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出版社前不久出版了《建言中国》一书，其中收录了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史天健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为“重视传统文化对提升政府信任度的积极作用。”读了史天健该文下面的一段话，我汗颜无地又深感不安：

“我国的民主制度虽然跟西方的民主机制不同，但从理论上说，人民对于政府官员的不信任，也有可能导致人民对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政治上至关重要，在于人民是否可以清楚地区分政府官员和我们的政府以及政治制度，决定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应对人民对于部分失职官员的不满。如果人民可以清楚区分两者的不同，为巩固政权，我们就要大张旗鼓地惩罚失职官员，从而防止对于官员的不信任发展到对于政府以及政治制度本身的不信任。相反，如果人民对于两者之间不能清楚地区分，我们就应该适当保护失职官员，防止对于政府官员的信任缺失进一步扩大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引文直接来自“欧美同学会中国海外留学人员联谊会”《海外留学人员座谈会论文集》第124页，此论文集后来编辑为《建言中国》）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再不清楚不过了：国家对失职官员的惩治取决于维护政权的需要而定。这里，国家或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完全是治者和被治者的关系。这就是中国专制主义的传统文化。什么人民主权、自由、正义全都扔到脑后了。史天健这篇文章的要旨就是要用传统文化来教化人民从而“提升政府信任度。”那么什么是传统文化，史文提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类似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政府有义务照顾其子民，与此同时人民有义务服从并尊敬政府。”说白了，他不过是在提倡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他还提倡“通过社会规范对民众的社会心理进行干预”来达到维稳。这就是儒家文化中的教化。

这就是他对中国的建言，更准确地说是对中国当权者的建言而不是对人民的建言。

史天健的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中国传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制主义的思维。他甚至比传统的专制主义文化走的更远。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还没有完全泯灭良心，比如东汉杨震还说过“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名言，说为官的贪不贪是天地良心的问题。而史天健连“杨四知”的良心也不要了，他建言的“反贪官”要看看老百姓知情程度而定，只要老百姓不知道，连贪官也不要反了，免得政权的稳定受到威胁。这就是今天21世纪初中国的“维稳”御用文化：只要维护政权之稳定，不要维护人民之权利。

我不知道史天健是否真的信仰儒家学说或儒家文化。如果是信仰，那还只是个学者而已。如果自己不知道信不信，只因为认为它有用并拿过来为当权者用，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御用文人，而且是庸俗的御用文人。

中国典型的御用文人是“只要好看，就不怕浮浅，只要好听，就不怕肉麻，只要应景，就不怕扯蛋，只要上口，就不怕空洞。一句话，只要主子满意，也就算得上是恪尽厥职了。”（李国文：《上官仪：武则天夫妇的牺牲品》）。

史天健大概还不是这种典型的庸俗御用文人。他受过西方教育，运用什么抽样问卷等“科学”手段来支持自己的观点。2002年，史天健就通过抽样问卷得出结论说，中国90%的老百姓认为自己有言论自由。前面提到的他的那篇“建言”文章也依赖了他2002年的调查数据。他调查的真实性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问题是他没有考虑政治大环境。他的问卷题目有问题，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馄饨。中国的媒体被官方控制着，人民缺乏足够资讯来理解一些概念，所以人民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与西方人不一样。他没有界定和划分西方的言论自由的概念和中国老百姓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上的区别。这好像他到了一个不知魏晋的桃花源里去调查魏晋的文化观念。换句话说，如果你问中国的老百姓“你认为你享有言论自由吗，”多数人的答案可能是“是。”同样的问题你去问北朝鲜人，其结果会是一样的。但是你如果问“你认为你享有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言论自由吗、”“你享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自由吗、”或更简单些“你认为你享有批评腐败的官员而不拍打击报复的言论自由吗，”其答案就不是那么肯定了。史天健没有这样去问中国的老百姓。如果史天健是先有了调查数据然后才分析出前述的结论，他还算一个没有学好社会调查科目的学者。如果他先有结论然后设计问卷，那他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上官仪似的庸俗文人了。

我能理解天健这帮早期的留学生。当初他们怀着一颗热心来到海外为中国的强大和富裕而努力学习。可是，他们本身的早期教育是有缺陷的而且长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抱着西方就是完美的西天的感觉来到西方。可是一到西方看到了缺陷，于是乎马上站在西方学者左派的一边。左派就是激进派，就是反政府。但人家那是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为了自己的同胞的正义和富强而与政府对立。我不清楚史天健现在已经加入了美国籍，还是仍然为中国公民；是以什么身份反对美国民主政府而抱中国极权政府的大腿。史天健们的行为是盲目的错位还是利益的选择？但愿他们是盲目错位。他们的错位是没有分清学者和御用文人的区别。御用文人就是要说别人的坏从而宣扬自己主子的好。而学者则要有良心，要独立，要批评当权者。如果天健将自己认作是美国人来批评美国当权者，我敬佩不已。如果他将自己当作中国执政党的幕僚，却不去批评中国政府甚至帮助政府去“治人”，那么我是有些汗颜的，因为天健是走的太远了，远离了贫苦大众，远离的良心，也远离了自己过去的追求。
我们原来将史天健们认作是“新左派”。其实，他们不是左派。在中国真正的左派是“乌有之乡”网站的那些作者。我虽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但是我非常敬佩他们那种理想的追求。他们在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为人民着想。相比之下，史天健们有什么理想？他们不中不西，没有理论。他们是务实派。他们务什么实？务的是当权者的实。他们总是在找到西方政治上的不足为中国的当权派唱赞歌。再问他们一遍，人民，人民呢？

我说史天健是“不西”是他根本就没有学好西方的哲学，那就是西方哲学中的“恶”的概念和人的不完美性。对于民主，他根本就没有读懂丘吉尔的名言：“除了我们曾经试过的各种政府形式外，民主一直被说成是最坏的政府形式。”（Ithasbeensaidthatdemocracyistheworstformofgovernmentexceptalltheothersthathavebeentried.）史天健们衹是读了半句话。其实，将“但书”一起来读，那就是说，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或实验一种比民主更好的政府形式。

我说史天健“不中”，讲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记住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史天健的主张恰恰是颠倒孟子的思想，社稷为大（维稳），君为重（中央领导），民为轻。多么可拍啊。

史天健的建言让人感到不安。这是因为他挂有美国著名大学教授的头衔并以“科学”调查问卷方式和比较西方的做法为当政者“建言”。
我与天健同是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追求中国自由和富强的莘莘学子。当初为了在校园里尝试一点点“竞选”，他也是活跃分子。当中国的当权者在1989年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时候，他也冲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的前头在中国驻美使馆前哭喊。可是，现在他不但忘却了那血腥，而且反过来为那个我们曾经共同唾弃的传统专制文化搽脂抹粉。按照他现在的“建言”逻辑，他会对政府同样建言，只要维稳，可以开枪。多么可怕的建言派啊。

像天健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近年来，一些留洋的人专门组织了一个中国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他们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下专门召开“建言”会，自愿成为御用文人。在一个政府和民间社会都发达的社会里，御用文人没有什么不好，说白了就是争夺一点政府资源。做点事，拿点钱没有什么不应当的。问题是，中国那么多弱势群体，民间社会不发达，一个非盈利组织都很难独立于政府而生存，常常受到政府的打压。我没有看到那些中国欧美同学会的人为那些被强制拆迁的老百姓建言。我没有看到他们为那些上访的老百姓建言。老百姓已经受到那么多的打压，史天健们却为了那么点资源助纣为虐。所以，我要大声疾问史天健们，你们建言中国要把中国往何处带？史天健们，不要走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