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几十年来，主流非主流都可以时常听到“体制内”“体制外”的说法，比如时常说到某某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之类。个人认为，现在再继续采用这个说法，是很有问题的。
一、体制内外的说法是专制身份意识的体现
本朝政府的一大特色就是继续延续专制统治的身份管制，通过户籍、单位等出生家庭、工作场所的界定，人为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不同等级的人用国家制度的方式来配套对应的权利与福利。这种体制内外的说法仍然是不把人当人看，而是看某个人在哪里的潜意识体现，一说到体制内，油然而生一种优越感，或者“此人不容易”的同情感依附感。这种无意识对民主的推进工作是有害的。
当局自建政以来，维系其统治的，除了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威慑（如最近党庆重庆开坦克上街维稳），还有就是颠倒黑白的谎言，而要想谎言有效，说出来跟真的似的，一个办法就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这种制造混乱逻辑思维的结果也是造成天朝国民总体素质低下的原因之一），二就是洗脑摧残从娃娃抓起，谎言千遍即成真理，这两者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可见媒体上听到、看到的到处大多都是是非不分的垃圾文字，党化说辞，也造就了大批量能认识字却更加是非不分的脑残。概念上最典型最恶劣的例子就是把“党、国家、政府、祖国”的概念弄成一锅粥，根据需要适时抬出来，“爱党即是爱国，祖国六十一岁生日”之类的说法满天飞。人力上最典型的是就是把毛腊肉放在广场上示众，营造对专制不明真相的民众基础，造就一批批刚从学校出来普遍脑残的愤青，延长专制的历史惯性生命。
作为对当前民主进程的历史回应，回归本源，国民都以人为本，把人都看成一个个有自身需求的利益主体，实现身份划分到利益划分的转化，用“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是受益集团成员还是受害集团成员、是支持一党独裁专制还是支持多党民主制度”的标准，重新把全国民众作一个简单的划分，这种简单的分法，将会是一种更符合历史现实的做法。
二、体制内外的说无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当前对于普通民众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呢？一是遍地的贪污腐败、自然环境恶化，当官的没有不贪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吃的喝的住的没有一样让人放心的，只是看各自的麻木程度深浅承受能力大小反应快慢如何；二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可敌国的人员与在家等死的人同时增长。对于那些掌握着资源的权贵共产党员，那些受益集团成员，他们掌控着国家的政权力量和经济命脉，区位上占有最好的地理位置，哪一处的行政中心都是黄金地段，拿着民脂民膏建起大楼办公不用交租金，甚至还对外出租，收租的钱参与建立部门或小群体的小金库置，以此增加小团体福利。他们一年有九千亿元的“三公”消费，有五千多亿元的维稳经费，有？千亿元的军费（具体数据无来源，比维稳经费要多，至少超过五千亿元），有四千多亿元的“支农资金”，等等，所谓的国企实质上也是党企，是这个专制政权掠夺国民财富的另一个机器，不管是什么名目，其实都在他们手里转着，只要是他们的成员，想不发财都难，大多领导基本不在办公室上班，而是在旅游的小车里、飞机上和大酒店的豪华套间里，他们是先富起来的成员，他们是必然会富起来的成员，他们先富起来，不是想办法让其他人后富起来，而是想把后富的人挤掉来实现他们的共同富裕，最先被挤的农民，后来是小白领小老板（唐福珍自焚时也是有好几百万家产的主），直至黄光裕这样的“全国首富”，所有的财富尽入专制成员囊中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死心塌地支持一党独裁专制是他们的必然政治选择。制造了种种恶果之后，他们这些人通过子女国外定居，自己吃特供来免去这种恶果的承担，有福不同享，有难别人当，把所有的过错转嫁给普通民众而跟自己无关，在穷奢极欲中没有丝毫政改的原动力是很容易作出的推理。
另一方面，根据亚行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DP的6%，而发达国家该比重高达28%。这片土地的生产劳动者养着世界上最庞大最昂贵的“政府”，享受到的却是世界上最恶劣最罪恶的连国民基本人权都无法保障的“服务”。教育、卫生、社保支出仅相当于GDP的6%，这样的结果是，80%的普通民众，想不痛苦都难。
就在这样经纬分明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家宝同志在干什么？“温家宝总理40天6提政治改革”（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8171），出口转内销，在CNN专访中被问及中国对互联网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是否影响了中国成为一个强大国家时，温家宝表示，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不可缺少的，而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他和中国人民都相信，中国将继续进步，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8241）
有了前面的评判标准，再看这种演出，本人甚至恶意地认为，在维护、延续专制体制这个问题上，温家宝们的所起的作用是一种更坏的做法，他们利用自己所处的位置，卖力地充分表演，通过自己的演出为本质的专制统治抹上色彩斑斓的外观，让众多对专制不明真相的成员入戏（通过种种手段让你不明真相），把他们的演出当事实，不知不觉中对专制充满期待，让专制的罪恶更加恶化，让专制得以继续延续。温家宝们，小骂大帮忙的崔卫平们，比那些什么都不说，拿起枪就杀人的八大金刚黑脸公更坏——他们无视千年来专制的杀戮人肉体、摧残人精神、阻碍社会经济、人文发展的本质，用种种似是而非的说辞与演出，在民主的政治制度已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取得重大突破与进展的时候，依然在美化专制，粉饰专制，最终达到尽可能延续专制，让受益集团成员继续获得最大利益的根本目的。
虽然有了前面的说明，但在具体操作中又会面临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体制内外”的过渡问题。很显然，就靠本人什么也不是的情况下，这样说说，并不能有效减少流行的“体制内外”二分法。
在这里，本人只能说说自己的态度，作为“被体制外”的成员，本人是再也不对这个所谓的体制抱有任何一丁点的希望与幻想，民主与专制是不可兼容的两种政治制度，不是民主，就是专制，专制之下，不管说得再好听仍然是专制，再好的专制都不是民众容忍专制生活的理由，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哪个大官家族背后家产不是数以亿计？一个连自己家人都约束不了的高官，你能指望它能在政治上有多大作为？他所说的话语在他们自己的圈内有多大的说服力？没有实质影响的结果，那只能是不过是分工不同，出于政权的延续来忽悠人而已，不管是当初的赵紫阳胡耀邦，还是如今的温家宝，他们自身的局限性都不可能提供给这片土地上从专制到民主的成功经验，他们能做点当然好，不做，作为民间社会的成员，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社会成长的一部分，一样不应当放弃自己尝试去争取民主实现的努力，而不是局限于这个成王败寇的“体制思维”，指望某一个群体施舍来的民主，这种通过某一个什么人而得来的“被民主”，同样会是靠不住的。
其次，当前仍在官僚系统的成员，如果真有心为中国的民主进程作出贡献，在厘清自己是否是中共党员，是否是受益集团成员，是支持一党专制还是支持多党民主的前提下，用好现有的条件，为清除中国这个世界上当前仅存的几个专制政体里又是最大的专制堡垒的民主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是可以的，但未来的历史的回报，一定是对民主进程中作出的具体贡献的承认，而绝不是体制内的符号的交换。从现实的角度来考量，未来的民主政权里，当前体制内人员所积累的人脉与官僚经验依然会发挥作用，但这个前提必须是与专制制度的决裂才会有效。“体制外”不对现行专制体制抱有幻想，不用现行体制的逻辑思考与行动，这是一方面，鼓励更多的“体制内”的成员与现行体制进行决裂，这是另一方面，这两方面的工作，根据各自当前所处的位置，都是需要去做的事情。“体制内外”说法的一个重大不良作用就是对民主力量的人数对比进行了错误的划分，误导了社会认知和感受。把大陆的所有人划分为中共党员还是非中共党员、支持一党专制还是反对一党专制（含中共党员，尤其基层党员）、受益集团成员还是受害集团成员，这样的简单划分，一下子就变成七千万跟十三亿的对比，两千万跟十三亿的对比，五百个家庭成员人数跟十三亿的对比。这样的划分之后，事情就很清楚明了，各自的位置也清楚了。这样的划分对民主工作的顺利进行才是有益的。用台湾的成功经验来说，当前的“党外运动”应该提上日程了。
第二，受害群体成员为专制受益集团说话的问题。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一是有人故意为之，这拿他没办法，人家就是干这个吃饭的，而大多人则是斯德哥尔摩症的表现，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的民众，“中央是好的，主要是基层的官员坏”，“毛泽东是好的”，“一民主就会乱”，这样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大的市场，用杨恒均博士的话说，这是表象，形成这种势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群体的成员没有更好可见的现实选择造成的。如果能有机会提供给民众具体的选择，他们是可以明白过来的，是很容易转变过来的。有过民主生活经验的人，要想让他回到专制，那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掌握了一定的知识资源、经济资源的知识份子和企业家，为了这片土地的子孙后代，力所能及为清除这种专制流毒做点事情，也还是可以有很多事情可做的，这也是历史赋予你们的历史价值所在。不被一时的点点猪油蒙了心智，民主的信念是很容易可以坚定起来的。除了民主常识的传播，通过国内资金的内生注入，民主的技术问题是可以有很大可操作练习的空间的。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当前的众多老板迟早也会是受害人之一，很多人反正作为个人已经捞得差不多了，再多一点也意义不大，但如果能用务实和巧妙的方式参与到这种社会变革中来，从一个经济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或者说从猪到人的转变，在你的身上就有了追求民主人士的希望，当一个个的人有了参与民主行动的希望，这片土地也就有了民主的新希望了。社会中间层的人员，可以从自己做起，提供给更多受害者以选择，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持之以恒，这个问题待以时日是会有良好转变的。
宪政为中产阶层服务，是为了造就更多的中产阶层成员，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仅有当前的中产阶层成员一个群体唱戏，在大陆实现宪政转型这个任务是完不成了，现有的中产阶层通过民主意识的传播与资金的配置，去跟更多底层的人士搭建基本的民主共识，用这个合力去支撑大陆的民主进程，中产阶层的作为将具有重大的历史责任与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