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自己一生的才华和热情，献给了这个对他并不热情的国度。”
——王人博
“定宪论政壮怀未酬幸有遗志启万千，剑胆琴心哲人其萎惟留雄文垂今古。”
11月26日清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寒冷的初冬，一轮暖阳挣脱了阴霾的羁绊而跃上了清冽的天空；东礼堂外的两条巨幅挽联，无言地概括着逝者蔡定剑先生一生的志业与遗憾。
9时40分许，焚化炉前，一枚秋叶倏忽间飞入我的怀抱。就在大家忙着把如海的挽联、如山的花圈一一焚化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只小鸟轻盈地飞到了焚化炉的隔板上。它时而跳跃歌唱，时而静默无语；守候了半晌，伴着袅袅的青烟和徐徐的晨风，追随着蔡老师远去的脚步，它融化在了旭日映照下的蓝天中……
是的，蔡老师英年早逝，在他的志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但更多的人会相信，他所从事的宪政志业和所彰显的宪政精神，已化作了不死鸟，穿越时空，长存于前来送别的和不能来送别的人们心中。
送别的人中，有蔡老师的亲人、师友、同事、学生，有法官、检察官、律师、记者，有民间维权人士，有被拆迁户，有乙肝维权者，还有其他说不上来的社会各界。
送别的人有多少？我数不清。我知道的是，我在由队尾逐渐变成队首时回望，还是找不到队尾。在这个寒冷的清晨，不知道有多少人早早起来，冒着刺骨的寒风，在电话里、微博上、地铁中，手捧菊花，呼朋引伴，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送蔡老师最后一程。
11月22日晨，我乘坐的汽车正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盘桓；打开手机，微博上突然传来噩耗：蔡老师已于凌晨3时30分驾鹤西去。这一消息令我一时无语，继而潸然泪下。
不久，专事反渎职侵权的检察官师弟老展和专事法治报道的同行老凯向我询问消息是否属实，在得到确定的信息之后，两个大男人在电话里哭成了泪人。
最担心的这一天，在经历了一年半的跌宕起伏之后，还是真的在这一刻到来了。眼泪的闸门早已打开，奔涌而出的，不只是学生辈对老师英年早逝的哀伤，还有法律人天生对中国宪政前途的忧思……
最早知道蔡老师之名，要追溯到就读法大的2003年春。那是个多灾多难的春天，“SARS”横行，人不敢出；但昌平园里却“其乐融融”：因为有龙卫球、张建伟等年轻老师，自发组织了每日下午与学生们的“草坪沙龙”，大家谈古论今，臧否人物，热议时政，开创了法大历史上短暂而美好的“西南联大时代”。
在当时所谓“胡温新政”的大背景下，某日《南方周末》的主打文章《宪政之路：从尊重宪法开始》，使得这份报纸在法大的昌平园中洛阳纸贵，这当然也成为我们“坐而论道”的主题。其中在全国人大任职的蔡老师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
一个体制内的官员，怎么能在《南方周末》这样一份不为当局所喜的报纸，和被“钦点”开除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刘军宁先生等不为当局所喜的人以及徐显明、王人博、毛寿龙、杜钢建等士林翘楚一起，谈论“宪政”这样一个同样不为当局所喜的话题？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事后不久，再次从龙卫球老师处得知，时年6月，在青岛曾经举行了民间修宪会议，内容可谓“惊险火爆、深得民心”。这一次，蔡老师仍名列其中。从此，我记住了这个颇含英气的名字。
时年冬天，受当时所谓“胡温新政”的影响，北京等地的县区人大代表选举如火如荼，高校中的不少独立竞选人跃跃欲试；法大昌平园也出现了明亮、姚瑶、陈日强等三名独立竞选人，民间参选热潮继1980年之后再次涌动。
竞选过程中，我的学弟们也曾和蔡老师取得联系，并获得了他道义上的首肯与支持。他还提醒同学们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但此时对我来说，蔡老师仍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不久，蔡老师离职全国人大回归学界的消息浮出水面；记得当时蔡老师的具体去向，曾经有两种说法：北大或者法大。稍后，蔡老师加盟法大的消息传来，作为一个学生，内心深处不免有小小的安慰：或许有机会一睹这个“挂五品冠而执教鞭，以在野身而成意见领袖”者的风采了。
果不其然，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大概是在2004年的春天，蔡老师邀请了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联邦检察官柏恩敬到昌平园做讲座。讲座的具体内容早已化作浮云，只记得那是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黑压压的阶梯教室里挤满了旁听者；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蔡老师在介绍柏恩敬时不忘幽默地说：“今天讲座的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他的中国普通话说得比我还地道，下面有请柏恩敬先生……”这就是蔡老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半年后毕业离开法大，但和蔡老师见面的机会却多起来。在《新京报》评论部的日子，蔡老师是我们的专栏作家，偶尔还会在我主持的《时事访谈》栏目中发表长篇宏论；每每和他在一起，都能感受到他的严谨谦和的翩翩君子之风。
期间我注意到，蔡老师关注的领域，也从反就业歧视、城管暴力执法逐步扩展到财政预算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公民维权、征收变法等利益与社会矛盾冲突的深水区；有时他也会邀请我们到昌平听“宪政大讲堂”系列讲座，参加他主办的反就业歧视的培训与国际会议。
正是在这样的交往中，每次听者都心有所得，并且能在第一时间获得蔡老师的新著，认识更多的新朋友，更是欣喜不少，受益良多。期间也曾了解到，蔡老师不仅对宪政理论的研究造诣颇深，而且在此前仕途中还曾践行这一宪政理论。如此知行合一之人，煌煌华夏，有几人哉？
然而一切都在一年半之前被阴影所遮盖。蔡老师患重病的消息传来时，我更多的是震惊与难以置信：他一直是温和而坚定、理性而真诚，这样的人，怎么会、怎么可能与绝症产生关系？这让他的宪政研究事业，情何以堪？
同样的消息还是从不同渠道陆续传了过来。久而久之，自然就有了去看望蔡老师的想法。但对我这样一个并非严格意义上蔡老师的学生、做记者也和蔡老师并无特别交往的人来说，这样的举动是否冒昧？会不会增加蔡老师的心理负担？会不会影响蔡老师的治疗康复？正是这一无解的难题，使我久难释怀，因此始终未能成行。
但期间并非没有机会见到蔡老师。去年他主办的反就业歧视培训班再次邀请我参加在北京和昆明举办的两期培训。于私，我完全可以借机看望；但于公，我已经参加过这样的培训了，又怎能浪费他反就业歧视的一片苦心？所以最终还是把机会让给了其他同事。不过心中多少还是有些遗憾：错过了为数不多的与他当面讨教的机会：毕竟，这样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最后一次见到蔡老师，是今年10月26至27日在香山举行的“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的所长，他先后致欢迎词、做主题演讲，在会议结束时向与会者赠书并做最后总结。
作为受邀记者，看到蔡老师的那一瞬间，我临时决定对会议做微博直播，近距离记录下他的一言一行，因为内心深处，真的怕错过这一刻就错过永远；期间他几次离场休息，更令我有种隐隐的担忧……
26日中午散会之后，走出会场，蔡老师拉着我的手，语气低沉而和缓：“推动征收变法的立法进程，媒体的作用十分重大，拜托各位媒体的朋友，拜托各位了。”同行的诸位同仁一道点头称是。我注意到，他的手依然温暖而清癯，只是有些绵软……
27日中午，他在他的新著《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上为我题签；半响之后，他准备在另一本《公众参与：欧洲的制度和经验》上题签时，握笔半响，还是放弃了。他低沉地说：“就写这一本吧”。这句话，让我更加忧虑先生的健康，不祥的预感更加沉重……
如今，蔡师言犹在耳，余温尚在，却阴阳相隔，已成永诀；先生未竟至志业，戛然而止，岂不令法律人痛哉如斯……
蔡师之行，国之大殇，亦宪政之大殇。另一位宪政学者王人博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举行的蔡定剑教授追思会上说：“他的离去，不但使我感到万分的悲痛，而且也感到真正孤独。”一语道出法律人的共同心声。
蔡师之行，不只给生者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哀伤，更使法律人产生“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忧虑：“宪政风骨，法治良心”的蔡师已归道山，虚无缥缈的中国宪政又在何处？
“蔡师已乘清风去，宪政犹是不死鸟。”当送别的人群中数不清的年轻面孔不断涌现时，中国的法律人们应该相信，“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先生之子克蒙“选票当纸坟前烧”的梦想，应该得以实现；我们“80后”这代人，再也没有理由，把这一责任推到下一代人身上了。
陈宝成
于送蔡师归来后当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