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有朋友邀请午餐。参加者中既有今年１０月１日《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审批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的发起人，也有１０月１４日《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的发起人。当局提前获知信息，分别登门拜访，与邀请者和受邀者打招呼，并派警力值守，这顿饭自然是吃不成了。
于我来说，吃不吃这顿饭倒是小事。但对当局来说，如此维护稳定是否明智，却是一件值得讨论的大事。
发起１０月１日签名的辛子陵先生我认识，他年过古稀，本是一位体制内改革的推动者，对胡温寄予希望。要求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不过是促进当政者在不失去执政地位的前提下，把宪法落到实处，因而得到李锐、胡绩伟、江平诸公的支持。发起１０月１４日签名的徐友渔等先生我也认识。他们都是理性的知识分子，其初衷也是希望官方顺应人类文明趋势，化解官民对立，让中国变成真正的民主法制国家。这也是我乐于参与的原因。温和、渐进、非暴力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所以，他们发起的公开信和声明，分别有数百人签名。这些签名者都是出自愿。即使有风险，也愿意承担。这和被《中国青年报》写进《诺贝尔和平奖究竟唱哪出戏》报道的某些首都大学生，可谓截然相反。
按照常人的思维，当局对这些建言，本可择其善者而从之。就是不愿意接受，也犯不着兴师动众，如临大敌。过去说，革命不是吃饭。现在不妨倒过来说，请客吃饭不是革命。但是，某些当政者不是这么看。他们惯常的逻辑是，一旦出现与他们不同的声音，就是敌情。对付敌情的法宝，就是高压。按照这种逻辑，邓小平不惜用坦克镇压八九学潮，江泽民不惜用武力打压法轮功。本朝当政者面对《零八宪章》一类的政治革新诉求，也没有跳出这种逻辑，硬是给刘晓波判处１１年重刑，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２０１０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挪威人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国当政者的又一次善意规劝。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当政者不肯接受这善意规劝，他们还要沿着原来的逻辑往前走。对外硬着头皮顶住，用经济牌当筹码，与国际社会博弈。对内依赖警力，制止一切不同意见的表达，力求保持舆论一律的格局。
但是，现在国人的觉悟水平已经全然不同。回想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毛要打倒谁，党内高层就跟着打倒谁，墙倒众人推。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时趴在桌子上不举手已经是奇迹。如今，当局的政治裁决却完全丧失了公信力，真心追随者寥寥无几。就是拥护者，也很少出于思想的共识，而多出于利益的维系。平民百姓对当局说不，已经司空见惯。这样维持稳定很难，也很累。刘晓波只要关在监狱里，就永远成为当局左右为难的心病。“和谐”掉今天的饭局不难，让互联网时代的公众莫谈国事却很难办到。因为国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也不再恐惧。
如今的刘晓波，倒使我想起１９３６年的七君子。七君子原来是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政治力量，起码章乃器、王造时等人，并非共产党。但当局硬要罗织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其结果是大失人心。七君子反而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现在刘晓波也是公众心目中的英雄。蒋介石一度明智，不但在次年开释了七君子，抗日战争年代还容纳这些社会知名人士组织政团，参政议政。蒋在当时的政治威望曾如日中天。后来，蒋介石还是迷信以党训政，以武力清除异见，很快丧失人心，败走台湾。这段历史，仍然给现实以有益的启示。
何时跳出陈旧的逻辑，以包容求得真正的和谐，须由当政者自己选择。
——《纵览中国》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