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来没有准备写文章，因为，有一些重要的事觉得还没有看透、想透。但看了博讯新闻“中南海来信”，觉得“知名不具”先生（原谅不恭）的信不论真假，应该反映了一部分共产党权贵的想法，故而还是忍不住写上几笔。
“知名不具”先生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搞政改成功的。因为这种体制很难改革。这其中的理由之一是，欠债太多，积重难返。第二个理由是，宪法难题。第三是，意识形态。”他深知，“债”是一定要还的，民主必然会在中国发生，但他又自欺欺人的说，现在不到还“债”的时候。“现在体制好不好，要不要改，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反对派自然失去支持，这就瓜熟蒂落。现在，生意红火，显然不是改革的时候。”他认为，还是这样撑着吧，轮到哪个专制掌权者继续不下去了，中国人民真起来再次要求颠覆专制了，那就“击鼓传花，让后人去面对吧”。“知名不具”先生的想法有些像清末立宪缓行派刘汝骥，而不像“戊戌六君子”。
“知名不具”先生想法的出现显示出一个专制政治体制无以为继的无可奈何，但他何以会认为：还“不是改革的时候”？！真的是新的宪法难以制定吗？不是。无论体制内和体制外民主派，无论在普通公务员和中低层军警中，在企业家和老百姓中，当然更不用说在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中，现在人民对中国宪政总方向上的认可是一致的，国家只能宪政，领袖应该选举。不能排除存在企图谋取政治私利的行为，这永远都有，但大家都不是傻瓜。这就是说，既使少数中国军中权贵会利用一时政局摆动搞“军政”，如果他们不担心最后的可悲下场可以一试，但不会成功。现在的政客都维持不下去的政治体制，靠“军政”就能继续专制？！相信中国的军队不同缅甸军阀，更不是袁世凯的新军，六四的耻辱只有独裁者才可以导演。何况今天中国军人的情况与1989年已全不相同。“知名不具”另一个不宜改革的理由是，老百姓中会出现意识形态分裂造成乱局。国家乱首先是军队乱，军队不乱，不会有天下大乱。如果军队发生分裂，这样的乱局有可能会短暂发生，但近观现在所有各国变革，军队基本不会分裂。政治领袖的分裂，甚至军方高层的分裂都无法使国家军队分裂，因为，现在不是军阀时代了，军人都有国家意识，军人不赞成独裁，独裁者能控制军队？！其实，“知名不具”先生觉得“这几年，车似乎不会坏”另有原因，那就在“一乱，不但是官员，人民也会付出代价的。”这句话的奥妙中。
中国已经出现一个特殊阶层——公薪阶层（不是工薪阶层）
如果中国发生宪政民主变革，利益受到最大冲击的是权力集团和权贵阶层，因此他们极力反对政治民主化改革。这事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对一个泱泱大国，他们仅有区区极少数人，如何能抵制这样多人日益高涨的民主意愿，维持一种公认的专制政权体制的呢？因为，中国大陆的政治结构在最近20多年有了很大变化，支撑这个专制政体的已不是意识形态极左派，而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利益阶层，这就是公薪阶层。
现在大陆的权力结构状况可以分为三层两面：最高层是权力层，就是中南海里控制着国家政经命脉的少数独裁者；第二层是权贵官僚层，是由政治局任命的地方和行政权力执掌官员。这两部分人无论怎么看都是极少数，但他们掌握着国家政治资源。说到底，政治改革就是改变他们的政治地位，将他们手中的政治资源归入民众手中，因此，政治改革等于是剥夺他们现在私控的利益。从这个阶层的利益看他们要“付出代价”，自然就要极力维护，而不会同意改革。可是，以这样少的人数来对抗民众的民主觉醒，维持一个没落的专制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是很难办到的，而他们现在却办到了，其奥妙在哪里？窍门就在，操纵第三层特殊公薪阶层。
公职人员本来不是一个阶级概念，但一个专制权力体制可以将国家薪俸人员变成一个凌驾于国民头上的特殊阶级。公薪阶层的概念是，以国家薪俸为生活来源的阶层。每个国家都有以国家薪俸为家庭生活来源的阶层，在民主制国家公薪族的薪俸来自政府，不过政府是由普通老百姓选出的，所以，政府权力层就必须代表民众意志对公薪人员构成监督和鞭策作用。但在权贵专制国家情况正相反，权力人来自权贵，他们监督公薪阶层的目标当然主要和首先就是为了权贵官僚利益目的，因此公薪阶层就成为维护权贵利益的侍从阶层。在专制国家，权贵层能否有效维持专制政治局面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对公薪阶层的把握。很明显现在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通过给公薪阶层优越的经济待遇，使他们在利益上脱离普通民众，形成一种特殊化，并不得不依赖于权贵薪俸。如此公薪层便成为极少数权贵维持统治的基本基础，而不是国家公权基础。中国大陆现在标准的公务员大概在3919万人以上（不算地方财政预算内人员），这主要是行政、司法、军警人员。如果算上各种半公薪人员和家庭，这样一个统治基础人数就很多了。
在中国大陆现在有“中产阶级”一说。什么人是中间阶层？什么样的人可以保持在中间阶层？那主要是“公薪白领”。在中国大陆任何地区公务员的工资都是普通企业雇员的2倍以上，外加各种特殊利益。所谓的公司白领虽然工资也可以与公务员一比，但他们的职业稳定性和工资来源与公务员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要想一辈子保持在中间阶层还要看企业运营和自己能力，他们的工资并不确定。这里的“公薪白领”是一个泛概念，其中包括所有国家经营的事业机构和国营企业在册干部。假如做一个社会调查，看看中国大陆公务员是否是一个凌驾于民众之上，狐假虎威的独裁权力附庸阶层，相信结果会非常惊人。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通民众与资本家是对立面，那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众除了反对资本家，更恨的就是这个特殊阶层了。各国都有公务员，美欧、日本、台湾、香港公务员与普通公民都不处在对立面上，为什么中国大陆公务员会构成一个特殊阶层，与民众处在如此尖锐的矛盾中？原因就是中国大陆公薪阶层成为权力人豢养的皇家护卫阶层，导致所谓“公务员”成为人民头上的打手，有武夫，也有御用文人（维护权力独裁思想的所谓专家及“五毛党”）。
由于特殊利益和特殊社会地位，总体上现在的公薪阶层与普通民众利益离的很远，而与权贵利益捆绑在一起。他们生活在民众中，知道一切社会不平，知道权贵的丑恶，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视人民痛苦为无物，或者保持缄默。权贵阶层对这个阶层人管制极为严厉，如果有揭发内幕维公维法的人，就会被他们毫不留情地清除出“公职人员”队伍，久而久之，这个阶层便成为今天这样奴性十足的专制工具。
“知名不具”先生说的，“一乱，不但是官员，人民也会付出代价的。”首先指的就是这部分人。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一个现象叫“政治稳定论”，其一是一些民众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乱了国家秩序，包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其二是担心乱了收入，这首要就是公薪阶层和其家庭了。因为知道公薪阶层这种担心心理，现在一些反改革权贵派就不断施以压力，说东欧公务员在改革中如何如何惨，目的是企图让公薪阶层站在维持现在专制体制的立场，反对政治体制变革。其实在独裁下国家是否会有稳定权贵们很清楚，公安局和县政府都被愤怒的群众砸了，还谈什么稳定！“稳定论”说的两点都是站不住的，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是国家秩序混乱，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如果改革不能保证公薪阶层的经济利益得到维护，改革就不可能继续。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公薪阶层在保证现有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可以在政治上直起腰来做人，从而使公务员成为人民的办事员，得到民众认可；政治改革更重要的目标是建立使中国保持长久稳定的政治体制，改变中国今天封建化的由官僚人为控制的危机体制。
说到此不能不说。至今为止，所有体制外和体制内政治改革者都没有具体的改革纲要，让民众和公薪阶层知道政治改革的具体目标、方法。比如，改革后的政治方案，国家政治机制，现在公职人员的管理和待遇，经济体制，国家军队与政治的关系，军人待遇，司法体制和司法人员，意识形态政策，外交方针等等，那怕是一个值得讨论和可以修改的方案。民主理念是必要的，但民众更需要知道的是具体可操作的民主制度，每个国民都需要根据改革者的具体方案对自己利益的影响来决定自己的立场。是各改革派拿出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方案的时候了。
中国权贵阶层中的改革派
中国本次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对专制体制不满的人，这其中包括不计其数的非公薪阶层和相当部分公职人员。“知名不具”先生说，“从这六十年的历史，积累起来得罪的人，这债务不小，”从反右到六四，从三反到拆迁，屈指算来波及人口几亿都不止；如今加上由于文化传播和政治觉悟面扩大，赞成政治改革的人数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来自权贵和权力机构内部，即体制内改革派。“知名不具”先生信中提到的精英应该也包含了这部分人。所谓体制内主张改革的精英，就是指现在手中掌握着国家政治资源，而意识形态倾向于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人。这批人在目前权力结构中不是个别人，在公薪阶层中也不是少数，他们对主张集权体制的权贵集团构成了巨大压力，使目前的专制权力不能实施暴力专制，却不得不搞反贪反腐化。
在权贵阶层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在中国权力高层中反对现在专制体制的人有一批“老干部”。笔者在《关于“六四”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曾经分析过中国共产党的组成结构：“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组成主要有两类人，一是少数有文化基础、接受新思想、怀着理想情结的革命者，一是多数为改变个人穷困生活处境、怀有造反情结，但缺乏社会思考、文化水平低的劳苦造反者。”中国共产党中的改革派就是前一种革命者的延续。在毛、邓执政中期，随着他们个人权力地位确立，中国权力结构都不同程度地向权贵化倾斜，权力私有官有党有成为政治主要结构，而那些党内理想主义者不是被压制，就是被边缘化。但是，由于政治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是有一部分理想主义者在共产党高层保留了地位和影响力。应该说，他们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变革最早的推动者，只是由于共产党领导层后来的蜕变才使他们处于一种尴尬和被误会的处境。在体制外改革者看来，他们是“权贵”集团内的获益者；在体制内权贵方面看，他们是出卖党利益的“叛徒”。可贵的是，他们完全将自己的利益放在中国民众的利益之下，放在国家前途之后，那怕被误解也绝不放弃年青时的民主理想，绝不向权贵体制妥协。他们不是不知道，有一天可能他们会成为权贵体制的阶下囚，或被民主政府列入权贵系列，但为中国的民主未来他们没有退缩。他们是一批真正富有经验而理想之火不息的人。
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变革需要政治力量整合，以形式上的体制内外划分阵线的做法，今天是狭隘的党派圈地行为，明天也不可能成就民主政治。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有一批具有海纳百川的政治胸怀，谋略到位、能整合所有改革者的政治活动家集体，是改革继续推进的关键。
“知名不具”先生认为，“反对派都是有激情的人，这时代，只有偏激的人才会去搞危险的政治”。中国有过几次大进步，每一次都是由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们推动的，从六君子，到孙中山，到陈独秀，到1949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到蒋经国，到胡耀邦，到赵紫阳。中国的前途希望很大，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因为中国近代史中一直存在着一股理想主义冲动，存在一批怀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会驾车的“局内人”。没有激情中国不会是今天这样，而明天会比现在更黑暗，国家政治风险会更大。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变革就是要构建一种体制，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像所有先进国家一样，保证执政位置上的政治领袖观念先进、有进取性、怀有理想激情，而不是私利观深入骨髓的官僚。
2010.10. 24
附：
中南海来信：欠债太多，积重难返，政改难！/斯伟江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23日 转载)
博讯收到这个稿件，经过查询，来自斯伟江的博客
小斯：
首先，收到我的EMIAL，不要震惊，我们也是人，不是神，西谚说，离群索居者，不是天使，就是魔鬼，而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生活圈子的。正如我以前公开说，我也上网看东西。即使不上网，周围讨论政改的人也不少，毕竟，我们才是当事人。在局外的人都讨论政改的必要性，很多都是基于破的角度，似乎，一改就一了百了。但是，没有考虑到政改的困难。我们看过社科院某些人的方案，也听过体制内学者的分析，最后自己权衡再三，发现，当下政改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你们的想象。你的文章我也读了，似乎能摸到一点点门道，然而，在民间的人，即使有多少名望，有多少才华，却找不出一个人具有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最优秀的也不只是空谈理论的人。（伯克语），当然，你不必沮丧也不必高兴，你不是前者，却恐怕属于后者。
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其实也承认。但是，走向民主的过程，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不小心，是要翻车的。给你打个比方吧，中国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学者基本上是刚考完驾驶理论的人，而我们这些人（你可以称我们为老朽），却是开了多年车的人，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道路情况，却无法代替我们驾驶。这驾驶技术，不是说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可惜的是，你们没这个机会练习，因此，可以告诉你，不管政治局面如何改，驾驶员只能在我们这些局内人中产生，你想想叶利钦吧。即使那个得奖的人，今后的作用，也无非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之一，而已。
第一个难题，历史障碍。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搞政改成功的。因为这种体制很难改革。这其中的理由之一是，欠债太多，积重难返。第二个理由是，宪法难题。第三是，意识形态。
历史欠债
先讲第一个问题，你看一下建国以后的历史就知道了，不必多说。即使，当下，也是因为建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得益了大部分人，得罪了不少人，就其总量，后者数量是不小的。从这六十年的历史，积累起来得罪的人，这债务不小，要是容许他们自由要债，结果是什么？大部分得益的人，或许还因为分配不公等原因，基本上算沉默的大多数，不改，他们也沉默，改了，债主逼债，他们也沉默。前人积累的旧帐要我们这些人还，似乎不公平，击鼓传花，让后人去面对吧，后人或许比我们有智慧。
宪法难题
离开宪法谈政改是不可能的。毕竟，在任何国家，宪法是神主牌。西方有人说，以不合乎宪法规范的手段更动宪法，是革命。显然，我国已经是革命过度的国度，谁也不想革命。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变革前，没有一个可以供和平解决争端的宪法，以及宪法下的机构设置。之前是一党领导，谁也没有想用宪法来制衡自己，因此，不可能有可行的宪法机构。导致有争端时，靠武力解决问题。苏联俄罗斯坦克上街，炮打白宫，都有这个因素。
其次，宪法不是设计出来的，本身是各派实力的平衡，然后反映在文本上。而在政治改革前，宪法是虚拟的，不能反映实力平衡，而当开始政改时，各方的实力浮上水面出来后，往往会过于自信，误判自己的实力，导致要价过高，达不成一个新宪法的合意，于是，大炮代替了谈判，军队支持谁，谁就是宪法制定者，一旦他不是通过合意达成的宪法，往往会设计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宪法，于是，这又不是宪政，甚至可能是军政。至少是，精英统治。无量头颅无量血，换得一个假共和。你觉得，这样的政改值得吗？而且，我告诉你，军队总归站在我们局内人中某一个人当中，也是轮不到得奖的人的。然而，我们，也不想成为戈尔巴乔夫，不想成为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
意识形态、历史
你也很清楚，我们之前当家的，封锁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制造了大量假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和我们的统治基础有关。虽然，现在腐败很严重，我也说过，可能会导致亡党。但是，和腐败相比，如果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了历史真相，恐怕人心真的全散了，真的会有大灾难。前些日子让大家不要折腾党史，也就是这个道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时比武力还重要。
这些都是历史出的难题，不是我们想改就能改的。
第二个大问题，现实难题，
民族问题
虽然民族问题，也是有历史原因，但是，我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大难题。学者告诉我们，拉美民主化的历史，多民族的国家多磨难。毕竟，所谓的民族自决权，导致很多民族，一有机会就要独立，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地方，或者是语言文化独特的地方。苏联就是这么解体的。搞政改、民主，一旦他们有这个权，你是选择武力还是坐视。或者一旦选票是僵局，更可能动乱，甚至，恐怖活动会延续到内地，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至今，我们是没想出什么良策。这也是政改不动的原因之一。
民粹和精英
你可以说，这种人为分类的话语，我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说，譬如任志强，他说的话，刺激民间，大多也是大实话，遭世人痛骂，主要不是说话偏激，而是他位处精英，要是一个穷学者，没那么多人痛恨。鉴于现在的官员都已经也收入良好，精英其实和官员+富人可以替换，两者之间恐怕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还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仇官、仇富如此普遍，一旦，搞民主搞成民粹，恐怕，所有搞政改的人，多少是要坐牢的，家产没收，最关键的是，国家将会非常动荡，最后，人数多未必一定力量大，中国仍然会走向普京或者皮诺切特政治，你觉得我们会选择这种危险的道路吗？这样的道路和现在有多少区别呢？我们现在少数人坐在高速公路上，风光旖旎，座椅舒适，你告诉我们，前面是断头路，要通过另一条路才能让整个国家（或许包括我们），平安到达下一站。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毕竟，路的尽头没看到。
体制内的反对派
要知道，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要动别人奶酪的。毛主席说，有人就有左中右。我是中间派。谁都认为自己站在中间，而别人偏了。这其中，有些人保守是因为利益，有些人保守，是认为自己思想正确，后者更要命。利益问题，尚可以妥协，而思想僵化，等于网络上说的脑残，基本上和他是没法说理的。你说，既得利益，加上思想僵化的人，在我们院内，还少吗？贸然政改，没说想改革成功，就是体制内的开明派，都会被一举灭掉。你认为值得吗？
马克斯韦伯说，政治志业的人，需要激情、责任感、判断力。只有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才需要激情，承平时期，稳重是第一位的，听话出活，因此，圈内人几乎无人有激情。至于责任，我认为，我们对国家也是有责任感的，最关键是判断力问题。政改的核心是1，竞争；2，立宪；3,包容性。前面说了第二条难，其实，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是第一条，而根本在第3条。我们这些年代过来的人，说实话，宽容只是对家人的，对政敌都是要秋风扫落叶，谈何宽容呢。恰恰，反对派都是有激情的人，这时代，只有偏激的人才会去搞危险的政治，对不对。我们判断，政改一开始，局面无法掌控，只掌握开始，看不到结局的事，稳重的人不会做。
说了，什么政改都会触动上面三个核心，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老了，不打算折腾了。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体制好不好，要不要改，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反对派自然失去支持，这就瓜熟蒂落。现在，生意红火，显然不是改革的时候。谢国忠说，等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泡沫破了，还要他通知吗。什么是政改开始的时候，无需人预言，大家都会看到。
政改会乱，代价很高
不愿政改，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民主会乱。民主在其故乡，也是打打杀杀出来的，移植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成活的。民国时不就试过了嘛。大多数的人会承认，民主会带来混乱。朝纲解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没有我们，天下不知几人称孤。一乱，不但是官员，人民也会付出代价的。当然，你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代价，什么样的乱。当下的食品，空气、拆迁，交通、拘留所，天天在死人。议会乱，比暗斗强，看法不同，可以交流。然而，国家经不住实验，中国人偏好的是秩序优先，怎么改，最好是中枢不乱。然而，要中枢稳定地该，似乎目前已经不可能了。不如，小车不倒只管推，依我看，这几年，车似乎不会坏。下一站如何，已经与我无关。周立波的清口中早就戏说过我们的前任，这种传统，不妨保留。（博讯编者按：有序政改可能会不乱，或者小乱，不政改肯定要大乱）
你虽然不是一个人才，基本上算个明白人，而且，听说，爱看书，看书不是坏事，就是不要看书谈政治，很危险，所以写封信给你点醒你。我们不想折腾了，我马上到站下车了。你恐怕也不想做赵括，好好滴做你前途无量的律师吧。当然，这封信其实等于写给所有的人，各安天命吧，安吧。
顺颂业祺！
知名不具（你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