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用言论批判温家宝并不是一种主权，并没有决定被批判者行为应该如何的权柄。有着之间并不一定发生决定作用的两个层面。言论批判让温家宝一定要政改行动，并没有让温家宝被动，又不是政治决议，具有强制力。所以苛求温家宝一定要政改行动，是天然正当。是的，温家宝没有能力，现实政治格局也无法让他有能力搞政改行动，但是我们不是温家宝，他是我们批判的对象，并不是我们。没有必要体贴同情地理解温家宝。身份决定了对他的要求。即使是我们自己，有必要的时候，也必须将自己对象化，对自己苛求。能不能，与应该不应该是两码事情。不能做到，并不等于不应该做到。我们对温家宝，坚持一种应然的标准。

虽然大规模批判，有大多数人道德暴政的嫌疑，但也仅仅是嫌疑。批判必须加上开除出社团，才成为一种强制，是自由的反面。批判与被批判者行为之间，有着犬牙交错的张力。

被批判者如果强势，例如总统或者名人，那么完全可以无动于衷或者逆势而为，例如模特兽兽，道德批判反而进一步名利双收。甚至可以强势到批判当成噪音污染，忍不住要消灭掉。

别预设：我说你必须听，或者必定听到，虽然不一定按我说的改变。别预设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一定是在一个社团里面，或者一个家庭里面，或者是一个共同体内部。可以把这个共同家园当做我们努力的目标，但不是出发的前提。千万不要让形而上学的渴望冲垮理智，把意志的幻象，当做实存的现实。

且不说在改革框架内与温家宝互动的可能性是一种预设的，遥遥无期的前提，到了今天改革框架已经破碎破产，改革已死，这种预设看起来就像梦呓。还呆在改革框架内，安全地运转自己的非理性渴望，自成一体，然后再拿来说服站在改革框架之外的政治立场，岂不可笑。

站在改革框架内，温家宝只要一作政改秀，就足以让很多人觉得温家宝站在“我们”这一边，是“我们”的人，从而把温家宝当做“异议人士”，从而溢出专制官僚体系，不再是以总理身份发言，因为总理身份属于专制体制。可是试想一下，若非温家宝是总理，其政改秀会有这么多人响应吗？正是以总理身份发言，才带来政改的希望与“可能性”。这时候，发生了天方夜谭的事情，他们连总理位置也抢了过来。也就是说，温家宝总理是我们的人，总理位置是“我们”的人占着，这是他们肯定温家宝的心理前提。

这里是一个他们自己看不到矛盾：又要去掉专制体制，又依赖于专制体制。他们从来看不到自己的精神分裂，看不到自己身上，魔鬼占据了神灵的位置，看不到自己是互相矛盾的两截人。外面穿着西装，里面穿着黄马褂。

批判者与被批判者存在敌我之分的情形是常在的，而且道德性批判，经常自己制造敌我之分。敌我之分不是我们愿意取消就取消了。阿伦特在回答记者提问，回答苏联异议者的困境时说，异议者应该按照专政者对待他们的政治位置，来对待自己。

如此持久的，面对有理有据的批驳不断退却但坚守肯定温家宝的人，一定想不到一个事关未来宪政中国道统与政统关系的问题。尽管我也承认统治崩溃（我不相信有民主化转型的可能）过程中，党内高层倾向民主者，被誉为袁世凯或者叶利钦的那一些人，在现实政治中要起主要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可是并不能因此忽视宪政所要求的道统与政统分离，政教分离，精神权力与政治权力分离格局。如果一味肯定温家宝，受到自己内心奴隶性伦理的支配，作为温家宝们的附庸或者舆论打手，出现在政治空间中，必然对温家宝们黄袍加身。温家宝们成为隐性或者显性的救世主，温家宝们是民主精神的化身，同时是掌权者。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国家与历史的主人面目出现，以行动作为标准来苛求，让温家宝实现从言论到政改行动的转型。如此道统总是凌驾于正统之上，精神权力总是监督者政治权力，避免对权力政治有着崇拜和心灵的奴役。以这个标准来看，取消敌我之分，坚守肯定温家宝的人，有着看不见的专制尾巴。

苛求温家宝有政改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肯定温家宝的政改秀，而是如何妥当、政治成熟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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