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军 黄舒心
（陈军先生目前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八九年被北京列入49人黑名单时是出租车司机，现为自由职业者）
与刘晓波私交甚笃的陈军，为好友获奖感到非常欣喜。他认为，这份奖项是对中国几代仁人志士为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努力捍卫人类基本尊严和普世价值所付出艰辛代价的肯定，是集遇罗克、张志新、魏京生一直到八九民运及维权运动等以来的大成，“但刘晓波获奖实至名归，在过去20年，与其它曾各领风骚的的几代民运人士相比，刘晓波的坚持、成就与个人付出的代价都不逊色。”
刘晓波不为人知的一些往事
虽然刘晓波获得这份难得的殊荣，但围绕在刘晓波该不该得奖上的争议仍旧不断。一是批评1989年天安门学运时，刘晓波有作秀之嫌。当时学生已经准备撤离，但在“绝食四君子”：刘晓波与侯德建、高新、周舵四人站上舞台的情况下，天安门广场再度激起热情，该撤的学生没辙。
第二，刘晓波在1989年9月份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表示“六四事件”中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言论一出饱受外界抨击。第三，外界也对刘晓波的著作《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多有批判，认为著作污蔑天安门民主运动、有为官方间接背书的嫌疑。
陈军对《明镜》强调，外界在认识刘晓波的成就之际，也应该对刘晓波这个人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如此才能明白刘晓波过去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包括他走过的歧路和内心的挣扎。在陈军看来，一位杰出的人物常常会有普通人的一些弱点，但普通人却永远可能不会有杰出人士的一些质量。在刘晓波的身上有些难能可贵的质量，这些质量，陈军是在自己同刘晓波多年交往的过程，才慢慢体察到的。
“虽然我之前在媒体上看过刘晓波的报导，但还没机会认识他。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我是在六四之前的4月6日被官方正式驱逐出境，到美国后，与1988年底来到美国的刘晓波结识，发现两人都有哲学背景，都酷爱文学，加上他为人处事坦诚豁达特别合我的心意，因此我和他一见如故。”
陈军强调，刘晓波投身民运时，已在中国拿到文学博士，刘晓波的阅读相当广泛，不论是文学、哲学，或是美学都有所涉猎。他不只关心政治社会变革的议题，还关心形而上学、及宗教和道德这样的精神领域，这是刘晓波与许多其它民运人士不同的地方。
在美国的交往期间，陈军与刘晓波谈论过相当多的议题，但他们都不关心当朝人物的内幕政治，甚至也不怎么关心某个单独政治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而是广泛探讨各式各样、有关人生价值观的问题，其中很自然地谈到中国文化的弊端，包括对上几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角色的检讨。
“当时我和刘晓波想搞一个‘刘雁宾现像研讨会’。因为我们认为上一代知识分子对共产党还是抱持希望，想做‘第二种忠诚\’，也就是认同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但认为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以今天的说法就是‘跪着造反’，希望‘皇上体察我们知识分子的用心’。”陈军说。“我们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断奶。”
此外，陈军与刘晓波也想藉由研讨会检讨海内外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消极抵制的现像。当时，许多菁英、自由派份子都宁可与“中国民联”保持距离，认为自己的作为才能真正对中国民主化有所贡献，而“中国民联”是边缘团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另外刘晓波还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坐而论道，写文章呼吁社会变革外，很少身体力行地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但研讨会最终引起相当大的反弹，包括刘雁宾本人。
不过，也因为这些讨论，让刘晓波决心返回中国，投身刚开始的学运。“当时我们圈子里也有其它人买了飞机票，但最后真正上飞机的就刘晓波一人，这点我要为他鼓掌，他从来就是敢作敢为，是个性情中人。”陈军说。
回国后，刘晓波仍和陈军保持密切互动，并身体力行积极推动自己的信念。在天安门广场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刘晓波对陈军感叹道：“虽然许多知识分子到广场上演讲、劝说学生，但总被学生排除在外，原因是学生认为知识分子只会作秀，不能与他们同甘共苦；有号召力的人，如方励之，不愿在在线，没有号召力的人又不能让学生信服，正由于缺乏一批有感染力的领导者，学运到后来几近失控。”刘晓波认为，他必须在学生中做一件事，去赢得学生的信任和某种意义上的说服力。
因此，刘晓波与侯德建、高新、周舵四人在天安门广场展开绝食运动，在学运已陷低谷时高调介入学运，并写了《我们的建议》宣言，呼吁学生别让仇恨毒化大家的智慧。“这个观点我们交换过一些意见，我当时在海外提的口号是：搞民运要优雅一些”。陈军说。
“后来天安门要被武力清场时，刘晓波等人临危不惧出面与军队谈判，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将学生和平领出天安门，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悲剧。正是刘晓波自己的身体力行和付出，在最困难的局面时起了领头作用，这是很重要的个人成就。”陈军表示，那时可以看到晓波对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原则的坚持，他后来关于“我没有敌人”的提法便是从那时逐渐发展出来。
刘晓波的自我批判与反省
刘晓波因六‧四入了监狱，出狱后接受了官方四十多分钟的采访，将自己所目睹的天安门清场过程描述出来，却因为“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言论引发强烈抨击的声浪，陈军指出，这件事在后来的报导中写得很清楚，刘晓波本人非常后悔，刘晓波对陈军表示，“将来只能用更多的坐牢来洗刷他自己。”
除了受访言论外，刘晓波的著作《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也是饱受抨击的对像，陈军认为，他从书中看到刘晓波淋漓尽致地剖析了自己，同时也剖析了学运当中不光彩的部分，换句话说，当刘晓波在做这种自我忏悔的举动时，他不是在政治层面上讨论八九学运，而是从伦理学和美学的角度对人性作探讨，这有点像鲁索当年写的忏悔录，这时的晓波更像一个哲人的角色。“这点符合他性格中自恋的部分，喜欢文学和哲学的人都容易自恋，觉得自己能见人所未见。但晓波这部分确实是走过头了，他把自我批评变成了某种自我欣赏，并将自我欣赏变成某种狂热，这种狂热导致书里的不公平和极端，故后来被别人一致诟病。”
随后，刘晓波前往美国，陈军在与刘晓波私下的谈话中，很认真对他指出：“如果你持续抱着这种观点，我们的朋友就没办法交下去。你在考虑问题时太不严肃、太随意，太有自己的虚荣心，尽管你的虚荣心是以淋漓尽致自我剖析作为代价，但确是一种过度自恋。我认为刘晓波当时认认真真将这番话听进去了。”
其实不只陈军，其它许多人也见到了刘晓波的转变。从前许多人公开写文章抨击刘晓波，如郑义和丁子霖等，但现在反过来给予支持。“刘晓波美国之行后回到中国，有很大的改变，从他后来10几年的坚持可以看出，他认真为过去犯下的过失而努力，包括后来把劳教和入狱当成洗刷自己罪名的机会，而不看作是一种惩罚。刘晓波另外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知错就改，他从来不像中国的有些文人包括异议分子，认为别人批判了自己，就应该想办法替自己辩护甚至对骂。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品格。”陈军说。
陈军指出，刘晓波从此更加把其追求个人自由的生活信念放下，开始脚踏实地去与国内其它自由派知识分子、民运人士、维权人士认真展开对话，认真去经营和发展人际关系，并慢慢被大家接受。一开始对刘晓波非常不满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与丈夫蒋培昆，也指出了刘晓波的转变，被刘晓波的诚意打动。同时晓波非常勤奋地写作，对一系列社会公共的议题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后来组织和推动《零八宪章》，都离不开他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这种坚持，真得是少有人能做到，也因此晓波成了国内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这不是做几件勇敢的事，进过监狱就可以达到的成就。”陈军说。
“现在很多批评他的人，因为不了解刘晓波，都是用了一把‘政治正确’的尺子在衡量他。”陈军强调，人是会改变的，不应该拿20年前或期间的某一件事来说今天的刘晓波，“如果是这样的批评，未免太容易也太肤浅了。是人都会犯错误，关键是看他是否有自省的能力，是否有对自我有更高的追求。晓波绝对有很高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还会在今后看到后续的影响力。”
刘晓波获奖精神层面意义大
陈军于1995年曾悄悄回到中国，直到被当局发现重新驱逐。这期间陈军大部分时间都与刘晓波在一起，使陈军对刘晓波有了更深的了解。陈军回忆，那时刘晓波还很自由，他们讨论最多都不是政治或社会的议题，而是类似于对朋尔霍尔，西蒙，薇依这类宗教思想家在道德层面的追求，或讨论马尔克斯或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刘晓波常常会背颂一些诗人，像理尔克的名句，或感叹加缪的“有为形而上学自杀的吗？”这样飘渺的问题。
因为这段时间的交往，让陈军感到刘晓波的内心有着对终极价值的向往和追求，这种追求超越现实政治利益得失的考虑。“我那时深知晓波是个心地极为善良的人，他虽然还可能会说错话，做错事，但他自我向善的努力和对理想追求的那种激情，让我觉得他比一般的民运人士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自由精神，因此也更有潜力去做成一番成就”陈军说：“这就是为什么晓波能扮演一个目前其它民运人士难以扮演的角色。”
之后的刘晓波，继续将大量时间花在写作上，涉猎领域不只是政治、社会问题，还有他对人性、道德的关怀，也因此造就了他多重的身份：政论家、社会活动家、独立知识分子、哲人、诗人、美学评论家。陈军强调，这些身份对外界了解刘晓波来说很重要，否则大家就会以了解魏京生的标准去了解刘晓波，这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如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陈军认为，刘晓波作为一个海内外享有广泛声誉的异议份子，在有了诺贝尔奖的身份后，应该有能力推动中国朝一个更和平、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前进，而不只是口头上的革命派。陈军指出，从刘晓波最后的声辩中可看出，他已经从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反叛者变成一个对社会发展有高度责任感的政治人物，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有建设性、理性的反对派。
不过，刘晓波的获奖，在精神层面上的影响力或许更大。“中国能否因为这个诺贝尔奖而加快民主化的进程，这还有待于时间来证明。社会的转型，尤其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每一个变化都需要其它各种政治因素的互动来配合。但在中国社会当下精神和道德普遍沦丧的情况下，晓波的得奖能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很好的精神楷模。”
陈军认为，在极权体制下，做一个勇敢的反叛者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看守自己的良心，捍卫个人的尊严、尤其在那些不为人知的时候，永远以最大的善意去承受重负，包括来自同一阵营的的误解和中伤，这需要内心很深的道德力量和精神追求。“我深信晓波在这方面是有自我期许和准备的。他如果能继续他的坚持，继续他多年的阅读和写作，他也会像哈维尔这样的杰出人物一样，对中国有更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力，这有可能比在具体环境中推进中国民主化来说更加重要，我有信心他能胜任这个角色。”
—— 原载: 明镜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