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有一种论调，说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不适合西方民主制度，要想在中国建立西方民主制度，除非中国人的素质得到普遍提高，但是提高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是非常困难的，至少也要几百年的时间，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是几百年以后的事。
毫无疑问这是共产党放出来维稳的谬论，目的是要中国人民认可它的独裁统治，这种谬论似是而非，在现实中的确迷惑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为了唤醒被共产党迷惑的中国民众，使更多的中国人加入到民主运动的进步队伍中来，作为一个追求民主的理论研究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共产党的歪理邪说进行彻底的批判。
众所周知，民主是一种以军队国家化，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权制衡，即所谓“三权分立”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建立这样的政治制度的条件有二个：一是国内民族的融合程度，如果国内各民族融合程度低，互相敌对，并且在民族构成上没有主体民族，存在二个或者二个以上人数相差不多的民族，这样的国家就很难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前南斯拉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目前正发生着种族冲突的非洲国家也是这样的国家。二是人类智慧必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过去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每个国家都曾发生过许多政权更替的大变动，可是却没有一个国家朝着民主制度的方向发展，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人类的智慧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正确认识权力本质的高度，总是固守着“君权神授”这样一种陈旧落后的观念，所以政权的更替只能在改朝换代的轨迹上重复。洛克、孟德斯鸠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开创的民主政治理论，像黑暗夜空的闪电照亮了人类，从此人类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民主政治思想，是人类智慧的一个巨大成就，因为有了 她，人类在出现政权更迭的时候有了一种全新的选择。
民主制度并不神奇，她无非是调整人与人权利关系的一种管理模式。有人可能要问，封建社会维系了几千年，即使改朝换代人们也还是继续选择独裁制度，难道不能说明独裁制度在调整人们权利关系方面也是行之有效的吗？我的回答是：独裁制度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唯一的制度模式，并不是因为它行之有效，而是因为那时人类的智慧还很低，还没有达到认识民主制度的高度，人类接受独裁制度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虽然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城邦也试行过民主，可是那时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很不成熟，他们的民主不是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奴隶的广泛存在说明他们的民族融合程度很低，广大的奴隶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即使在平民和贵族之间，政治权利也是不平等的。他们不知道“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军队没有国家化，军人干政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样的民主制度是不会稳定的。古希腊城邦民主失败后，人类就只剩下独裁制度这一条路可以走了。独裁制度是一种僵化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属于某些特权阶级，对于政教合一的国家来说政治权力属于教士，对于世俗国家来说政治权力属于贵族，对于一党专制的国家来说政治权力属于独裁政党。这些特权阶级脱离社会，不了解社会底层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需要，因此他们制定的法律总是残缺不全，只会围着自己的利益转。封建社会在独裁制度这种落后的管理模式下，之所以能够勉强维持社会秩序，是因为那时的人类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市场经济不发达，人们的活动半径非常小，社会成员的交往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国家法律残缺不全，人与人的利益冲突也可以依靠乡规民约来调整，乡规民约弥补了国家法律的缺漏，这样，就使得封建社会勉强维持了下来。由此可见，并不是独裁制度这种管理模式具有调整社会利益冲突的功能。
随着一国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中央集权也出现了日益强化的趋势，国家试图用法律来调整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乡规民约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地方乡绅和宗族族长失去了司法的权力。然而，独裁制度的僵化并不会因为交通和通讯的进步而得到本质的改变，以统治者利益为出发点而制定的不合理的法律（比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革命罪等）长期得不到废除，社会底层劳动人民迫切需要的法律（比如控告贪官污吏的诉讼权、惩罚滥用职权的警察、勒令政府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法律等）长期得不到立法者的重视，使得国家法律与社会需要出现严重的脱节，这就显示出独裁制度在调整社会利益冲突上的无能为力。因为独裁制度在调整社会利益冲突上的这种无能，使得它面对城市化的社会束手无策。如果说在农业社会独裁制度还可以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城市化的社会背景下，剧烈的社会利益冲突是它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坎。如今，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50%，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在这个城市化率的时候，被剧烈的社会冲突逼着改变政治制度的，难道中国共产党就可以独善其身？
由此可见，民主制度与普通老百姓的素质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绝不能因为中国人的素质低，就认为中国不适合推行民主制度。什么是素质？素质是指人类优秀的精神内涵在个体身上的表现。人类优秀的精神内涵主要包括文化修养和道德自律两个方面。不可否认，今天中国人的素质确实很低，在文化方面，大多数人搞不清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区别；在道德方面，懦弱、冷漠、残忍、狡猾、不守信用、没有社会责任感。正是这些低劣的品质，构成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个体素质，说中国人素质低，绝对没有半点冤枉，已故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就称中国人为“丑陋的中国人”！
但是，笔者认为，中国人的这种低素质不是先天遗传的，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造成的！独裁制度是因，低素质是果，而不能因果倒置。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习惯是环境造就的，不同的环境会造就不同的习惯。长期坐牢以后刚刚恢复自由的人，会习惯性地见人就弯腰，嘴里继续喊着“报告政府”。在农村生活的人，高声喧哗、随地吐痰、不愿意排队，这些是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农村旷野开阔，说话的人经常需要提高嗓门高声叫喊对方才能听见，房前屋后杂草丛生，随地吐痰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不明显，公共事务极其稀少培养不出排队的习惯。希望农村人刚到城市就知道乘电梯、遵守交通规则是不切实际的，要想让农村人养成城市人的生活习惯就必须让他们到城市来生活，而且只要他们来到城市生活就一定会养成城市人的生活习惯。人的素质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就像人的习惯与生活环境的关系一样，在独裁制度中生活的人，不可能养成民主制度下生活的公民所具有的那些高尚的素质。只有改变生活环境才能改变人的习惯，同样，只有改变政治制度，才能改变人的素质，而且，只要改变了政治制度，人的素质就一定会发生改变，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民主国家的中国人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说中国人素质低就不适合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话，那么，请问今天数百万在英美民主国家定居的中国人又是怎么适应的呢？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你承认文化修养是素质的一个方面，承认大多数中国人现在还分不清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区别，这不正好说明了中国人的素质太低，还不适合民主制度吗？”对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人不了解西方民主政治的原因。我们必须指出，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基本的政治理论素养，完全是共产党愚民教育的结果。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是共产党塑造的，是一种独裁的政治环境，这种独裁的政治环境不可能不对中国人的素质发生影响。独裁制度对中国人素质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文化方面的影响。人类体魄不如虎豹、敏捷不如猿猱，上天不如飞鸟、下海不如泥鳅，她之所以能够战胜自然界所有的飞禽走兽，全靠出类拔萃的智慧。有了智慧，人类知道想办法用机器来替代体力劳动；有了智慧，人类也知道用科学的政治制度来调节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共产党为了独占国家的利益，只承认人类在科学技术上的智慧成果，拒不承认人类在政治理论上的智慧成果。在这样的主导思想指引下，整个中国完全沉迷在科学技术的拜物教中，整个社会彻底丧失了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一切都以物质利益为出发点。为了获取和维护物质利益，有权势的人们自觉地团结起来，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他们会团结起来掠夺别人的利益，也会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这种以利益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社会，必然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要化解社会矛盾，本来应该充分发挥全体中国人的智慧，让每一个关心社会的人都畅所欲言，对传统的独裁制度和现代民主制度进行深入的分析理解，凡是对国家和谐有好处的，我们就采用。可是共产党完全不是这种态度，它野蛮地禁止一切有关西方民主的讨论，打击迫害信仰西方民主的人士，利用它把持的国家宣传机器，大肆诬蔑西方民主，欺骗人民，把共产党的独裁制度美化为人类最先进的民主制度。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误解，就是因为受到了共产党的欺骗。只要开放报禁和党禁，在自由舆论的环境下，中国人的政治理论素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真正反对西方民主的人就会成为绝对的少数。另外，政治体制的转型，并不需要所有普通的老百姓都成为政治理论家，都能充分理解西方民主的好处，英国如此、美国如此，中国也必然如此。所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理解了西方民主以后才来推行民主制度，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以上笔者证明了，中国人的文化素质低下，完全是共产党的愚民教育造成的。我们同样可以证明，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低下，也是共产党的独裁制度造成的。有人做过实验，把一只跳蚤放进箱子，如果凭这只跳蚤的能力，它可以轻松地跳出这只箱子，因为跳蚤的弹跳能力很好，可以跳到超过自己身体长度100多倍的高度。实验者在箱子的顶部盖一块玻璃，然后刺激这只跳蚤，受到惊吓的跳蚤想逃出这只箱子，因此使出全身力量往上跳，但是它的头撞到了玻璃，痛苦地掉回箱子底部。几次失败以后，这只跳蚤再也不敢跳到碰头时的高度了，当它再次受到惊吓，它会自觉地减低弹跳的高度，避免碰伤自己的脑袋。在跳蚤习惯了这个弹跳高度以后，实验者把玻璃的位置降低一半，再刺激跳蚤，跳蚤不知道玻璃已经降低了，还是用原来的力量弹跳，结果脑袋又撞到了玻璃，几次失败以后，跳蚤又重新调整自己的弹跳高度，以免碰伤自己的脑袋。就这样，实验者不断降低玻璃的高度，跳蚤也不断调整自己的弹跳力量，最后，即使实验者拿掉玻璃，再去刺激跳蚤，这只跳蚤也不敢再跳了，变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爬蚤”。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的爬蚤，当他们当中某些人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帮助别人伸张正义却遭到打击的时候，当他们当中某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求助法律或者政府失败的时候，当他们当中某些人一次次看到官匪勾结无法无天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法律和政府失去信心，不仅如此，他们的不幸遭遇还会影响很多其他人对社会的看法，使得中国人不断丧失与政府强权和黑恶势力作斗争的勇气。“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就是这种经验的总结，被人类视为美德的“勇敢”这个气质就在中国人身上消失了，懦弱也就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中国人在其它精神内涵方面的堕落，原因皆出于此！这就是独裁制度对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的道德所施加的影响。
可是有的人却反过来，把人的道德说成原因，把国家的政治制度说成结果，这难道不是颠倒是非吗？这方面有一个流行很广的谬论，就是中国人契约精神缺乏论，这种论调认为：“民主是一种契约政治，中国人现在的契约意识还很淡薄，必须依靠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培养出中国人的契约意识，只有等到中国人普遍具有了契约意识，才可能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说这种话的人不知道，独裁政治何尝不是一种契约政治？在争夺国家统治权的战争中，战败者承认战胜者的统治权，战胜者承认战败者的生命权，这不就是一种契约吗？契约精神绝不是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而是法律强迫出来的，市场经济只不过为契约精神提供了一个生存的空间，因为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不需要交换，当然也就不需要契约。但是有了交换，如果没有法律，人们从市场经济能够得到的只能是欺骗，除非人类永远呆在物物贸易的状态下。既然法律是契约精神的基础，那么，我们只要看看独裁政治和民主政治这两种模式，哪一种制度中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就可以知道哪一种政治制度可以培养出人民的契约精神了。毫无疑问，无论是在立法的科学性还是在执法的严肃性上，民主政治都是独裁政治不能望其项背的！共产党的法律不是明文规定，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吗？共产党的法律不是明文规定，未经审判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自由吗？为什么中国人民至今还在因言获罪？为什么中国的警察还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剥夺他人的自由？就算独裁国家的法律是政府一手包办的，这些法律不也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吗？这些法律不也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吗？是谁在破坏契约？是谁没有契约精神？如果有人还指望通过市场经济来培养普通民众的契约精神，难道政府的契约精神也能指望市场经济来培养吗？不，政府的契约精神只能靠民主制度来规范，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抛弃一党专制的独裁制度，政府就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契约精神！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制经济，离开法制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贵经济。当前的中国经济就是权贵经济，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权贵经济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市场经济吗？既然权贵经济不能自然而然的转变成市场经济，又怎么能让中国人的契约精神在市场经济中得到培养呢？把所谓的契约精神当作推行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本质上就是想无限期拖延民主制度的实行，因为契约精神是一个无法量化的抽象名词。主张这个前提条件的人，永远给不出一个具体的指标来指导人们进行操作。
综上所述，实行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是：1.国内民族的充分融合；2.人类智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其它一切前提条件都是虚假的，把中国人的素质当作实行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因为不可能给出具体的指标来供人们操作－比如，小偷人数减少到多少？见义勇为者增加到多少？合同违约率减少到多少？等等，因此这种论调是无意义的，素质论的主张者，其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梁启超先生早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就宣告，汉族和满族的融合，完成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任务。虽然目前中国还存在着一些民族矛盾，但因为中国存在一个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社会稳定是得天独厚的，不会因为推行民主政治而发生动乱。另外，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智慧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在这些先贤们的思想上不断完善的现代西方民主理论是一个科学的权力制衡理论，凡是有权力的地方就必须按照这个理论来进行设计，否则国家就会永无宁日。在城市化日益扩大的现实背景下，今天中国出现的社会矛盾，都是落后的国家管理制度与社会成员流动性不断加速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要有效化解这些矛盾，非改变这种落后的国家管理制度不可。
如果笼统地说中国人的素质低下影响了民主制度在中国的推行是错误的，那么，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素质低下应该对中国的民主化停滞不前负责就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们有充分的自由进行政治理论的学习和思考，没有人可以蒙蔽他们的眼睛，没有人可以对他们实行愚官教育，如果他们的素质还低下到不能分辨民主和独裁属优属劣的程度，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没有人应该对此负责。如果他们认识到了民主优于独裁，却为了共产党的一己私利，置社会和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于不顾，那么他们就是一群不正直的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在独裁制度中，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要么不聪明，要么不正直，聪明、正直和政治局常委三者不可兼得。全国人民真心盼望早日出现既聪明又正直的国家领导人！
《议报》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