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圣经•加拉太书》5章1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成公十三年》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


摘要

本文旨在论述非暴力行动在中国得以展开的精神和政治背景。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中国专制者的统治策略，明确提出文攻与武卫结合的心理战是当局统治术的核心所在，这也是非暴力行动所要面对的精神和政治现实。在第二部分，作者的主要见解是，专制统治对心灵的压抑让传统中国无法走出暴力的陷阱，并指出，我们只有借着心灵的解放才能走出中共用鲜血筑起的红色暴政。最后，本文提出，自由的心灵为非暴力行动提供了持久和永恒的力量，是非暴力行动得以战胜暴力统治的精神动力，而这样的非暴力行动也必将为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奠下一块块坚实的基石。简言之，本文的潜在线索是“心灵”：第一部分着重探讨极权统治当局的心理战手段；第二部分则集中讨论受压制的心灵得到释放的可能；第三部分则突出了自由的心灵的力量。最后，本文简要分析了非暴力行动对中国民主转型之前途的影响，作为全文的总结。


（四）结论：非暴力抗争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影响

1. 引领政治转型的两种力量

过去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以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国历史表明，中国式的极权统治有其根深蒂固的缺点，无法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共的极权统治当然也不例外。这样生生不息的专制政治中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那就是极权体制统治效能的高低起伏决定着政局的安危。如果极权体制的统治效能高，那么政局就是安定的，反之，如果外敌入侵、内部混乱或其他因素导致体制的统治效能降低，那么政局就可能是动荡的，甚至会带来改朝换代的大变化。但这种政治大变化也仅仅是政权的更迭，而非政体的更迭，变化的只是权力的主体，而非权力的体制。因王朝统治效能的衰竭而产生的政治变化充其量只是一种被动的过程，其结局要么走向新的专制的统一，要么走向混乱的分裂。由于后一种结局对民众而言更为痛苦，因此，新的统一的专制就成为相对而言不那么痛苦的“次劣”选择。

如果没有更为正面和积极的因素和力量的介入，这样被动的政治变化模式自然就产生不了自由民主体制。清王朝的崩溃或解体没有最终导致新的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巩固和深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显然不在于各个政治领袖人物的雄心、志向、秉性、见识和能力，而在于我们的社会中缺乏有利于共和体制构建和发展的积极因素和力量，这一不幸的事实并不因民初各个政治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而改变。换句话说，清王朝并不是由当时非常强大的积极正面力量推翻的，而毋宁是由于其自身统治效能的极度衰减而瓦解的。笔者以为，过度夸大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积极作用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真正深入地理解中国当下的转型过程和未来的转型前景（笔者这一断言的证据就是，如果他们的力量和作用真有这么大，共和体制早就在中国确立了，也就没有后面百年的纷扰和苦难了）。

可见，极权体制的崩溃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民主体制。这里面的力学原理就是：引致极权体制崩溃的力量本身也是邪恶的，而非正义的。这样的力量只会带来混乱和痛苦，绝不会带来正义与和平。如此一来，民主体制又从何谈起呢？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专制循环和治乱循环的历史可能就是一部“以恶制恶”的历史。暂且放下外部势力的入侵不谈，单是极权体制本身就蕴藏着极大的邪恶能量，而且由于体制压制住了相应的制衡力量，这种能量又有一种自我繁殖和扩张的本能和冲动。当其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反噬作用，严重销蚀极权体制的统治效能（包括祀与戎），最终陷政权（而非体制，更非意识形态）于困境。最终，极权王朝要么被一个比其更有统治效能（也许更邪恶）的专制主体取代，要么因分裂而陷入混乱。在这样的过程中，“邪恶”的基因一直被遗产下来，或者依附于新的极权王朝，或者在分裂混乱的局面中掀起阵阵恶浪。

以恶制恶的故事可能也很“精彩”，但结局总是让人很无奈。邪恶力量的互搏也能产生“英雄”，也能创造“历史”，也能带来“政治变局”。但这种“英雄”、“历史”与“政治变局”与民何益呢？与正义何干呢？（中国人的政治冷漠感和恐惧感与看多了这种以恶制恶的故事有莫大的干系。）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是到了转变故事情节和角色的时候了！正义的力量该出场了！“以善止恶”的故事该开始了！否则，中国人的苦难何时是个尽头呢？！

上文已经谈到，现在的中国在没有正义之师的情况下，所能依靠的就只剩下非暴力的正义力量了。非暴力运动基于自由心灵对超越性权利的追求和理性规范下的利益诉求。这些追求和诉求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公民参与和公民运动。这种良善的力量是正面的和积极的，而不是负面的和消极的，因为它不仅在解构极权专制的体系和打击极权专制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在培养积极和健康的力量。在过往的以恶制恶的力学原理中，我们还找不到这样的以善制恶的正面因素。非暴力运动的良善力量也是有自我繁殖和扩充能力的，这是它让当局害怕和担心的原因，当然也是被当局打压的重要原因。但由于非暴力的力量来自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召唤，而非简单偏狭的利益计算，非暴力力量将在当局的持续压制中获得不断成长和壮大的机会，因为其力量的大小几乎完全不受当局的左右，而只取决于人们内心精神生活的长度、宽度、高度和深度。这似乎是关于中国转型之动力的唯一正面的潜在力量。

可见，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推动政治变化的力量：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自由民主体制的话，那种恶的力量可能会有助于摧毁旧有的政治权力机制，这虽然为新的民主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和机会，但这种力量最终却会成为建立民主体制的重大障碍。所以说，以恶制恶只能是历史中的一种不幸事实，它会让历史的发展出现变数，但本身决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因素。中国历史的不幸就在于，恶的力量不仅推动了历史的演变，而且成为历史的主宰和主权者。如果没有正义力量的勃兴，中国将无限期地处于恶的势力的掌管和控制之下。为了摆脱这样的历史困境，我们必须建设和运用尼布尔所说的那种“追求正义的能力”。

2. 非暴力运动与中国政治转型

不用说，中国政治转型的过程和前景取决于善恶两种力量的博弈和较量。对此作出预测最多只能算是一种带有很强主观性的个人判断，并非科学推理和计算的结果。笔者下面的陈述虽然都带有前瞻性，但算不上精心的预测，毋宁只是一些观察和思考后的感想。

第一、极权体制自身的崩溃将提供中国政治转型的契机

目前，民主的必要性在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已基本上成为共识，因此笔者更关心的问题是：民主怎么才是可能的？与此有关的另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的极权专制统治必将崩溃，问题只在于它何时以及以什么方式崩溃。极权体制的崩溃自然会向世人再一次证明，民主是必要的，但却不见得就会导致民主体制的建立，并且还可能会增加中国建立民主体制的难度。

中共以拜物教为基础的统治模式注定是无法长久的。中共的极权统治模式中蕴含着极大的恶势力的潜能，这种潜能在无尽欲望的刺激下会过度膨胀和扩张，当这种邪恶力量的累积超过极权体系所能承受的时候，政权就会开始衰败和崩溃。其崩溃的过程大概将分为两大阶段，分别以经济拜物教和暴力拜物教（分别对应的是发展与维稳的策略）的破产为终局。就经济拜物教而言，其最后的破产必然以其所崇拜的对象“物-财富”的稀缺或者贬值为标志。稀缺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停滞，而贬值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达后国人拜物教精神的退化。民众现在对经济形势（主要表现为高企的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停滞乃至倒退）的普遍不满就是经济拜物教已经日暮穷途的征兆。暴力拜物教的破产将以暴力威慑力度的大幅减弱并终至退场为标志。维稳当局频繁地使用武力，一方面会迫使人们反抗，可能使得当局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暴力手段将不敷使用。另一方面，频繁的暴力本身的边际效应将迅速递减，民众的恐惧感也会逐渐减弱。况且由于经济拜物教的破产和财富激励手段的匮乏，暴力机器本身的离心倾向也会加剧。拜物教的最终破产就意味着当局统治效能的完全丧失，其政权届时肯定就崩溃了。

据笔者的观察，中共的极权统治目前正处于第一崩溃阶段向第二崩溃阶段过渡的过程之中。笔者这一说法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局高高地擎起维稳的大旗，这一策略本身就说明其经济拜物教已经遭遇危机，否则专制者还会装着温情脉脉地许诺各种经济上的好处，而不会显得这样杀气重重。这一转折过程以及后面的第二崩溃阶段持续时间的长短将取决于当局利用其所掌控的财政资源和暴力资源的能力。崩溃拖得越晚，最后总崩溃的强度和烈度就将越为惨烈。崩溃得越早，对中国政治转型的破坏力就越小，但现在的当政者一定会尽力推迟崩溃的到来，事实上会让崩溃的后果变得更为痛苦和严重。邪恶的破坏力量将是无比巨大的。

第二、在体制最终崩溃前，非暴力运动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成长

中国的极权统治会因自己治理效能的丧失而崩溃，却不可能被另外的力量所推翻。这是对中国政治变局的一个基本判断。在此总的判断下，我们可以接着探讨非暴力运动在政治变局中的影响和作用。笔者认为非暴力运动在变局前、相对短暂的变局中，以及变局后有着不尽相同的影响和作用。本部分主要谈变局前的影响和作用，下面的部分会讨论变局中和变局后的影响和作用。

在中国式的极权体制下，追逐私欲是统治集团的长处，追求正义却成了劳苦大众的短板。在官僚治理的效能逐渐衰败的过程中，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在被动地承受，少有主动的承担。而且即便少许的正义力量也会遭遇专政力量的无情打压和摧毁，中国的非暴力运动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不可能成长为能够真正挑战专制当局的力量。当然，这不意味着正义的非暴力力量就不能在专制的环境下发挥作用，但其影响将主要是零星的、分散的、无关大局的。同样，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整天睡大觉，等着哪一天醒来时，以看戏的心情欣赏共产党内部的人是如何自己把自己玩完的。正面的积极力量需要一点一滴的培养，尽管过程很漫长，需要时间、精力耐心，但为了壮大“追求正义的能力”，非暴力运动只能不停地开展各种琐细烦难的工作。“未来的希望在民间”这句话很对，但民间非暴力运动所能提供的希望也只是在未来而已，绝非当下。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圣经•耶利米书》17章9节）在专制统治接近黄昏的时候，本已被毒液所浸透的执政掌权者的内心将更加险恶难测，肯定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毒计来延续统治，顽抗到底。笔者发现，最近当局将基层社区的工作人员纳入维稳体系，又提高士兵的工资待遇，企图让普通民众的子女为他们延续江山出力卖命。这些做法其实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微小的财政代价将本身也受专制伤害的人群诱惑或绑架到维稳机器上。其中的恶毒与阴险不也一目了然么？当局类似的种种恶劣做法是维稳力度增大的不二征兆，这将对非暴力运动构成非常大的阻挠，进一步挤压本就很小的非暴力运动空间。

刘晓波获奖后对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监控和打压可能就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政治局势的预演。当局现在对外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张，对内则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的挑战，为了苟延残喘，必将更高更狠地举起维稳暴力的大棒。民间的非暴力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只能在夹缝中发展壮大了。

第三、非暴力运动如何利用政治转型契机是关键

毫无疑问，中共极权体制的崩溃将提供政治转型的契机。对于很多势力和团体来说，政治转型将是一次“洗牌”的机会，他们希望的结果是自己手中拥有更多的好牌，并不想改变打牌的游戏规则。这样，在政治转型的那一特定的时间段内，将出现一种混战的场面。一方面，原先寄生于极权体制中的各种恶的势力将重新分化组合，它们将为保住已有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而努力，而且它们之间的新仇旧恨将因为没有了居中调解者而更加恶化，彼此之间的争斗会白热化。另一方面，以前被极权体制压制住的各种新的利益集团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它们借着新的权力真空时期，会让压抑已久的利益诉求更为猛烈地迸发出来，不仅与旧有的利益集团形成竞争关系，而且互相之间也可能会发生冲突。

中国专制循环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种纷纭复杂的利益争夺并不能带来自由和民主，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重新分赃的政治过程而已。一国内部的利益争夺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在激烈的进行着，但只有在晚近的世代才产生了宪政民主体制，那也是因为自由的人们有了“追求正义的能力。”为了将这样的转型契机纳入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轨道，非暴力运动必须以一种强有力的面貌介入。

在极权体制崩溃或者接近崩溃时，非暴力运动将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机会。由于维稳体制受到极大的冲击，其对非暴力运动的限制和打压作用将衰微，非暴力运动过去很多年所积累的力量将得到整合和深化。非暴力运动将不仅能够在舆论上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而且在公民运动动员方面也将挖掘出前所未有的潜力和能量。最重要的是，千载难逢的政体转型机会将把许许多多不同的非暴力力量凝聚起来，高度协同地用言论和行动来共同对付专制的利益集团。最后的结果就是，非暴力力量将在短时间内达到顶峰状态，与残余的极权专制势力展开战略性的对抗。

在政治洗牌的过程中，以超越性权利为旨归的非暴力力量追求的是把牌局的游戏规则给更换了。这与前述的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显然不一样。中国政治转型的出路大体上也就取决于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对比。笔者悲观地预言，短期内集结起来的非暴力运动的力量不一定就比各种争权夺利的力量更大。其历史后果也许是，中国的民主体制即便能暂时地建立起来，也将是脆弱的，并且更多地带有利益重新分配的性质，权利保障机制则会显得不足。民主体制的巩固和定型将是非暴力运动接下来的重要任务。

第四、非暴力运动对民主体制巩固和深化的促进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经验充分证明，旧有的既得利益者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会利用新的民主体制所提供的空间和手段不停地制造混乱，并企图复辟或者将民主引向劣质化。中华民国的百年实践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在民国肇兴的年月里，共和体制经过守旧专制力量的几度冲击后在中国大陆走向瓦解和衰败，代之而起的是最糟糕的极权体制。而在本世纪初，虽然中华民国的共和体制最终在台湾开花结果，但新崛起的民进党却很快卷入利益分赃的浑水之中，民主的质量不尽如人意。这就说明，即便有了初步的民主体制架构，非暴力运动也还要一直保持战斗力和警觉性。非暴力运动必须能够时刻凝聚起力量，与各种顽固的旧势力和新兴的坏势力斗争，以维系民主变革的成果，并不断地帮助提升民主体制的品质。

在这方面，中国大陆的非暴力运动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将更为艰巨和繁重。由于政治转型是以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为契机的，民主体制的巩固要克服非常多的阻力和压力。相比于主动变革式的良性政治转型，中国被动的恶性政治转型显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就意味着非暴力运动可能要更为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直到比较稳固的民主体制在中国大陆确立下来。可以说，中国最终是建立起民主体制，还是重蹈专制与分裂循环的旧路，端赖于非暴力运动的能量、韧性和战斗力。中国特殊的转型道路决定了中国的非暴力运动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注定要打一场持久战。

好消息可能是，在现极权政体崩溃之后，很难想象中国再会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帝国政治结构。这至少会让人感到一丝安慰，毕竟，非暴力运动所面对的最坏的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还了。

笔者在本文中所做的只是尽己所能地探讨未来的可能前景。至于将来到底会如何，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结局也取决于他们所做出的回答。

2010年10月27日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