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2010年9月18日上午，我从常德七十四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坊出来，径直登车前往桃源，开始自己酝酿已久但一直未能付诸行动的寻梦之旅。
桃源是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的故乡。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沪宁车站那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的生命，也使刚刚启航的中国宪政巨轮骤然偏离原有的航道，最终搁浅在极权主义的荒滩之中。98年了，先生的脚步已渐行渐远，但他留下的宪政梦想，却在中国人的心中越来越清晰。他为中国宪政民主事业流尽了鲜血，也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来者追寻着他的足迹，执着地找寻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宪政之路。
1882年4月5日，宋教仁出生在湖南桃源县的香冲，他有兄妹四人，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宋教仁排行第二，少时家中穷困，几岁便死了父亲。宋父死后，家中之事由他的母亲主持，而从现在有限的资料中也可知道宋教仁的母亲精明能干。对于母亲，宋教仁也非常孝顺，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临死之时，他一再嘱咐黄兴等人，希望他们不要把他死亡的消息告诉他的母亲，并嘱托黄兴在他死后照顾他的母亲。当时的《申报》曾报导过宋教仁临终时的情况：“时宋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见状心痛，于是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众皆痛哭失声。”（摘自《申报》1913年3月23日）关于他童年的生活情况，在与他相关的传记史料中很少有记载。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吴相湘在其《宋教仁传》中，只有：宋氏自幼即喜闻当时事，尤喜谈兵，尝嬉戏簿诸邻儿名氏，呼集山阿，树巾为旗帜，自登磐石上指挥部勒之数语。
据宋教仁唯一的嫡孙女宋奇璋回忆，他的父亲宋振吕曾跟她说起过一件有关她爷爷的往事让她印象深刻：1895年，当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的消息传到他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时，年少的宋教仁曾跑到离家十几里外的桃花源放声大哭，以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危亡的担忧。由此可见，从少年时代起，宋教仁就具有胸怀天下的气宇。宋教仁的祖辈曾是此地的的望族，但到宋教仁这一辈时显然已经走向没落。在香冲，宋教仁生活了整整17年，这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占据了大部分的时光。后来他与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走出山村，于1899年3月来到桃源县城内的漳江书院读书，正是这次的走出家门，彻底改变了宋教仁的一生。
当我在桃源县城向人们打听香冲的具体位置时，没人知道香冲在哪。一百多年过去，香冲这一地名也成为了历史。文革时这里成了桃源县八字路公社立山坡大队，而现在又成了桃源县漳江镇渔父村。不过不管世事如何变幻，都掩盖不了宋教仁在中国历史上投下的巨大身影。也改变不了后来者对宋教仁的仰望之心。
然而，执政者的有意遗忘还是使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宋教仁。即使是常德这样的城市，知道宋教仁的人也不多。走在常德城的大街上，这里看不到宋教仁留下的丝毫踪迹，随意问匆匆而过的行人，也没几个人知道宋教仁的大名，我的心不由顿生凉意。现政权的愚民政策果然奏效，在宋教仁的出生之地，人们竟然已把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宪政先行者遗忘，而在我的心中，他与黄兴、蔡锷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湖南人。
翻开宋教仁日记，开卷第一篇为1904年10月30日（农历9月22日）的记事，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二十二日（10月30日） 雨 余因在家变产不能从速蒇事，乃定计赴省城，另筹巨款，遂于是日已初冒雨起行。下午至桃源，宿三星堂。夜，雨止。
我不知道宋教仁为什么把这天作为自己日记的开篇之日，但很显然，宋教仁因反清起义失败，亡命日本真正的启程之时却是1904年农历的9月22日。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是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传统的思想观念逐渐崩溃，新的价值理念迅猛袭来，代表着与西方接轨的新式学堂在古老的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宋教仁是幸运的，他的幸运来自于他有一位虽然世居山村但却超凡脱俗的母亲。1902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新式学堂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招生，宋母毅然放弃要儿子将来金榜题名的想法而命宋教仁前往应考。宋教仁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殷殷期望，得中湖南考区的第一名。1902年的武汉是各种思想汇聚之地，从偏僻的湖南桃源来到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汉，使素怀大志的宋教仁如龙入大海。
1903年8月，从日本归国的黄兴（此时名黄轸）到达武汉。由于黄兴是两湖书院保送去日本留学的，所以学成归来拜访母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满眼尽是辫子长袍的武汉，留着短发，蓄着胡须，西装革履的黄兴无疑是个另类，而他在两湖书院的演讲又无异一声惊雷，震得远在京城的湖广总督、黄兴当年的伯乐张之洞也坐不住了，他连日由京中致电鄂中当道：“严禁学生之矜嚣者。”而另一个被震醒的人则是刚从蛮荒之地桃源来到武汉求学的年青人宋教仁。黄兴在两湖书院演说时，宋教仁并不在场，只是过后听说黄兴痛诋清政府的腐败，并提倡改革，而使他心悦诚服。当宋教仁打听到黄兴因演说遭清廷之忌，离开湖北回到湖南长沙主持明德学堂并从事反清活动后，宋教仁竟断然放弃学业来到长沙，追随黄兴从事革命事业。此后，宋教仁与黄兴成为一生的挚友，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乃至中国最伟大的两位革命家携手走到了一起，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们互相信任，互为依靠，彼此忠诚，直至生命的终结。
1903年11月4日，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关键的反清团体华兴会在长沙成立。04年2月15日召开成立大会，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1904年，黄兴与湘、鄂志士约定于1904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起义，以示绝不与满清最高统治者两立之决心。当时决定以长沙为发动中心，以浏阳、衡阳、常德、岳州、宝庆五路为响应，宋教仁授命在武昌筹设支部，并担任常德一路的主持。
由于没有注意发动基层民众，清末的革命党人最初都是依靠民间的会党从事反清活动，华兴会也不例外。当时常德一带最大的帮会组织是湘西哥老会，而宋教仁准备在常德起事所要依托的力量正是湘西哥老会，因此在他的日记里有夜宿三星堂之语，可见当时宋教仁与会党的关系非同一般。
1904年10月，宋教仁回到常德，聚集同志筹划起义。因为经费短缺，宋教仁曾回到故乡桃源香冲，准备变卖家产以济需用。所以在宋教仁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准备变卖房产的事情。
但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宋教仁并没有来得及把房产卖掉，因此按理宋教仁故居的房子应该还在。但世事沧桑，一百多年过去了，宋教仁的故居能像韶山毛氏的故居那样完好无损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桃源县城租了辆的士，前往宋教仁的出生地，今天的桃源县漳江镇渔父村，去追寻一个被遗忘了近百年的宪政之梦。
渔父村离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不远。从桃源县城出发往桃花源方向走约十公里，来到路边有几个鱼塘的地方，这时左边有一条乡间的小水泥路，沿着小水泥路一直往里走大约6公里，到了水泥路的尽头，再走一段约一公里的黄土路，来到一个小山坡，路边长满着竹树，下车后走一段不远的下坡路，就到了宋教仁的故居。这段一公里的黄土路虽不远，但路窄路面坎坷、岔道很多，因此费时不少。不过，到了这里，宋教仁的名字无人不知，宋教仁的故居也无人不晓，只要你肯问，乡人都会非常热情地给你指路，甚至给你当一段向导。
在现存的可以查到的宋教仁的相关资料中，很少有关于宋教仁老家和家人及后代的文字。即使像吴相湘这样的研究宋教仁的大家的书籍里，也绝少这类的文字介绍，这不能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悲哀。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宋教仁的故居已经不存。当我来到香冲宋教仁曾生活了17年之久的出生地时，这里已是一块长满绿草和青藤的荒地。荒地旁边有一栋新修的两层小楼房。我到的时候只有一位中年妇女在屋外的水泥地里扫地。据她自己的介绍，她应该是宋教仁的兄长宋教信的后代。她很热情地告诉了我宋教仁曾经住过的房屋的原址，并带我到一栋破旧不堪的木屋前，她说这不是宋教仁当年居住过的房屋，但宋教仁曾在这栋房子里读过书。现在这栋房子由宋教仁的孙女宋奇璋的后代请人守着，我去的那天守屋人刚好到桃源县城去了，所以并没有见到。宋教仁唯一的嫡孙女宋奇璋已于年初去世，现在要见到宋教仁的后人已非常困难。在来故居前，我曾试图寻访宋先生的后人，就打电话向住在长沙的黄兴长孙黄伟民老先生询问，但遗憾的是，黄伟民先生也只与宋奇璋有联系，宋奇璋的后代黄伟民先生只见过面，但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我不禁为一代伟人身后竟如此凋零而仰天长叹。
宋教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对他家人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904年为了筹措起义经费，宋教仁准备变卖自家房产，他这一举动曾遭到族人的坚决反对，而之后他还被清除出宋氏家族。他唯一的哥哥宋教信之死也与他的革命活动有直接关系。1904年10月起义败露后，宋教仁从长沙一路逃亡，先到武汉再到上海，最后亡命日本。宋教仁走后，清廷把他哥哥宋教信抓了起来，一关就是一个多月。逃到日本的宋教仁得到兄长被抓的消息，曾写了一封信给家里。在1904年11月16日（农历10月10日）的日记里，宋教仁写道：“戍初，立中等去，余乃写就致石卿（即宋教信，字石卿）信一封，言余与游得胜等同谋之事，皆系诬枉。如府、县要追究时，可将此信示知焉云云。既讫，送至邮局挂号。戍正，回。”
不知其后家人是否真的将此信示之官府，总之那次宋教信幸免于难，但最后，宋教信还是受宋教仁牵连，被清廷杀害于香冲当地。而宋教仁的妻子方氏，史料中几乎没有提及。由于宋教仁年方20就游学在外，随后又从事反清活动，22岁就亡命他国，所以与方氏呆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方氏只为宋教仁生下一个儿子宋振吕，宋教仁被刺后，她和儿子宋振吕来到上海，但第二年也即1914年，她就病逝于上海，结束了自己默默无闻的一生。她后来被安葬于宋教仁的墓地内，也算是夫妻永远相伴在一起了。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生于1900年农历的5月初5，也即端午节。宋教仁一直漂泊在外，宋振吕形同孤儿，从小缺少教育的他只是在舅舅家上过几年学。宋教仁死后，宋振吕得到宋教仁年轻时的好友覃振的帮助，曾留学日本。后在国民政府审计部工作，1936年因突发心脏病病逝于南京，时年仅36岁，葬于南京汤山永安公墓。宋振吕只有一个女儿，就是宋奇璋。 宋振吕死后宋教仁后人就只有一个寡媳带着一个孙女。故此，抗战爆发后，历史学家吴相湘曾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有关宋教仁后人的报道：宋先生遗属寡媳一人在桃源转徙流离孤苦伶仃。宋氏身后如此凄凉，也促使吴相湘下决心写出了《宋教仁传》，才使后人从中大略知道宋教仁一生的概况。
站在宋教仁故居荒凉的草地上，我试图找寻当年这位宪政之父留下的历史足印。从他的故居向西望去，一轮巨大的夕阳正缓缓落向天际，在这血红的余晖中，我仿佛看到久别故乡的游子宋教仁最后一次回到故里的情景：1912年10月18日，为了回湘参加首届国会选举，也为了流亡近十年后早亲慈颜，宋教仁乘京汉车从北京南下，主持完国民党的湖南国会参、众议员的竞选后，宋教仁回到了阔别9年的故乡桃源香冲。宋教仁离开故乡亡命扶桑时还是一个年仅22岁的文弱书生，而此时回归故里时，已是名闻天下的中华民国首届内阁的农林部长。望着多年未见的儿子，宋母抚摸着宋教仁的肩膀，想起这些年家中所遭遇到的种种不幸，更出于对儿子变幻莫测的前途的深深担忧，宋母发自内心的挽留着自己的儿子：汝幸得生回，毋去矣。
是啊,宋教仁亡命日本时，儿子宋振吕才4岁,而现在已12岁了，望着英姿勃发的父亲他只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连父亲都叫不出来，兄长宋教信也因为自己被清廷杀害，母亲早已两鬓斑白，身体衰弱，而妻子也面带愁容，憔悴不堪。面对如此凄凉的场面，宋教仁放下自己的万丈豪情，终日陪伴在亲人左右，并“日饮酒道故旧为笑乐，欲事亲终老以尽天伦，京中屡电促驾，亦未能出山”。
我不知道当年与宋教仁终日饮酒的故旧为何许人，有多少人。走在宋氏故居的山间小路上，我的耳边依稀能听到他们当年酒足饭饱之后勾肩搭背时的开怀大笑。我知道即使想找寻当年的故旧也不可能了，时光已过去了百年，那些有幸目睹了宋教仁谈笑间指点江山的香冲人，也早已作古多年了。但最后一次回到故乡的宋教仁无疑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一生做事严谨的宋教仁在故旧面前流露的一定是自己的真性情。但历史无情，我们已无法看到他当年的英容笑貌了，即使如我站在他当年生活过的旧地，剩下的也只有凄凄荒草、淡淡残阳。
尽管宋教仁准备事亲终老以尽天伦，但2个月后的1913年1月初，他还是在国民党总部的不断催促下，忍痛与亲人告别，东下长沙出武汉到上海，这一走他再也没能回来。即使今天，他的陵园仍在相距故园几千里的上海，他的灵魂仍游荡在他极不愿意看到的极权主义土地上而得不到安息。
中国的历史往往充满着戏剧的色彩，而这种种戏剧往往又都以悲剧收场。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两天后的10月20日，另一位宪政巨匠梁启超即由沪北上抵京。时间仅相隔两天，宋、梁两位宪政巨子擦肩而过，他们错失了一次握手言和的机会，而中国则错失了为子孙后代牢固奠定宪政民主基石的历史机遇！
1911年10月10日，反清的武昌起义爆发，随后立宪派、清廷维新派与革命派达成妥协，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接着有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大政党出现，中国迎来了进入宪政民主时代的历史良机。
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本质上是一个众多革命团体的松散联盟而并非一个结构紧凑的政党。同盟会的名义领袖孙文也并非众望所归，后来反而是众叛亲离。民国建立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宋教仁在黄兴的支持下对同盟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并于1912年8月成功组建规模庞大的国民党。在随后的自由选举中，黄、宋的支持者远远超过孙文。孙文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面对一个不是绝对服从自己意志的政党，孙文萌生去意，他把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交给宋教仁，自己则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全国旅游。这样，国民党在它的创党初期，灵魂人物成了政治上相对温和的宋教仁而不是立场激进的孙文。在以后的几年里，国民党一直采取比较理性温和的政治立场，这与宋教仁的深刻影响不无关系。
进步党的成员大部则为清未立宪派人士。立宪派的全国领袖人物是梁启超和张謇。梁启超回国后，张謇有意退出领导地位而由梁启超在立宪派中独担重任。因此，进步党成立后，实际的领袖就是梁启超。
由于梁启超与孙文在历史上曾有隔阂，导致立宪派和同盟会时常发生冲突。1905年至1907年，双方甚至发生了三年的笔战。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曾有停止双方论战的念头。他曾派徐佛苏为使者，想与孙文握手言和，但孙文一党不肯罢手，双方成见越积越深，最后竟至不可调和的地步。
但立宪派毕竟不是革命党的死敌。辛亥革命时期，四川、湖北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就曾携手反对清廷。而立宪派的领袖人物汤化龙还与革命派领袖宋教仁一起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鄂州临时约法》）。黄兴更是与张謇一道，联合北洋派领袖袁世凯，迫清帝退位，从而建立了中华民国。
民国建立后,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但大体上没有超出清末形成的三种势力。《临时约法》颁布后，主张宪政的温和力量逐渐强大，保守势力和激进势力一时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孙文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所代表的激进势力很快沦为旁观者的角色。自然，这时的激进革命党人对立宪派充满了仇恨，甚至把革命党中的温和派也视为敌人。
然而幸运的是，此时的同盟会已被宋教仁成功改组为在政治上相对温和的国民党。国民党中的大部分党员也唯宋教仁的马首是瞻，这为宋教仁实现政党政治的治国主张开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是在中国施行两党政治。虽然梁启超与孙文的矛盾不可调和，但并不意味着进步党与国民党没有携手的可能。1912年10月，梁启超自日本回国，国民党的领袖黄兴曾迎至天津，虽然因为梁启超的坐船因浪未能及时进港,让黄兴空等一天而怅然离去,但国民党温和派对立宪派的诚意可见一斑。同时，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刘揆一、章士钊、彭允彝等人甚至主张联合梁启超组党。
对于极具宪政民主思想的宋教仁，梁启超很早就表示出赞赏的态度。1906年，梁启超因为看了《民报》中刊载的宋教仁的文章，曾托人向宋致意，并表示了想与宋教仁见面的强烈愿望。因此，梁启超归国后，他虽然主张联合立宪派人士和保守势力组建一个大党以对抗国民党，但这恰恰是为了实现自己政党政治的主张。而且，从一开始，梁启超就主张在治国政策上与国民党进行协商，故此，民国建立之初，在临时国会中，两党基本上采取妥协的立场。国会即将正式成立时，为了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处于保守立场的共和、统一、民主党（三党为进步党的前身）与国民党组织了一个宪法讨论会，各推代表8人，定期出席讨论。从1913年2月18日到3月18日，先后举行4次会议，达成若干协议，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是各党一致要求实行责任内阁制。
这样的政治景象无法让人不激动。即使在民主国家的楷模美国的建国初期，也没有出现如此良性互动的政党政治场景。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的首届国会即将开幕，如果按照宋教仁和梁启超的意图操作下去，中国的历史就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宪政民主时代，这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伟大时刻！
然而好景不长，历史就和中国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北上途中，在上海沪宁车站遭遇身份背景不明的枪手刺杀，3月22日，这位年轻的宪政巨人永远闭上了双眼，此时距他回乡省亲归来不过2个月的时间。
宋教仁的突然离去对民国的宪政进程是灾难性的。虽然各方都不愿意因宋案影响大局，但国会开幕之后，议场之上风云激荡，国民党和进步党再也无法心平气和的协商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冲突不断。
议场之外，被边缘化的孙文一党终于找到了大出一口恶气的借口。他们首先是把矛头对准所有的政治对手，袁世凯、梁启超等人成了暗杀宋教仁的嫌犯。本来进步党曾想动员袁世凯加入该党，宋教仁被刺后，袁为了免于世人怀疑而没有加入。梁启超则愤怒的写了一篇《暗杀之罪恶》的文章以示自己的清白：旬日以来，最耸动天下耳目者，为宋君教仁遇刺一事。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国民党对进步党猜忌如此，两党安有心平气和的可能？
当时的《时报》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今日之政党，无论其为国民党进步党，皆已处于完全失败之地，其独占胜利者，惟超于政党之外，籍行政机关之力一人而已。其人惟何？则袁总统是矣。（《时报》，1913年7月12日）
而让两党彻底死亡的则是孙文随后发动的所谓“二次革命”。1913年7月,不顾全国维护和平统一强烈呼声的孙文,以捍卫民国的名义向尚处于襁褓之中的民国高举起了暴力反叛的大旗。孙文的“二次革命”恰好给袁世凯一个极好的借口，1913年12月，刚刚建立起来的宪政秩序被袁世凯彻底破坏，国民党的合法地位被取消，国会被无限期的休会。
倘若1912年10月宋、梁能在北京握手，他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为民国的宪政体制打下坚实的基础。又假若宋母柔弱的双手能拖住宋教仁迈向死亡的脚步，为风雨飘摇的民国暂时留住这位坚定的守护者，以后的民国何以会如此不堪？
但历史却恰恰冷酷到了不给宋、梁一面之缘的地步，这一面未见的代价竟是中国宪政的百年蹉跎！
宋教仁乡居故里期间，虽日日与故旧饮酒叙旧，但他并没有遗忘国家之事。我们从《南社》所载宋教仁致友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到，宋教仁正是通过致友人书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1912年12月，宋教仁听闻俄蒙签订协议，他曾对友人写信道：政局之事，弟意目下总无善法可以翻身，正如中风之病人，不愈亦不即死，如是而已。想政府已无善法，最良之结果亦必至于承认俄人要求之三条，然此犹必须政府从速妥结，弟意或不能如此，大约仍旧拖延敷衍为多也。欲救此种政局，仍不外乎改组一负责任之政府，而目下既不能办到，则惟有俟诸开国会而已。（《南社》第16集第5、6页）从这封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宋教仁对袁世凯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无能非常失望。而要改变这种无能的政府，必须实行政党政治，组成责任内阁。
也许正是因为念念不忘政党政治，责任内阁，促使宋教仁含泪忍痛告别母亲，再次踏上崎岖坎坷的政治不归路。
入夜，我返回桃源县城，对宋教仁在故乡的足迹作最后的探寻。1899年3月至1902年11月的3年多时间里，宋教仁曾在桃源县城的漳江书院读书，漳江书院现已不存，但创建于1907年的桃源一中却与宋教仁颇有渊源，而在桃源一中的广场上，立有该校的创建者宋教仁的雕像。
因为是深夜，我并没有搞清桃源一中在县城的具体方位。但一走进校园，却可以感受到校园规模的宏大。宋教仁的雕像矗立在学校广场的中间，高约9米的雕像在夜间的校园显得格外高大。雕像是桃源一中已毕业的高8班的学生自发捐资修建的，与官方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不知道雕像取自于宋教仁人生的哪个时期，他迎风站立，仰望苍穹，表情严峻。我不禁想起1913年3月22日他临死之时还不忘给当时的总统袁世凯去电文阐述自己最后的政治主张：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教仁是中国第一个把保障民权用宪法的形式加以确立的政治家。在他一贯的政治主张中，提的最多的就是民权。宋教仁在民国正式国会开幕之前，一直主张划分中央地方行政：1、缩小省域实行二级制，省下即直承以县，皆设地方官，掌官治行政并同时设为自治团体。2、地方自治团体与联邦国之各邦不同。3、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权亦不宜。谓宜折衷，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制中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行以重民权。
一百年了，宋教仁这种保障民权的良苦用心，并不为以后的统治者所采纳，因此，一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灾难深重的历史轮回之中而无以自拔。
秋风萧瑟中，我站在宋教仁雕像之下，我的忧伤无以言表。先生已逝，而他至死追求的宪政时代还是那么遥不可及。难道真要应验梁启超先生那句名言中国不亡没有天理，中国亡了没有地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