用、支配这笔庞大的社会财富，或许还能出以公心、为国办事，为民谋利。这恐怕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所抱的初衷和出发点。但是，世界社会主义将近一个世纪实践的历史却雄辩地表明，把社会主义国家各级官员都当成天使的假设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多么虚幻，简直距离现实生活十万八千里。
在现实生活中当然也能找到极个别的，如马克思所设想的人民公仆，如焦裕禄、张凤岐、孔繁森等，世人对这样的干部当然是敬重、怀念的。但现实生活也无情地告诉我们，像王宝森、阎健宏、陈良宇这样的假公仆为数更多，他们充分利用了掌握大量社会财富的权力，以权谋私、贪污自肥，而这种支配权力是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官员所望尘莫及的。这恰恰是中国贪官多如牛毛，“雄冠全球”的根本原因。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多次与苏联、中国打交道，他在《领袖们》一书中根据其访苏的所见所闻，总结性地断言：“共产党的特权阶层比任何一个资本家更接近于马克思对一个统治阶级所下的定义”。尼克松对苏联领袖们所作的判断同样适用于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官员。例如，已被揭露出来的成克杰、胡长清、陈希同、陈良宇等等。这些人在生活上腐化堕落，穷奢极欲，是西方国家的官员们所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人们当然有理由推论，如果这些人并未被揭露，今天仍然在台上手握重权，谁敢揭露他们的丑恶行为和糜烂生活?人们更有理由进一步怀疑，今日赫赫在位的衮衮诸公有没有步他们几位后尘者？如果真的还有这样大搞腐败的高层权要，但在政治上并未被打倒，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中国人敢出来公开抨击。
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或“党天下”的囊中物，只要有权，想拿多少就拿多少。真是应了那句成语：“探囊取物”。打天下者坐天下，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反复上演的循环剧，也是这些“开国功臣们”最普遍的补偿心态的实现。此外，除了坐天下，谁来接班呢？当然是自己的子女最放心、最可靠。这些囊中物、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自己的子孙又传给谁？所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高干子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来看看中国社会在收入方面的差距：中国公务员工资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是2倍）；中国国企高管的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则是70%）。面对如此严重的悬殊差距，人们不能不进一步追问一下：什么人能够进入国企高管的行列？除了极少数凭个人努力、拼搏，再加上运气获得成功者以外，绝大多数富豪都是凭借权力衍生的结果。如前所引资料：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暴利行业中担任主要职务的，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他们实际上已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
这就是中国当前分配不合理的症结所在。许多人的高收入并非凭着本人的能力或贡献，而是凭着父辈的功劳、地位等等，也就是所谓“高干子弟”或者叫做“红色贵族”。这种差距与本人能力大小、是否奋斗无关，而是天生的、铁定的，不用努力，坐享其成。他们名义上是搞“社会主义”，按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应该是按劳分配。可是现实却存在大量的按要分配。这就是最大的“中国特色”。
按权分配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资本主义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按生产要素分配），更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而是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封建制度的分配原则。在封建社会里，最高统治者是皇帝，以下是各级官吏和王公贵族。这些特权阶层按照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分别享有不等的特权，包括土地和俸禄。此外还有许多政治方面的特权：可以超越王法之外，可以随意杀害、伤害任何普通的老百姓等等。
这些掌握着中国的绝大部分财富的高级干部子女或亲属们，也就是所谓“红色贵族”，和封建社会下的王侯贵族有什么区别？没有。如果一定要找点区别，那也只是名称和服装的区别而已：过去的王侯穿蟒袍大褂，今天的高干及其子女穿的是西服领带；在封建社会里就被批判为“剥削”、“不劳而获”等等，今天则被美化为“为人民服务”或“分工不同”云云。
一个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和收入都集中到“红色贵族”手里，我们称之为按权分配。按权分配，首先彻底揭穿了所谓 “利为民所谋”的虚伪性、欺骗性。根本原因在于：胡锦涛的所谓“三民”还缺少一民：“权为民所授”（已故的朱厚泽先生一语中的）这一条其实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不管三民、五民、乃至八民、十民，都是没有任何保证的空话，未必兑现的空头支票。
其次，按权分配牢牢培植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这些人组成一个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把持着党、政、军、商、文教卫等各个领域的领导权。任何深化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都不可能被提上日程；任何要求中国社会实现转型的呼声都早早被扼杀，被封锁。请别忘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千古不易的原理，是铁则。政治必需为经济利益服务，政权必然要为保卫既得利益者效劳，必然要拒绝任何触犯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和转型。即使在整个领导层中，偶尔出现个别清醒的、理性的人士，发出某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声音，也必然被绝大多数保守势力所淹没、所封闭、所排斥，最后只能是力不从心、孤掌难鸣。
最后，关于既得利益者的实例，仅举两个典型人物：一个是早年在访问德国期间被人用臭鸡蛋、西红柿乱砸、狼狈而逃、并且被全世界人民斥之为“北京屠夫”的那位。他的公子和公主都是当今了不起的国企高管，一个是电力行业的掌门人；另一个做国企高管积累了大量财富以后，又来个“华丽转身”改而从政，当上某内地大省的副省长。真是奇矣怪哉：他这一子一女，难道都是了不得的天才吗？从他本人在电视上讲话时表现出来笨得出奇的样子，根据遗传基因原理可以断言：其子女不可能有多么高的智商。凭什么就能有如此成就呢？这真应了“文革”期间那句顺口溜：“龙生龙、凤生风”、“老子英雄儿好汉”。
再举一个毛太孙的例子：在网上看到这位“少将”、“博士”双头衔人物的“墨宝”真是令人大开眼界：我真佩服其人的胆量，敢于亮出自己的“绝活”。一般人都知道“藏拙”二字，自己是什么水平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尽量避免露拙。而这位毛太孙公然把自己那些拙劣、撇脚的几笔字拿出来“晒”，也不怕公众见笑。可能他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吧？人们心里怎么想？这位毛太孙是不是有点弱智？再来听听这位毛太孙的名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我爷爷和斯大林共同领导，才取得胜利的”。请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来听听：这就是“历史学博士”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如此水平竟然获得“历史学博士”头衔!这真是中国学位制度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耻辱，更让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更为奇怪的是，那些真正有水平的博士和正在读博的硕士们，竟然能够默默地忍受这样的悲哀和耻辱。还有一桩：他的少将军衔又是根据什么战功取得的？那些军队中一个个凭着真刀真枪、靠刺刀见红而取得各种军衔的将军们、校官们，怎么能和如此水平的所谓“少将”为伍？这难道不是中国军队、中国军人的耻辱吗？看到这位毛太孙，就令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那个白痴皇帝。白痴为什么能当上皇帝？因为是家天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帝自己的，按照血统继承法，皇帝的儿子理所当然地接班当皇帝。谁个管得？
以上两例说明什么？过去封建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天只要改动一个字就对了：普天之下，莫非党土。既然一切都是党的，那么，当然可以任凭党来支配。而首先应该得利、得利最多的，当然是党魁的子女了。其次则是最忠于皇上的一品大臣及其子女，以下利益逐步递减。轮到普通老百姓头上，就只剩下“紧跟共产党、继续干革命”的份儿了。
由此可以断言：今天中国的一切乱像，根本原因在于：绝大部分财富和利益都是按权分配。
由此更可以断言：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障碍不是别的，而是奉行按权分配规则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乃是世界大潮流和大趋势。反观中国却在搞按权分配，难道不是逆世界潮流而动，不是反动是什么吗？
按权分配是封建社会按王位分配的变种。那是18-19世纪以前封建社会最流行的分配原则，今天都21世纪了，咱们中国还在搞这种按权分配，岂不是最落后吗？现在提倡人权和平等，要求人人凭劳动、凭本事赚钱，按权分配恰恰违背人性，挑战人人生而平等的神圣原则，这难道不是最丑陋的分配方式吗？所以说按权分配是最反动、最落后、最丑陋的分配方式。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最大的所谓“中国特色”。
改定于 2010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