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9日上午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对此，著名的法学家胡星斗著文《建议慎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再进一言：“建议永远放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毛泽东的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录音本，一个是文字本。这是内容大相径庭的两个版本。前者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者是该讲话过了一百一十几天，等到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经过“整理、补充”的文本。一个和讲话精神大相径庭的“修改本”，叫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现在胡锦涛所说的就是这个文字本而不是早前的录音本。
按照大家公认的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右运动的实践以及53年以来的实践，都证明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真科学、真理论，而是伪科学、伪理论。它是毛泽东著作中最虚假、最丑恶、最卑劣，因而也是最阴暗最拆烂污的理论。它给中共造成了万劫不复的贻害。现在，中国社会矛盾层见错出，贪污腐败遍及官场，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官民矛盾一触即发，神州大地民怨沸腾。这种景象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所罕见，和反右运动前的一点党群矛盾不可相提并论，在当今世界各国也稀有。执政党感到危机四伏，对于举世呼喊的政治改革却万难启动，于是从已经破产的毛泽东思想武库中找出了这把血迹斑斑的锈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中共面临重重的社会困境与危机，想放弃民主与法治的正确道路，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理论中找到破解的良方实在是南辕北辙。这就是胡星斗先生所说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和触碰过去岁月的荒唐与伤痛。
反右运动的时候，胡锦涛还是一个中学生，对于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件的由来和反右运动自然没有切肤之痛的体验。本来，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这个命题时是受到党内外交口称赞的，被认为是对马列主义重大的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毛泽东自己发动的反右运动已经彻底证明，这不是真理论，好理论，是一个伪理论，坏理论。
这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与步骤。第一是未发表的讲话原稿，即录音本。
那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与会者扩大到著名学者教授作家民主人士。他发表了这个讲话，然后也许是为了取信于民，不是当时发表原文，而是把录音带送到各个单位，包括大学播放。那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自然也有幸聆听了这个讲话。这是我们大家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原汁原味的长篇讲话，那浓重的湘潭口音更增加了讲话的亲和力。毛泽东显示了一位领袖的儒雅、雍容、大度、风趣，远见卓识，宽仁厚道。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一反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的肃杀之气，大讲特讲所谓“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照我们从右的方面理解，当时存在的许多矛盾，但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他特别讲了大学生问题，不能用军阀反动派的方法处理大学生的问题，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这个讲话是在苏共20大之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已经公开，斯大林肃反杀了几百万人的错误已经揭露，毛泽东似乎要汲取斯大林的教训，不能像斯大林那样大规模地镇压群众。听了讲话，我们认为，中共与毛泽东绝对不会重蹈苏共与斯大林的错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创造性的开出的一个对症良方。
那时我毕竟阅历短浅，体会不深。文革中和妻子双双自杀了的翻译家傅雷应邀从上海来参加全国宣传会议。在最高国务会议开过半个月，随即又召开了主旨一致的全国宣传会议。会后他写信给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在这封完全不准备发表的家书中，他说：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按：指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转引自（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原文见《傅雷家书》）傅雷是在半个月后聆听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感想，其实，两次讲话的内容和风格是前后相承的。
1957年春天，在中国被后来打了右派分子的费孝通称为“不平常的春天”，就是因为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及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而这些会议的参加者扩大到了知识界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然后又经过他们鼓吹放大，所以各界人们都感到一种解放七年来没有的新气象新气氛，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都成了政治生活中的时髦词语。
其实，毛泽东是权谋大师。他有阳一套，也有阴一套。他在发表两类矛盾讲话之前的1月，已经两次《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给高级干部通了气，交了底。他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选第5卷355页）至于如何“让他们暴露”，如何“后发制人”，锦囊妙计就在他们周密谋划中。因此各个省市区党委书记们他们心里有了底，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只等“后发制人”。这就是省市区党委书记中没有一个人打右派的原因。
6月8日，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了惊天动地、席卷神州的反右运动。
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在理论上预留了一个伸缩随意的空间。毛泽东的概念里，人民和敌人是一组相互依存的概念。没有人民就没有敌人，没有敌人就没有人民。因此名义上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从反面解读就是要“正确处理两类矛盾”，把敌人从人民当中分离出来，。
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过了一百一十几天，等到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时候，已经经过“整理、补充”，就像演了一场川剧变脸，内容大变，以前的许诺保证都化作了一缕青烟，从“言者无罪”的承诺到明目张胆地宣布“言者有罪”，把制造文字狱、打右派当成了他的治国之道、治国之本。他把这叫做“引蛇出洞”，是“阳谋”。
把阴谋和阳谋交替使用到如此完美的化境，从而发动了一场亘古未有、国际共运史上空前绝后的反右运动，这是毛泽东对列宁、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然而却是明目张胆、寡廉鲜耻地践踏了为人为政的基本道德——诚信。
毛泽东从来不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学术论理。按照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学术规范、学术论理，重要文献，特别是方针政策性的文件，一当问世，是不能随意修改的。但毛泽东从来是不受这些规范束缚的。他的文章发表之后，可以改来改去，不过那些成了历史的文章，改了影响还不大。这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既然全国的干部、大学生都听到了录音，马上又要以此为政策法理之依据，开展反右运动，因此必须有个合理的交代。这就是文章有个题头注“整理、补充”的原因，但是这样一说明，更加暴露了寡廉鲜耻、专制独裁、失信失义的卑劣伎俩。
现在中共在马列信仰破灭之后，想从儒家寻找意识形态资源。其实，儒家是非常讲究诚信之道的。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他认为“取信与民”乃是立国之本，治国之本，为君之本。诚信是道德的根基，法律的根基。古代，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那么，欺民之罪，该当何罪呢？整理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增加了6条判断矛盾性质的政治标准。结果，根据这6条政治标准，打了55万余名右派，然后，过了22年，根据同样的标准，又给99•99%的右派作了“改正”。最搞笑的是，该标准的第6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即是否反苏作为打右派的标准，因此从香港投奔大陆的原云南王、国民党陆军上将龙云，一个从1938年起就和共产党暗通款曲的国民党高官，因为对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不但死了人，还要给苏联还军火债提了几句意见，犯了反苏罪，就打了右派。其实，龙云说的话，比起后来中苏反目时“九评”的话要轻得多。就是最后不予改正的几个右派，并非是因为他们有不可饶恕的罪行，而是为了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由此可见，仅仅从操作上说，两类矛盾，第一是无法正确区分，第二是无法正确处理。反右是一场悲剧，也是一场闹剧，荒诞剧。这就是胡星斗所说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和触碰过去岁月的荒唐与伤痛。
由此可见，划分两类矛盾，完全没有客观标准，没有可操作性，完全靠主观随意性，以对共产党及其某个党委、某个党员的态度来决定敌我，因时因地因人，可此可彼，可多可少，“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但是主旨是对中共以及党员、党委的态度如何。请回顾一下，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到文革，打了多少反革命？枪毙的关押的管制的，数以百万计，都是冤假错案。彭德怀、刘少奇、彭罗陆杨等等也是冤假错案。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是一个被中共六十年实践证明的伪理论，即使对于中共本身而言，这个理论丝毫没有正面价值，丝毫没有起到正面效应。胡锦涛为什么对它这么钟情呢！
这些年判的“煽动颠覆政府罪”实际上是“反革命”罪的变种。像刘晓波、高智晟、胡佳等这些判了刑的“颠覆”罪犯，实际上是言论罪，是历史上右派罪、反革命罪的延伸、变种。问题是当局虽然敢于判他们的刑，却不敢在国内公开的媒体上公布他们的姓名。这一点远远不如毛泽东。毛泽东敢作敢当。公开点名说明心里实在。现在不敢点名，说明心虚胆寒。风水轮流转，五十三年过去了，难过今天胡锦涛以及他治下的各级党委书记们能够准确划分两类矛盾吗？如果再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拿出来作为处理社会矛盾的方针，请问那准备再制造多少冤假错案呢？
30年前，胡耀邦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冤狱一下子大幅度降低，但是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执政诸君，不怕树敌，所以，这30年，一方面是经济大发展，一方面是敌人大发展，公安部的黑名单不断地往上增加，也使武警特警公检法等等专政工具发展成了国家的一个庞大的群体。现在中共已经把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当做了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予以各种不同等级的暗中监控，除了判刑、劳教的以外，就是散落在社会上的名目不同等级不同的敌对分子。毛泽东不怕树敌，所以敢于把五类分子的名目加在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头上，使本人以及其他所有的人都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现在的中共诸君，没有这种气魄和胆略，只能偷偷摸摸地给你上黑名单，偷偷摸摸地监控你，使你外出旅行只要出示身份证，暗藏身份证磁条中的密码就显示出你的特殊身份。这个监控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老百姓是难以想象的，从不肯老老实实的老右派，到西单民主墙分子，六四分子，到FLG分子，到数也数不尽、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增加的维权分子、上访分子，因此使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费。这在世界上也是治国的一大奇观。请遍查各国，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敌对分子”呢？
人民和敌人是一组相对应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毛泽东给出的政治概念。今天虽然不是宪政民主社会，但再搞“人民内部矛盾”岂不是不打自招地承认是专制社会吗？再把“人民内部矛盾”推出治国治政，岂不是历史的倒退？执政党以敌我视天下，则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与其说是“孤立”了敌人，不如说是“孤立”了自己，所以今天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网民讨论，为什么台湾的总统府没有围墙，人民可以随便进出参观，可是中国的官员怕老百姓怕得要死？有一次一位省委书记要到我们的宿舍区看望一位昔日的老师，于是小区的几家小店全部被关门停业，禁止闲杂人等走动。到了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出行的时候，那真是气派非凡，连马路都要清场。江泽民下台了多年。他老人家去游泰山拜佛，正好遇到五一假期。为了他一个人游山，采取了封山清山的安保措施，所有远道前去游泰山的游客，都被拒之山下。泰安市的机关干部装扮成游客，使前总书记可以“与民同乐”。为什么保卫工作要做到这步田地呢？因为“敌人”太多太多，中共感觉自己陷身在“敌人”的汪洋大海中。这就是六十年“树敌”的效果。
今天应该使用的概念是“公民”。胡锦涛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进退失据，趑趄不前，所以只能复旧，再翻倒出已经被实践检验证明的伪理论、伪科学。洋洋自得的科学发展观，到哪里去了？今天搬出“人民内部矛盾”是从真科学到伪科学的倒退。请问：杨佳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邓玉娇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网上看到靖安镇压群体事件的照片，只见几百人的武警排着整齐的方阵，就像天安门前受检阅的方阵，手拿盾牌和警棍，向群众逼近。那是黑压压的一片武警，他们要镇压的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啊！我们不必细读文章内容，仅凭这样的照片就提供了无比遐想的空间。这些要镇压的人民是敌人吗？这样的照片叫外国人看看：请问世界上还有这样对付人民群众的政府及其武警吗？到了这个份上，哪个国家的总统还能安住总统府吗？不是引咎辞职，就是受到弹劾！可是我们拥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执政党总书记，却再把毛泽东的法宝搬出。
在今天，被执政党视为“敌对分子”的人，反而都是一些痴情于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宪政的中坚力量。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就是反右运动，就是阳谋，就是引蛇出洞，就是失信失义，就是寡廉鲜耻，就是政治痞子，因此应该永远放弃！
如果非要采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话，那么我建议，不妨把录音版拿出来！
（2010-10-10夜于山东大学附中）
【后记：前天，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发表了祝贺文章，还参与了拍照、祝贺签名，因此不但受到领导的关照，而且从昨天开始，我的楼下就派出了岗哨，每班2人，昼夜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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