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改革杂志社首席记者赵岩

几天前，我在台北看五都选举，在给博讯发《中国人搞民主幷不比美国人差》时，忽然发现博讯网上刊发蔡定剑教授突然因癌症去世的消息，我有些不敢相信，与国内的朋友核实消息，朋友告诉我的与博讯消息别无二样。

人生实在是无常的事太多，上帝也时常与人生开玩笑。当中国社会进入大转型之时，恰恰需要向蔡教授这样年富力强，懂得中国应向何处去的、又有良知的中年骨干之人才。上帝不顾中国的大势，生生地把毛麟凤角般的蔡教授请到天堂里去了，实在是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也许天堂也没有宪政，也没有民主，天堂和上帝也需要蔡教授这样的才俊，重新制定天堂的新规，天堂更需要蔡定剑教授。

我与蔡定剑教授相识是在2002年的夏天，（那时的蔡教授在全国人大办公厅工作，当时他是秘书处的要员，也是北大的客座教授。）蔡教授在北大搞《村民组织法》的研讨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中国行政学院的杜刚建教授，民政部的基层政权司的副司长詹成富，北大的湛中乐教授等人，我是参会的记者唯一一个被杜刚建教授推荐可以发言的记者。可是民政部的某官员，因对我策划中国宪政第一人—–刘杰大姐，向国务院行政复议了民政部的不作为，幷直接挑战了违宪的、现行的《社团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时下领导严厉的批评了民政部，回文要求民政部给予答复一事不满，故在会上非常霸气的阻止我的发言，当时杜刚建教授对那位民政部的官员授毫不客气地反驳说：“有些官员自以为自己是学着型的官员，有话语权，就可以不尊重冲在一线的记者，这是北大，不是官府，我希望你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杜刚建教授说完愤然离开会场。那位官员看着主持会议的蔡定剑教授，我也因在北大首次获得发言的机会，虽然不满那位官员的野蛮，但是也不想放过向与会的学者介绍一下，我从1998年下半年后，借《村民组织法》实施贯彻几多年的观察体会。蔡定剑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说：“赵岩是中国用《村民组织法》策划了中国罢免‘村官第一案’事件的记者，也是报道了河北石家庄藁城岗上镇，因罢免村官，中国首起八名农民被判刑的记者，这两篇报道，前一篇发表后，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领导批示：要关注农民在新形势下，用法律维权—–，第二篇再次引起高层关注，XXX大领导在山东特意召开《村民组织法》六省研讨会。他写的中国首起公民用宪法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艰难的起诉》，是中国真正的宪政意义上的第一案—–
蔡教授介绍我以后，我向与会的学者和记者介绍了，各地官员正在用刑法和刑罚对抗《村民组织法的现况，那位民政部的官员听的也满是认真——–

第二次见蔡定剑教授是2003年的春天，那是非典前的事，蔡教授打电话给我：“小赵你把你近几年写的代表作给我送来，我如约去了全国人大办公厅，到了那、蔡教授才告知我：“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李本教授来中国代美国政府考察中国记者，我推荐了你。”我听后很是感动，蔡教授与我非亲非故，这么大的好事他想到的是平水相逢一面之交的我，可见蔡教授的人格有多么的高尚，他让我第二次肃然起敬。李本教授一周后找到我，同我谈的很愉快，幷直接代表美国政府欢迎我去美国访问数月，只是那年不久非典，我被安排的那轮访问计划被取消了。

2003年6月5号，中国改革杂志社接到体改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的通知，指示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温铁军带记者参会，幷采访在北京翠微西里西部乐园举行的宪法修改研讨会。因该会议是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指示：修宪要征求学者的意见。温铁军接到通知后立即招我到办公室，因我是在2002年8月在中共16大没召开之前，就写了《必须用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指导宪法的修改》，我把该文交给了时任综合版，内参版编辑的“笑蜀”（现在南方周末供职）笑蜀二话没说就编上了《改革内参》，到临时代温铁军审稿的副总编史克毅手中也通过了，但是史克毅把已三校的样板电邮给温铁军，温铁军立即发现了问题，幷叫停了该稿。等温铁军从美国、墨西哥考察回来当天开会时，首先批判了我的文章和思想，温说：“我发现，在我们单位有人的错误很严重，他们乘我不在家，大搞自由化，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我希望你们能自己检讨。”我知道温铁军在中央军委时因提“军队国家化”受到过整肃，我不希望因此事史克毅和笑蜀受到连累，但是我也不会轻易向温铁军承认，他所认为的错误纯在于我身上。我回答：“我只是按照你们党的第三代领导的倡导的精神，创造性地说修宪必行——人权和执政党的领导权的合法性等问题，是让你们党认识政治权利没有一劳永逸地——–
事后为了求证自己，我把该文发给了蔡教授，教授看过后说”没有原则任何问题。2002年岁尾《南风窗》和《财经》发表了关于修宪的讨论，温铁军才肯把我的文章在删去三分之二文字后发表在内参上。

-西部乐园的修宪研讨会，因非典只能在房顶举行。到会的有法学泰斗江平、经济学家吴敬琏、宪法专家杜刚剑、李林、李强、蔡定剑、等30多学着。大家就宪法是“大改”还是“小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蔡定剑认为不会大该，顶多是“三个代表”和“人权”两个词入宪。事后证明蔡教授的判断是基本准确。温铁军那天找了个理由，没去会场，他怕秋后算账，他让我代表他去开会后又后悔了，为了不让我发言，他派有杂志社“小特务”之称的某女士，追到西部乐园，幷呈上温铁军不准我发言的“手谕”，那一刻我实在觉得13亿人的中国改革太悲哀了，怎么就选了这么一位学者当中国改革的总编呢？

2009年6月，全国人大的一位代表在北京读博士，她很想听蔡教授的课，我给蔡教授打电话问他何时有课，教授与我已是几年没见过了，我很想念他，他告诉我第二天在北大讲欧洲的国家“参与式民主”。

第二天，北大能装80人的教室进去了100多人，来听讲的有大学的教授，有博士、硕士，本科生，有进修的干部，还有上访者。蔡教授把欧洲几个国家的参与式民主向大家介绍，幷回答了包括上访者的提问。我等到大家问题提的差不多了，走到蔡教授的讲台前与教授握手，蔡教授热情地问我：“小赵你还在《纽约时报》吗？”我一时脱口而出：“教授你看，国内哪家新闻机构敢用我这没玩、没了说真话的记者？”蔡教授点点头：“可也是啊，”

我把那位蔡教授的粉丝介绍给教授，因急着去接女儿，教授希望一起吃个晚饭我也只能谢了。哪成想？这一次见面竟成最后一面的永别！

蔡教授为人善良正直，他临终的话：“宪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身为蔡教授的编外学生，再次借博讯这民主之声的平台，向教授的亲人道一声珍重，也向架鹤西去唤一声：“教授，人间比天堂更需要宪政，如果人有转生，教授请早回。“