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一个人在20来岁以前，大概是距离大自然（世界）最为贴近的一段人生记录了。相形之下，在这段人生履历中，他基本上处于家庭的呵护之下，没有太多成长之中的烦恼，他可以像一个自由人一样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用童真般的眼光去给自己描绘一副未来美好的蓝图，取之不竭的想象力，心无杂念，他所展示出来的一面与其内在的自我表达需求大体上处于同一的，更进一步地，作为一个存在的主体，他与自身、与真实的生活、与大自然的平稳运行处于同一位置，还没有来得及被这个世界的百般无聊、肮脏的人际关系、闻所未闻的内幕交易、各种花招与阴谋、以及种种不良的社会习性所感染，没有受到太多外在禁忌的干扰和异化。总而言之，这是一段充满希望、憧憬、分享愉悦和令人回味的美好时光。
在这以后，他开始慢慢地脱离家庭的豢养和照顾，用自己的行动去构筑属于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他必须从一个较为稳定的成长环境中独立出来，独自面对自己，面对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社会。这时候，他会发现，一切都将随之发生改变，他头脑中原本许多美好的想象，许多顺理成章的、符合基本常识和人性的东西，变得苍白无力，他不得不为此去做不断地修正，随着与社会的交流更进一步的深入，他会惊奇的发现，他的几乎每一次行动，都会与他最初的实际想法相背离，他不得不面临选择，一方面，他可以沿着最初的想法一路走下去，而且，他每走一步都会步履蹒跚，在每一件事情的处理上都感到非常吃力、异常艰难；与此同时，社会时刻为他提供另外一个选项：即时改变他头脑中最本原的想法，顺着社会或明或暗指引的方向去行动，这样他的人生道路一下子变得宽阔起来。当然，这样做并非不需要付出代价，他必须放弃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和个人意志，至少不让它们有公开表现的机会，到最后，变成一个与当初完全不一样的自我，成为受社会所悦纳和认可的那种人，有一个词来解释这一奇特的心理现象，叫“成熟”，相对而言，这是用一种社会的眼光来评判个体存在的价值指标。
一般来说，人们并不会认为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世界通常是变幻莫测的，需要时刻做出调整和改变本身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在这一现象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通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现象，一个基本错置，即：人，作为一个简单的自治主体，为什么不能依据自己的真实想法和自由意志过日子？到底是他年轻时候的想法是错误的（通常，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最本原的东西和人生观），还是之后他所面对的世界存在某种异化的东西，最终令其导向完全事与愿违的结局？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一种生活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人，必须在这个世界存在下去，并且以尽可能轻松的方式，很少有人会选择前面一种生活态度，那样的话，社会，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惯性，从他周围施加压力，嘲笑他，反对他，令他狼狈不堪，如果他不思悔改，那么，作为一种抵抗的姿态，他不得不逐渐与周围的事物疏远，最终，退回到他自身内在的世界。这时，他开始一种独立的眼光审视自己内在的东西和来自社会的力量之间的真实差异，这种压迫感的源头来自何方？他开始按照原本所是的那样承担自己，承担起自身存在的责任和这个世界的一切，他的生命将变得不再轻松和舒适。
和许多人们一样，在我20岁之前，我有过美好的童年，有过许多美好的想象，有过许多关于快乐和令人痛苦的故事，它们是那样真实和清晰的可见于自己的内心独白，我同样为自己提前设计过许多人生蓝图和各种范本，但是，却从未设想过——也根本没有想到过，我会成为一名写作者。直到今天，如果要为我的选择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可能是在经历无数个欲言又止、自我羞辱的场合之后，作为一种基本的存在论冲动，退回到自我世界之中，并且将它们较为完整的表达出来，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没有任何外力能阻止我去做一件事情，显然，这是一条并不怎么平坦却令我内心安宁的道路。
在一个文化审查制度和钳制言论的环境下，写作者存在的意义是非常复杂的，通常，他可以选择作一名“社会主义作家”，其写作的目的不在于为读者提供真正具有启迪意义的文学作品，而是为这样一种审查制度提供一份书面证词，一条令写作失去本来意义的途径，一门令语言萎缩并最终摧毁语言本身的职业。在我看来，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词语的力量在于勇敢地说出真相，捍卫人性和基本的社会常识，存在和记忆的功能，萨特曾经写道：“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应该用常人无法企及的超脱眼光，站在一个独立的观察者的角度，来审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共同世界，然而，一旦写作者试图这样去行动，他会非常尴尬的发现，他处在了如今我所处的位置，文字使他成为一名十足的反社会的反叛者，他将成为党的书记、文化审查官员和政治警察联合压制和攻击的对象，而这，恰恰又是他获得与其内心世界保持同一唯一有效的途径，换句话说，他彻底地释放了内在的表达需求，同时也成为官方眼中潜在而又真实可见的“囚徒”，这是一个荒谬却客观存在的悖论。
显然，这样做多少令人有些费解，或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徒劳无益的，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够从生活中真正得到些什么呢？
我是属于在“改革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据我所知，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通常很少去思考“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需要“改革”？“改革”到了什么程度？“改革”在未来的哪个时间点宣告终结？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是否愿意过这种“改革”的日子？某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暗示人们不要去思考这类事情，它是危险的代名词，这是属于某个更高层面的权力小圈子才有资格进行诠释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又能真切地感受到“改革”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人们的生活并不仅仅从属于他们自身，它还有另外的、更高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它被权威部门确诊为“改革”改出的成果，与此同时，它又被匿名的权力代理人告之应当服务于、服从于“改革”，事实上，它本身就是“改革”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我们难道没有这样的感觉？“改革”可以随心所欲地影响乃至剥夺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当“改革”不再以一个动词的含义出现，而是作为意识形态符号强加于整个社会，“改革”一词失去了它的原初意义，变成了一个教条化的、僵死的虚词，在它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权力在肆无忌惮的横行，以“改革”的名义。
人，一旦追问这些通常被忽略的价值层面的问题，那么，他与他自身的存在，与这个世界的客观联系将由模糊转向变得清晰起来。
（一）
与政治警察正式打交道始于2009年9月10日晚上，“国庆”60周年庆典前夕。
受一家国际人权组织的邀请，我将于9月11日启程前往瑞士首都日内瓦参加一次国际性的人权研讨会议。为了这次旅行，我作了大量的前期准备，机票、签证以及日常备用的各种东西，我均已提前准备妥当，还差大概12个小时就可以登上飞机。近段时间以来，我都感到异常兴奋，仿佛“铁幕”被我生生地拉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籍此，我能得以窥见一缕自由而又崭新的阳光，“自由，哪怕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对于那些长期服役的人们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砰、砰砰”，“砰，砰砰”，响起了敲门声。
“谁呀？”
“砰，砰砰”，“砰，砰砰”，没有回答，低沉、富有节奏的敲门声再次传回我的耳膜，可以确定，的确是有人在敲门。
我从书桌旁转过身，习惯性的顺手打开房门。
“暂住证！”一支墨绿色的手电光从屋外直奔我的房间，时间，滞留在一张肥硕而又狡黠的脸庞上面。
暂住证！是秘密警察涉足公民权利领域一句非常方便的辞令。深夜，则是秘密警察们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通常，这是人类防范意识是最薄弱的时间段，作为心理学课程的一般知识，秘密警察早已经熟练而又准确的掌握了这一规律。
“谢强，你瘦了很多！”一个生疏而又略显熟悉的声音在那缕电光的背后冷不丁地向我闪过来。
那一瞬间，我已经知道了确切答案：日内瓦那缕孕育着自由的阳光注定要从我身边擦肩而过。
（二）
时光倒流到几年前，我在一家党的基层组织里面工作。
这里，没有高高的围墙和铁栅栏，没有专门看管囚徒的监狱看守，看上去一切都井然有序，人们按照习惯上班、下班，打牌聊天，随地吐痰，直立行走，过日子，对于一个陌生的访客来说，看不出来这里和外面的世界有什么明显差异的模样。
事实上，只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才会清楚这里面是很有讲究的，比如，你很容易从他们的着装、外貌、表情、谈吐，辨认出领导者和普通工作人员；那些领导经过身边的时候，下属们总要下意识的主动垂头示好；每一个人身上都挂着一张不自然的、带有纯粹象征意义的笑脸；不管身处哪一层级，议论上司的言论是绝对被禁止的；除了工作性质的事务交流，人们之间很少有私人性的相互沟通；对人的态度往往混杂着夸张而又虚伪的礼貌，嫉妒、轻蔑、自卑、紧张、敌意和深深的猜疑，眼神要么精明狡黠，要么暗淡无光，偶尔带点韦小宝式的玩世不恭，算是难得的人性闪光；一般来讲，幽默和玩笑是被禁止的，至少要懂得适可而止，因为这会冲淡机关生活的严肃性；很难知道人们内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也许其实根本就什么都没想过。
如果发现他们中间偶尔出现相互问候的场面，你若认为这是一种友谊或礼貌的外在表达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的形式和仪式，避免不小心遇见时出现冷场的局面，一种例行公事般的敷衍了事，有时，为了省却这种相互之间问候所带来的麻烦，人们干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尽量不外出。总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将每个人的心思都深深地隐藏在那层面纱后面，很少有人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时间久了，也就失去了对真实想法的思考，没有个人的真实想法，随波逐流，大概是机关生活的一大特色。
工作之余，如果人们还能够找点乐趣来打发剩余时间的话，那就是打篮球，这是人们的主要消遣方式，即便是消遣，也是有讲究的，有一位姓李的中年主任，身体十分强壮，嗓门大，喜欢满场飞奔，站在球场中央将双手插在腰间大声吆喝，投篮技术也还不错，他是为数不多的还有个人兴趣的中层干部之一，那些年轻人们有意无意喜欢将球传到他手中，潜意识里某种东西在影响和支配他们的头脑，这是政治正确的表现，是工作纪律在球场上的继续延伸。
这里是一座社会主义大学，领导是教师，是校长，自如地挥霍他们的口才，唾沫四溅，指点江山，一遍又一遍，既便难以忍受这种精神上的强暴和虐待，人们也要务必假装仔细聆听，接受训示，当然，私下里人们很少相信这些骗人的鬼话，如果有人真的相信这些，要么，他尚涉世未深，要么，只是一个残存某种原教旨色彩的理想主义份子，大概连“校长”本人都会怀疑他的忠诚与处世能力；同时，它又可以随时转变为一个组织得体、高效的军营，领导饰演随军牧师的角色，人们仿佛经过严格的纪律培训和特殊的锤炼，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一种集体主义荣誉感。
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已经不存在马克思学说的忠实信徒，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也并非那种异端的反叛份子，他们私下里或许都对现实存有各种不满情绪，但还是能忍受来自上司的种种羞辱，原因在于有份稳定的、不薄的薪水来维持这份契约，这份薪水足以养活一家人的基本开销，甚至还能使小日子过得不错，如果说对未来还有什么企盼的话，就是指望某位领导能够对其加以提携，在这个军营里边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每个人都会这样去想，去做，所以内部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这大概就是他们整个人生的全部价值。评估他们一切行动的意义与否，将有一个最终的裁定者——党的委员会，书记。这所社会主义大学，或者军营，与外面的更宽泛的世界联系起来，构成整个制度存在的一部分。
没有人愿意坦承这里是一所无形的监狱，于其中他们只是扮演自身体制存在的一个“囚徒”的戏份，那样虽然比较客观、真实，却直接击碎了维护人类基本尊严的表像世界，因此，他们宁愿将这里隐喻为一个战斗单元，将自身真实的存在隐匿在这个不具名的集体之中，同它休戚与共，他们并不热衷于建设所谓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与此同时，也认为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地位是不可更改的历史客观事实，没有人能够挑战它、取代它，尽管如此，这足以证明人们的思想意识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虽然，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这个极权制度不可让渡的组成部分。
这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存在状态的一个简单勾勒。
（三）
写作是一项十分孤独的事业，因为个人要承受起整个世界存在的孤独，因此，写作者也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发挥想象力以及用于沉思整个世界。在我的个人写作过程中，某种莫名的危机感始终存在，这种感觉，有时可能源于写作灵感的枯竭，但更多情况下，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压力。通常，在我的头脑中有一种意识流的第六感官直通外部世界的某个地方，在那里，我的写作被极少数人所接触到，他们可以自由阅读我的东西，认同我或者批判我，或者不屑一顾，通过文字这条桥梁，我们成为精神上的伙伴，与此同时，在他们中间，也隐藏着一双犀利的、不太友好的眼睛，它在细细地搜寻这些文字间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作为在未来某一天找我麻烦的犯罪证词。
当然，这并非纯粹是一件坏事，至少，它使我意识到，我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完善我的东西，不让它有哪怕是一丁点的差池，让我将每一次写作任务当成在失去自由之前的最后的工作来对待。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甚至产生过一些很滑稽的想象牙，比如，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秘密警察很不礼貌的突然破门而入，然后，将呆若木鸡的我带上手铐，押走，留下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还有，面对秘密警察训练有素的审讯时，我在头脑中预先构思好几套应对的方案，再依此见机行事（后来，我发现那些头脑中的构想根本就不管用）。在庭审过程中，面对那些法官和检察人员，我到底应该是纵横捭阖，畅所欲言，还是保持沉默，将辩护权交给我的律师。等等。总之，在我的头脑上方，有一个时时刻刻在场的观察者的眼睛在注视我的一举一动，作为一名潜在的“囚徒”，我不得不因此变得小心谨慎。
当这一蕴藏在头脑中的风暴转变为生活中的现实很快降临的时候，我非常惊奇地发现，我比想象中要镇定许多，勇敢许多，至少，面对那束闪烁的电光，基本的人类尊严在下意识的提醒我：面对强权，必须奋起抵抗。
现在，我坐在了一辆警车上，开着。城市街道的路面两旁流光异彩，车来车往，但是这台警车里面却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在我周围，我的身边，一左一右坐着两位警察，都是便衣着装，将我紧紧挤在中间。其中，有一位是我认识的，大家也都应该还有印象，就是那位爱打篮球、向我主动套近乎的李主任。多年以前的那层薄薄面纱公开的扯下来了，我们之间几乎变得没有任何距离，非常真实的呈现在对方眼前。
籍此，我也发现了一条奇怪的定律，在这个体制下，人们之所以能相安无事呆在一起，因为双方脸上都蒙着一层薄薄的面纱，这层面纱保证了每一个人在这个体制下相对稳定的生活和安全感，同时，为了确保每一个人的存在，每个人也有义务共同去维护这层面纱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面纱就代表了体制，是必须要坚守的东西，十分自然地，如果谁点破这层面纱，退回到真实的自我状态，那么，他将遭到所有人的集体抵制，就像当下，我们成为政治上的真正对手：他是整个体制的化身，代表那块面纱，而我，则是站在那块面纱之外的一条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真实生命——他是“体制”，是“狱卒”，我成为他眼中真实的“囚徒”。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甚至，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彼此之间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对方的真实存在，有一点我不太适应的是，他们——对我的未来和命运了若指掌，可以肯定，在我们见面之前，如何对付我这个政治上的对手，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有了一套通盘的方案，而我对此则茫然不知，从心理战术的角度讲，这对我而言是非常不利的，这种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显然影响到了我的情绪，有点沮丧，通常，这是每一位异议活动份子所要经历的，是同这个极权体制剥离、退化的必然过程，如今，我正痛苦的经受这一切。
警车七拐八弯之后在一家不太显眼的小宾馆前方停靠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黑监狱”——一个不经法院审判、不经检察部门批准同意就可以随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地方。在这里呆了一宿，我知道了从我们当地专程上来了四位“进京”干部，其中：一位乡镇派出所的副所长，两位乡镇基层工作人员（包括这位李主任），另外，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秘密警察）的一位副队长领衔。通过简单的对话与交流，大体上有两点可以确定：第一、出国旅行的机会失去已成定局；第二、和许多积极的公民一样，我被视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国庆”60周年庆典完毕之前必须在北京这座城市的眼皮底下消失。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