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无规则布朗运动的写作文本。可能有统计规律存在其中。（个人言说）

补充：1993年，我们也与苏联的情况做了比较，苏共总共统治了大约74年，赫鲁晓夫对独裁者斯大林的做法做了很大的改变，对社会控制有所松动。后来勃列日涅夫专制回潮。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苏联发生巨变，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受高等教育的一代人，当时他们的同学朋友支持这个变化。

虽然碰巧到2023年（1993年估测的30年）中共建政正好也是74年与苏共建政相仿，但这个不是我们估测的原因。另外中共与苏共建政很不相同，中共花了28年打下江山。中国历史与苏联历史也很不相同，2000多年之前的西汉时期，中国就对现在的乌鲁木齐有了影响力，苏联只有不到一百年。中国的现状也与苏联不同，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活动方式，虽然是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大陆是介于苏联与中国台湾（更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讲）之间的情况。我们1998年筹组中国民主党确实想试图学习中国台湾的一些经验，但看起来还需要更多的观察、尝试、努力、实践。

该文从2009年六月在陈奎德先生主持的《中国宪政民主化国际研讨会》期间与徐文立先生商讨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后于2009年7月15日成立）、《流亡中国民主党人委员会》（后于2009年10月10日成立，但徐文立先生后来没有参加）开始至2009年十月初稿，后来因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事一直就搁下来了，现在加以发表，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一些朋友的观点、看法，不代表《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目的是重点引入“可控制转型”概念以及1998年我曾提到的“演进”的“第三条道路”的概念

――从我自身的经历和思考谈起

未来中国会向哪里走？会不会宪政民主化？我们的努力会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是一个民间立场的人，而政治特别是中国政治通常都是官方立场起主要作用，在通常情况下，民间人士只有通过与官方的沟通、相互作用才能起一些作用，只有民变蜂起的时候，民间立场的人才能够有可能起一些独立作用，有时甚至能改朝换代，变成新的“官方立场”。

当然，我们不是追求改朝换代，我们想追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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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后，许多人认为中国很快会变化，想当年我被关在秦城监狱的时候，由于我长时间单独关押，看管我们的武警也会与我开玩笑。有一次，有一个武警打开第一层牢门时与我开玩笑说，“海外你们的朋友（其实当时他说的是指具体的二个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暂时不写出具体的人名）派人来救你了。”，其实我了解89学生运动的很多情况。我很认真地说，“他们自己都逃到国外去了，谈什么来救我。”我是不信中国会很快变化的。同时我相信根在中国大陆。

1991年，我有幸因美国国务卿詹姆士贝克（James　Burke）访问中国而提前释放。以后一直受到警察“关照”。可能因此也是我继续化很多时间思考中国未来的原因。1993年我们一些朋友有个小聚会，大家估计中国倘需要30年才能宪政民主化。当时的分析是这样的：

78－79年后中国进行开放改革政策，由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破坏作用，中国从上到下都在寻找出路。中共顶层主要要通过发展经济并保障政权，民间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很想引进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或者称自由和民主），从78年开始特别是80年代到1989年整个社会是相对开放，自由多元的。独立的学生组织经常出现并出现一些独立的学生政治组织。不过这些学生政治组织还是没有能够发展起来，到了1989年各地高校自治会，比如北大自治会以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 <北高联>>中共称“高自联”）已经像模像样，如果不是中共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整个中国的面目会非常不同。在88年我参加的北大的《行动委员会》*，就已经是非常具有自治性质的学生政治组织。89年4月份，我参加北大自治会筹备委员会时，我一开始担任外联部长（88《行动委员会》我也被安排做外联部工作），我们外联部的许多成员每天到各高校去发送北大自治会宣传部印发出来的传单，以及帮助其他高校建立学生自治会。我也几次去北京的许多高校去帮助组建各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当时学生的热情和激情我是感同身受的。北京的许多大学对我去他们学校帮助组建学生自治会非常热情，这里的故事很多，有的肯定终身难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一直热衷于民间组织建设的一个原因。

本来中国的未来对于我们80年代的大学生是充满期盼的。但是8964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使中国进入了另一个路向，不管我们无法诘问这到底是不是中国的历史必然。但是我始终认为靠武力是压不住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的，虽然当时中国的许多大学生，包括我们这些学生活动积极分子，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是不完全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肤浅的。许多人还是深受“中共式”所谓民主的深深影响。确实也有少数“小毛泽东”、“小张春桥”、“小王洪文”、“小姚文元”的影子，谁叫我们出生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呢。但是自由民主是我们这一代的主题词。

那为什么我们在1993年会认为中国需要30年才会民主化呢。我们当时认为江泽民这一代不可能发生变化，89六四事件太大，没有可能性。而胡锦涛这一代肯定会更毛泽东化，四十年代出生的胡锦涛一代受的“高等教育”（中国的60年代）完全是毛泽东的那一套，而四十年代出生的民间人士不可能有像样的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反抗群体。四十年代后以至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些“异议人士”受不到很好的教育，有许多人更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专制统治的巨大影响，实际上进展非常困难。所以四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中共统治者将比江泽民一代更保守（既毛主义式的保守）（类似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期）。

由此，我们当时再向未来中国的纵深看，发现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一旦主导中国，中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谁会在50年代出生的中国共产党中间胜出，但是当时我们已经知道异议人士方面的刘晓波（其实我个人当时对刘晓波在秦城监狱的表现是不认可的，但他当时是50年代出生的民间人士之一）、王军涛（二个所谓“黑手”并且当时都在国内，陈子明、王军涛等人还被判了重刑）等人，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中，中共方面的人与反对派方面的人将有共同的教育背景，比如北大、清华、浙大、上海交大、南大、人大、北师大、复旦、中国科大等院校毕业。所以到时候有得一搏。可能我们主要是60年代出生为主的，我们当时总感到50年代出生的人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有限，大多数人其实是很不幸的，即使对于原来出生在城里的人，都赶上了上山下乡、招工进城、买断工龄、提前退休等困境，更不要说农村出生的人，发生大的方向性变化的可能性由于缺乏整体性社会性的支持还是欠力度。而当时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些人因为当时机会较好，大多数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一般人比较难放弃既得利益。

我们是自我暗示的一代人，60年代出生，80年代的大学生，当时在大学里我们是绝对主导的，虽然我们的自治组织、自治意识被压制了。特别是被武力压制了，但当我们这一代成为中国主导的时候，中国肯定要变——89年各省市各高校的学生组织就有全国性的天然联系，一旦条件发生变化，通过长期积累，是很容易连成全国性组织的，（就我个人来说，与北大自治会、北高联的大多数人就有天然的联系）——或者说肯定要宪政民主化。我们当时认为这个变化当然也要我们一直艰苦努力、积累发展，才能水到渠成，不努力是不行的，天上是不可能掉下馅饼来的。、、、（后来，1998年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本来想打一个基础，做一个伏笔。）

这是我们当时1993年对未来中国的预测、设想和期盼。也是我同意并积极介入浙江异议圈的原因。因为我如果在1993年不介入浙江异议圈（1992年我与北京的一些同学朋友已经有一些联系了），我在个人发展上没有任何问题，我在邮电部东方通信集团公司工作（当时称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由于有社会关系，个人发展是比较畅通的。但异议圈活动对民间立场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当时刚从监狱出来一开始的影响力主要在北京，特别是北京被镇压的学生组织北大自治会和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我在二个组织中都当过较长时间的秘书长，我很清楚，由于我以前学的是物理学，我的政治能力是不高的，我是被其他高手硬推到前台的，被北大自治会派到北高联去竞选秘书长时，我还被推选为北大自治会的副主席，【当时北大自治会的主席是杨涛、副主席是常劲、蔡健、副秘书长是马学理、纠察总队队长是赵体国、彭嵘、组织部长常劲、宣传部长杨国忠、财务部长刘蓉等等、还有（我个人一直佩服的高手谢健）、北高联副秘书长邵江、外联部长李海、（内部）情报部长、理论信息部长等等】，这个头衔（主要是《北高联》秘书长）引起了我的被通缉和被判刑，一些高手没有头衔没有事。这也是1998年我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后我一直是联系人或义工联系人的原因，直到2009年7月15日前，我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联系人以及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的义工联系人，但1998年的共产党还是不放过我，主要是因为我与王策见面而被关押了，否则，我可能会像王东海、林辉一样没有什么大事，不过我应该迟早是会被再判刑的，因为我要参加组建全国性反对党，虽然是按照吴义龙先生提出的的“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四原则活动，但我是不会停止发展工作的，我如果不停止，再加上我的反对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的个人历史，我想我迟早是要被判刑的，而且本来真的历史也没有假设）。

从个人经历言谈未来中国……

先做一段讨论……

个人认为要成功实现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民间条件是：

1：有一个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全国性的反对组织（最好是全国性反对党）。（例如，台湾民进党，波兰团结工会，南非非国大，韩国大国民党等，苏联是不适合的，因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是共产党顶级成员。）

2：有一批杰出人物（而不是少数几个所谓领袖）在这个反对党中。

3：这样的反对党以及这些杰出人物被国际民主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认可并获得支持。

4：在中国出现全国性的社会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或者政治危机，特别是综合危机。在危机出现及其进程中，这个有影响力的反对党及其群体代表要有坚强的毅力和决心发挥全国性杰出的领导作用。并在关键转型时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以及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完成实质性的宪政民主转型。

真是因为这样的认识，我们想将中国民主党打造成这个关键的全国性反对党以及培养造就成一大批杰出的中国社会活动人士。我们最早讨论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开始就是想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先构造中国民主党的功能性组织：例如，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流亡中国民主党人委员会（发展成中国民主党政治理论和道德委员会），中国民主党海外学生学者委员会（当时跟全美学自联的朋友在沟通）等等各功能委员会。

后来纽约一大批朋友的参与使得中国民主党发展的思路有了一些变化。当时我个人虽然也有各种顾虑但是也是积极投入这个进程的。这也是我在非常忙的物理研究期间几次去纽约与这些朋友一起讨论、争论如何发展中国民主党的课题。（我认为这些讨论争论的活动内容今后有必要应该向公众公开。）我个人当时也花了特别的情感、精力和心血与李进进、刘念春、熊焱、金岩、项小吉、王天成、陈立群、王军涛等人一起去罗得岛与徐文立先生面谈中国民主党未来的发展前景。当时在罗得岛达成框架协议后，我个人当时不敢相信会有这个结果，但我还是和李进进一样，回来时和大家一路是兴致勃勃的。我回到纽约后在哈德逊河边（along Hudson River）给徐文立先生打电话，真的希望今后能够促成大事。当时通电话的状态还是很好的。我当时也是非常高兴和兴奋。看样子条件在变得成熟。我从纽约回到弗吉尼亚的Newport　News，杰弗逊国家实验室，一方面做我的物理研究，另一方面开始更多地与一些朋友联系。

可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事与愿违。看起来条件确实没有成熟。我前面的感知是对的。本来我与朋友讨论、交流、沟通，根据中国民主运动以及中国民主党的历史，根据海外的情况，形成四十年代出生、五十年代出生、六十年代出生的三个年龄层级的中国民主党海外的全国性架构（我与方励之先生，严家其先生，郭罗基先生等通报过情况），辐射国内，在条件成熟时，将以国内为主，在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前提下，在国内每个省都能形成基础性中国民主党的地方性架构。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化，这个设想没有能够实现。看样子条件确实没有成熟，只有让时间改变一切了。正如熊焱当时所说的，我们就像一首船，来这里停靠一下，经过这一站，就往下一站走了。但是，我们下一站走向何方？

在我看来，第四个条件的前半部分在中国开始有迹象真正变得成熟起来，从地方性的民变到全国性的危机在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下会越来越有可能。但是没有条件1，2，3的成熟，我们只有被动等待共产党的变化。但是没有民间的全国性有组织的力量，共产党会变化吗，中国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吗？看起来很难，因此全国性反对党成为中国的反对运动非常迫切的任务。当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国内从事反对党也是最复杂而且危险的。首先需要勇敢，其次确实还需要更多的磨练和智慧并且伴随很大的牺牲。无论怎么说，要在中国实现平稳的宪政民主转型，发展全国性反对党确实是非常重要而且在我看来是关键的要素，是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平衡力量和替代力量。当然，我希望中国民主党是最好的一个候选政党。今年秦永敏、吴义龙等一些1998年早期参与中国民主党的领军人物即将出来，是不是会带来不一样的变化？虽然中共在政治上的控制变得更严厉了，因参与中国民主党而被判刑十三年的领军人物刘贤斌最近又被逮捕了。

确实有一个“怎么办”的问题。

或者说如何推进四个条件的实现的问题。由于本身的以及外在的原因，在条件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只有正视现实，只能一步一步来。国内朋友打电话来希望中国民主党再整合，我想现阶段谈民主党融合确实不大现实。海外的情况不是容易说的清楚的。只有先在现有组织基础上的发展，获得突破，扩大影响，才能为下一步全国性反对党中国民主党的大发展做好基础性工作。

为了扩大影响，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必须扩大中国民主党外事委员会。关于中国民主党的外事委员会成员，应该面向公众，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协助下，扩招委员会成员。

中国民主党要在今后十年内在中国大陆合法化，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促成成功实现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四个条件的成熟，从而争取在2015年后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有一定的合法活动的空间并争取在地方选举中取得部分地方省市的参政权甚至一些地方省市的执政权，因此，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突破。

该文从2009年六月在陈奎德先生主持的《中国宪政民主化国际研讨会》期间与徐文立先生商讨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后于2009年7月15日成立）、《流亡中国民主党人委员会》（后于2009年10月10日成立）开始至2009年十月初稿，后来因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事一直就搁下来了，现在加以发表.

从个人经历言谈未来中国……

从介入浙江异议圈，到中国的民间异议圈，我因为1989年的经历，也是很容易的。当时除了浙江的王东海、陈龙德、傅国涌、毛国良、吴高兴、陈树庆、徐光、朱春华、袁旭明、杨泽敏、毛伟华、方建移（很多不是很有名的人）等等外，北京肯定是大头，我有北大自治会和北高联原来的许多同事。我与王丹89年就熟悉，我与李海、邵江、张林三次与魏京生见面（魏京生当时告诉我有军队的团长来找过他，其实，那时也有军队的少将来找过我，只是我胆子小，不想说出来。），当然当时刘念春比较活跃，我到刘念春家里去下围棋，等等。我还通过其他途径认识了高山先生、江棋生先生、赵昕等人，彭嵘、蔡建这些北大自治会的许多朋友就不说了。

另外，我与王丹也一起去过西安，拜访过林牧老先生，他也是我们的浙江老乡。我们与张鉴康、杨海、郑旭光（89年就熟悉）、吴双印等人也一起熟悉了。

我也到过四川，见过公开层面的廖亦武、萧雪慧等人。我当然认识出生于我老家浙江富阳的当时在江苏生活的徐水良。

我也去过广东、宁夏、东北三省、上海、江苏、湖北、重庆等许多许多省市，里面有很多故事。建立了部分联系，当然很多情况现在还不好公开。我个人就像一个传道士那样推广中国要真正民主化的理念。

1997年由于邓小平去世等特别原因，我们有一些实践组党的想法，说实话，我们是一些想通过积累发展，准备中国未来的人。我们要撒下种子，让他们慢慢发芽成熟，到时候变成参天大树。这就是后来1998年我们要筹备、申请、登记注册的原由，我们一方面要做事情，当然也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因为那时离我们估计的30年还有25年。当然这些都是会发生因每个人、每群人不同的判断和看法，所以方式可能会不同，代价和收获也会不同。我一直认为，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是一次努力、一次尝试、一次播种、一次探索，虽然也有遗憾，但我们希望今后它会成长成参天大树，建造成新的与中国以往历史不同的巨型航母。

我那时是知道自己会再次坐牢的，在1992年至1997年我每次回浙江富阳农村的家时，我每次都要和我的父母和我的兄弟姊妹提到我将来会再坐牢的事，开始我家里人都不相信，我杭州工作好好的（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毕业生，我们的收入已经很好了，而且因为很多的社会关系，机会非常之多），为什么还要坐牢？由于我经常提起，家人后来也就习惯了，我今后会坐牢，我单位东方通信集团（原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的同事跟我的女朋友后来成为我的妻子也不断谈起过这种可能性，在当时的中国做这些事，谁不知道要坐牢的呢？从1992年到1998年期间我有许多经历……

第一次监狱出来后，我参与了浙江民运朋友的许多活动。我参与了1994年至1995年的“中国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刘念春因此被劳教三年），1995年湖南湖北的朋友来找我要我去领导当地的工人运动（我给来找我的朋友做了一些我的思考和打算，我后来没有去）。1996年至1998年“参与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与中华复兴党相关联，但我本人没有参加中华复兴党），我主要做印传单，发传单并通过发传单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工作，等等，这些只有等以后有机会再写了。

果然我1998年11月21日与北京的徐文立先生在同一天被判了刑，徐文立被判了13年，我被判了11年。当时我被关押在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没有律师为我做无罪辩护，我拒绝了其他任何不能为我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我自己来辩护（可惜辩护文本不能拿出来，我的辩护（手写小体24页）我认为是与大多数辩护是有较大不同的，不过没有关系，“也不是很重要”）。

2004年3月4日，由于国际社会的关注，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帮助，我幸运地直接从中国监狱来到美国，当时整个海外中文舆论都在谈“胡温新政”，对于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听到这个说法，我还是很吃惊的。在美国之音的一个节目中，我回答听众关于这方面的提问，我说如果真有“胡温新政”，那也不错吧。很多人不知道，我在监狱中认为胡锦涛这一代人是不可能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有贡献的。（可惜任何有我的文字的东西是不能带出来的。）

当时有记者问我，中国什么时候会民主化，我真的想说20年，但那个太长了，我尽量往短说，说成十五年，当时我感到了媒体记者的反应，特别感到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的反应。

当然我的回答可能完全是错的，反正这是我们1993年的想法。但是今天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国际社会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今年中国民主党湖南成员谢长发又被重判13年，中国新民党郭泉被重判十年。2008年出过富丽堂皇的北京奥运会，2009年被训练的宏大的中共60周年建政庆典，还出现了“毛泽东思想方阵”，中国怎么了？

但是，很显然，中国社会的矛盾变得更尖锐了，区域性的失控成了中国的普遍现象。官民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中国已经部分或局部失控了，民变四起。腐败盛行。而中共顶层权威下降，威权不再，顶层分派和矛盾更为突出。（请看我在2009年6月2日在美国国会Tom　Lantos人权委员会的作证词）。这一次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胡锦涛试图阻止习近平正常接班程序，如果最后胡锦涛不能成功阻止习近平成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的话（我个人估计胡锦涛可能不会冒这个险，也不一定能成功，但还有三年，情况并不明朗，在这一点上，我与王军涛有交换意见），中共这首巨型的千疮百孔的航空母舰就有可能破败而沉。

这是中共顶层自己内斗造成的，也是中共专制腐败造成的，而由于中共又是专制统治，没有选举机制，再加上中共60年统治的暴政，中共政权到时可能会出现“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也许在某一个关键时段不到三个月中共就崩塌了，中国可能进入一个不能预测的时代。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民主党人能做什么，我们没有军队、警察，我们也不搞党军、党警，除了在那种情况下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外，我们也要有负责任的担当。（按理说，中国大陆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总的来说“危险性”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太焦虑或者太高兴）。

当然与许多“民运人士不同”，我个人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中共突然崩盘”）发生的，因为那样我们的影响力有限，对中国和中国民众甚至世界不一定是好事。中共突然崩盘对没有准备好的中国民间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我个人的期望是台湾模式的转型）。因此，我们中国民主党要积累发展，到时才有可能应付这样尖锐的挑战。同时，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四原则“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是中国民主党的核心价值，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理解、认同“人们有用暴力推翻暴政的权利”。但是我们中国民主党人还是要坚持我们用几百年刑期（加上我们不知道的可能有上千年刑期）坚持的这些价值。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传统，每次都是一个新的“打江山集团”调整和替代旧的腐败的专制统治集团。今天可能我们还是不能改变这些所谓的“必然的发展的”历史。但我们中国民主党不能变成打江山集团，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的核心民主价值。所以在今后中国民主党发展过程中，要发展出与过去非常不同的政党组织方式。

因此，我们中国民主党的人要在将来这些年多交朋友，发展实力。海外要继续打响中国民主党的品牌。如果中共能够解决第五代的接班人机制，可能还会与我们当时1993年的预测相差不大。不过从最近中共顶层剑拔弩张的第五代接班人问题的紧张来看，看起来我们中国民主党也更需要有一些50年代出生的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有一定官方关系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且脚踏实地的人来领军，可能在胡温之后（2013年）的十年内中国民主党就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据了解，中共第五代可能的领导人习近平先生、李克强先生、李源潮先生等虽然气势上不足一些（专制统治的必然趋势，一代不如一代，当然有时也会有“中兴”），但都是相对的开明派（虽然认识提供信息的这些个人，但不能确信这个信息是否准确。领导人气势不足对民众是好事，通常只有极权专制的独裁者才通过矮化民众来显示自己巨大的气势，我个人希望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不要太有气势，因为你们已经威权不再，否则会弄巧成绝）。可能与中共第四代有不同。这与我们1993年的分析和预测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